1872年1月4日晚7时，托尔斯泰散步来到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克拉破仓县雅克基车站。他看到一群人嘈（cáo）杂地围在铁道附近，便走过去问一位围观者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对方告诉他是一位年轻的妇女卧（wò）轨自杀了。
列夫·托尔斯泰身不由已地拨开人群，亲眼看到了死者那被轧成两段的身体以及血肉模糊的惨象。据知情者说，这个女人名叫安娜·斯捷潘诺夫娜·彼罗戈娃，是托尔斯泰邻近庄园的一位地主皮别可夫的同居者，因为皮别可夫感情转移，看中了他的女家庭教师，彼罗戈娃就愤（fèn）而自杀了。
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极大地震动了列夫·托尔斯泰，他决定让他小说的女主人公也以同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同时还采用了彼罗戈娃的名字——安娜。但小说女主人公的原型绝不是彼罗戈娃，她仅仅是向作家提供了人物的结局。
女主人公的外貌原型是普希金的长女玛丽亚·亚历山大罗芙娜·普希金娜（1832~1919）。普希金娜长得很美，作者在一次舞会上见过她，从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安娜·卡列尼娜》的写作持续了四年之久，于1877年春结束。评论界认为，在艺术成就方面，《安娜·卡列尼娜》高于《战争与和平》，因为作者更熟悉当代的生活。
60年代的《战争与和平》和70年代的《安娜·卡列尼娜》这两部伟大巨著确立了列夫·托尔斯泰的世界第一流作家的地位。可是他从不满足，他认为“生活不是享受，而是一桩十分辛苦的工作”，人活着就要不断奋斗，坚定不移地向新的目标前进。
在写作《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托尔斯泰的家庭已经是一个大家庭，家中有了六个孩子。托尔斯泰常常和孩子们进行远足、爬山、赛跑、游泳，带领他们做体操。晚上，则给孩子们念书和讲故事。他很少给孩子们买玩具，但孩子们都感觉到父亲的爱。母亲索菲亚终日不停地工作着，除了给托尔斯泰抄写稿子，还要教育孩子，做针线，手上还总是抱着一个孩子。
可生活绝不是一帆风顺一帆风顺：比喻非常顺利，毫无挫折。的，悲哀也时时袭（xí）击这个欢乐的家庭。1873年儿子被佳夭折；1874年夏，全家人热爱的姑母达吉亚娜与世长辞；1877年，曾给托尔斯泰很大支持和鼓励的伟大诗人涅克拉索夫又在彼得堡逝世。这接连的打击，使托尔斯泰痛苦不堪。不过，他明白：死，是生物不可避免的终结。他冷静地面对现实说：“尽管有死这个事实，但还是应该不能不活，不能不爱。”
如何才能更好地、更有意义地生活下去呢？
70年代末80年代初，托尔斯泰经历了痛苦的精神危机。在1881年初写的《忏悔忏悔：认识了过去的错误或罪过而感觉痛心。录》中，他谈到了自己精神上的激变。
就是说，托尔斯泰要开始一种新生活：向人民靠近，和他们一起过朴素的劳动生活。他好像突然睁开了眼，再也不愿过舒适、安逸（yì）的生活了。
1881年秋，为了孩子们的升学问题，他们全家迁往莫斯科。在莫斯科的第一个冬天，他就碰到了为期三天的人口调查。他选择了莫斯科的一个最贫困的地区——希特罗地居民区进行调查。他看到饥饿、肮脏、衣衫褴（lán）褛（lóu）的贫民在严寒中颤抖，其中还有一些老太婆和憔淬的年轻女人与骨瘦如柴的少年。他们都是为了活命，出来找工作挣钱糊口的。作家虽把自己身上带的钱分给了他们，但这只是杯水车薪杯水车薪：用一杯水去救一车着了火的柴。比喻无济于事。，无济于事。
从贫民区回来，托尔斯泰热泪盈眶（kuànɡ）地喊道：“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不能！”
