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震之死，拉开了东汉清流运动的序幕。作为读书人与士大夫的杰出代表的杨震，其一生的行为，起到了标杆的作用，影响了后来的知识分子。外戚借助皇帝年少和太后、皇后之威权而把持朝政；皇帝借助宦官消灭外戚，夺回实权。出现了外戚和宦官交替掌权的局面。无论哪一派上台，都是培植个人势力，打击排除异己，然后专擅朝政飞扬跋扈，政治昏暗不堪。
先看外戚势力的庞大，东汉外戚有马氏、邓氏、阎氏、梁氏、窦氏、何氏等。窦氏”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与并时。自祖及孙，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邓氏”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梁氏”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从上举例子不难看出，一旦外戚专权，多年间朝廷官爵禄位则为外戚家族把控。小至官吏任免，大至皇帝的生死存亡也操纵在担任辅政大将军的外戚手里。
再说宦官，皇帝出于自身安危，必须寻找可以依靠的力量。而生于深宫之中，养于妇人之手的小皇帝，所能依靠的且最为亲近的，就是身边的宦官。宦官一般低贱寒微，文化不高，身受宫刑，为人所不齿。一旦宦官帮助皇帝夺回权力，就会借助皇权疯狂的聚敛财富，卖官鬻爵，培植死党，为所欲为。尽管有个别宦官并非是道德败坏的人，偶尔也会主张正义，但是宦官政治的权力来源，就决定其一定是黑暗的。
东汉时代，士大夫秉承儒家教义，与外戚和宦官斗争，掀起长达数十年的清流运动，进而在汉桓帝、汉灵帝时代，引发了两次由宦官挟持皇权，清算清流士大夫的党锢之祸。由杨震我们不难看出，清流士大夫有这样一些特点：
第一，节俭廉洁。东汉时代的多数士大夫，笃信儒家经典，克己复礼，个人操守首先体现在生活节俭和为官廉洁上。如杨震的儿子杨秉，自从担任刺史、二千石官吏开始，计算任职的日子受俸，多出来的分文不取，以廉洁著称。后因宦官陷害免官之后，家中贫困，不得不”并日而食“。这在东汉时代，并非个案。我们在史料中，可以看到不少汉代官吏”计日受俸“、”十日一炊“、”常食干饭茹菜“的例子。有的官员为了显示为官清廉，到任之后，妻、子前来投奔，却”闭门不纳“。故而清流之清，首先体现在节俭和廉洁上。
第二，直言切谏。东汉时代的清流士大夫，多直言敢谏。这种直言敢谏，体现在对于皇帝及政治的批评往往无所顾忌。杨震批评汉安帝时代的政治是”白黑溷淆，清浊同源“；再如，汉顺帝时宁阳县主簿某（史书失载其姓名）为他任职的宁阳县令上疏诉冤，六七年过去了没有回音。主簿乃上书指责皇帝：我是陛下臣子，陛下是我的君父。臣奏章百上，皇帝不管，难道非要逼着我”北诣单于以告怨乎“？（向北到匈奴单于那里去诉苦吗？）汉桓帝时清流领袖太尉陈蕃拒绝签署捕捉党人的命令，并批评汉桓帝”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这样大胆激切的言辞，在皇权独大的专制时代并不多见。
第三，蹈死不顾。清流的特征还有一个，就是不怕死。清流士大夫出于道德理想主义，讲求语言、行为中自然地表达出个性的道德美感和英雄主义。如张良的后人、大司空张皓之子张纲，少明经