他在人口调查之后写的一篇文章中说。
“如果莫斯科有成十、成百、成千、成万的人忍饥挨冻，并且因此而死亡，那么，罪过不在他们身上。如果要追查罪人，那就是那些深居在高楼大厦里、出入乘坐华丽马车的人。”
他把自己也放在“罪人”之列。他还说：“过去，奢（shē）侈（chǐ）生活中所有乐事都使我感到欢悦，现在却使我感到痛苦。”他尖锐地指出：“人民之所以挨饿，就是由于我们吃得太饱了。”他呼吁那些骑在别人头上的人要自动爬下来，不要等待别人把他们摔下来跌得粉碎。
他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成了素食者，戒了烟，生活上不用仆人侍候，清早起来收拾屋子、挑水、劈（pī）柴，还学习做鞋。
他购买了做鞋用的工具和皮革，同自己的老师——鞋匠都坐在小矮凳上，两只膝盖紧紧地夹住一只底朝上的靴子，吃力地往新鞋掌上钉木鞋钉。他学得很快，每一次成功都使他兴高采烈。
著名诗人费特还真向这位“鞋匠”订制了一双皮鞋。托尔斯泰亲自把做好的皮鞋送给费特，还收了6个卢布的鞋费。费特为此特开了一个“证明”，“证明皮鞋完全合格，从收到之日起开始穿用”。
有一天，托尔斯泰的侄女婿奥勃连斯基来拜访他。托尔斯泰自夸说：
“您瞧，鞋钉得多好！”他把活儿拿给客人看。
“这有什么难的！”奥勃连斯基半开玩笑地回答。
“那么您试试。”托尔斯泰不服气地说。
“试试就试试。”奥勃连斯基也不服软。
“不过，有个条件，”托尔斯泰兴奋地接着说：“您每钉进一个钉子，我给您1个卢布，如果您钉坏一个钉子，您付10个戈比赔给鞋匠，好不好？”
奥勃连斯基答应条件后，就拿起鞋子、钉子和锤（chuí）子。他一连钉断了八个鞋钉。他不敢再试了，温厚地笑了起来，围观的人也笑了。在人们的笑声中，他掏出80戈比付给了鞋匠。
托尔斯泰还亲自从事田间劳动，兴致兴致：兴趣，即是喜好的情绪。勃勃地耕地、耙地。当时名画家列宾正在雅斯纳亚·波良纳作客。他回忆托尔斯泰犁地的情景时说：
“他毫不停息地干了6个小时，用木犁在黑土地上犁出犁沟，一会儿上坡，一会儿又沿着斜坡缓缓地下到田沟里。他有条不紊有条不紊（wěn）：有条理，有次序，一点不乱。地来回走动，他的那件麻布衫的胸前、肩膀和后背都被汗水浸透了，脸上的汗水则带着黑泥浆顺着眼窝往下淌。雅斯纳亚·波良纳的农民从这里走过，都摘下帽子向伯爵（jué）鞠躬鞠躬（jūɡōnɡ）：弯身行礼。。”
深受感动的列宾画了一幅托尔斯泰耕地的素描，后来又根据素描画了一幅画《托尔斯泰在耕地》。这幅画被珍贵地保留了下来，流传很广。
在日积月累的辛勤劳动中，托尔斯泰和雅斯纳亚·波良纳的农民相处得越来越亲密。
1884年夏，雅斯纳亚·波良纳发生了火灾。火势蔓（màn）延了20户人家。托尔斯泰从一开始就参加救火，一直坚持到凌晨四时才把火熄灭。对无家可归的农民，托尔斯泰无偿提供了大量木料。他还亲自为寡（ɡuǎ）妇阿尼西亚家修房、割（ɡē）草。有一天他为她家运草时被大车碰坏了腿，伤口溃（kuì）烂化脓（nónɡ）、发高烧，有十多天不能起床，三个月后才恢复健康。
由于思想感情的变化，托尔斯泰本人和家庭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和妻子谈话常引起“厌恶和不愉快”，和儿子谈话后“十分痛心”。家里人不理解他，他开始产生了离家出走的念头。
托尔斯泰离自己的阶级越远，他周围的人就越觉得他行为古怪。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和莫斯科，人们都在议论托尔斯泰的变化。陀（tuó）思妥耶夫斯基写信给妻子说：
“托尔斯泰快要疯了，可能已经完全疯了！”
其实，托尔斯泰并没有疯。不仅没疯，他觉得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更清醒。他只是厌恶了本阶级的生活，和贵族地主阶级决裂而站在广大守法制的农民的立场上来了。
1887年6月的一天，托尔斯泰的友人、彼得堡区法院著名的检查官和律师阿·费·柯尼到雅斯纳亚·波良纳来作客。他向托尔斯泰讲述法院里审理的一个诉讼诉讼：检察机关、法院以及民事案件中的当事人、刑事案件中的自诉人解决案件时所进行的活动。俗称打官司。案件。被告人罗莎莉·奥尼是个妓女，她被诬告偷了“客人”的一百卢布。当时有一个有钱的贵族在审判时担任陪审员，他认出罗莎莉原来就是几年前被他占有后遗弃了的姑娘。这个贵族受到了良心的谴（qiǎn）责，想营救她并和她结婚，但罗莎莉在狱中染病死去了。托尔斯泰凝神地谛（dì）听着，受到了震（zhèn）动。这件诉讼案就成了新的长篇小说《复活》最初的一颗种子。
这部作品到1899年才最后完成，从构思到成书经过了十多年的时间。创作多次中断，进展十分缓慢。从中可以看到托尔斯泰创作态度的严肃和审（shěn）慎。为《复活》，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花费了多年的心血，从情节的安排到主人公的一切遭遇都经过严格的过滤（lǜ）和筛（shāi）选。作品的开端部分就前后改动了20次。
《复活》不同于《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在这两部作品里，作者力图塑造出贵族阶级中的正面形象，而在《复活》中，他们统统成了被讽刺、被谴（qiǎn）责谴责（zé）：责备；严正申斥。的对象。作品揭示出：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普通平民和老爷们之间的阶级鸿（hónɡ）沟无法填平。
1899年《复活》发表在《田地》杂志上，这是他世界观激变后写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这部用全部心血写出来的书震撼了俄罗斯所有进步人士。著名评论家斯塔索夫发出了惊叹，他说：“整个19世纪还不曾有过像这样的作品。它高于《悲惨世界》，因为这里没有一点幻想的、虚构的、编造的东西，全部是生活本身”，他称《复活》是“一部铁面无情的书！”
1896年7月的一天，托尔斯泰收到美国芝加哥赫（hè）尔救济院的简·亚当斯女士的来信。她表示想来雅斯纳亚·波良纳看望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立即回信，欢迎她的来访。
简·亚当斯出身于一个民主的美国人家庭，她的父亲是美国废奴主义领袖林肯的朋友。简从小受到了民主思想的教育，对贫民充满同情。她曾患病卧床不起达5年之久，病愈后她决定不再结婚，要献身给慈善事业。她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居住在芝加哥的贫民区，以自己微薄的收入为贫民谋福利。她早就十分崇拜托尔斯泰，她喜欢他的著作、学说以及他的为人。
托尔斯泰热情欢迎简·亚当斯女士的到来。已68岁高龄他骑马去车站迎接简，使简深受感动。
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宾主间的交谈是热烈而愉快的。当简·亚当斯谈到芝加哥贫民生活的困苦情况时，托尔斯泰轻轻地牵了牵她那时髦（máo）衣服的薄绸衣襟（jīn），微笑着问道：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亚当斯女士也笑了，她说：
“和我一起工作的朋友们，总喜欢我穿得好一点。”
“你不应该穿得和周围的人不一样！”托尔斯泰善意地坚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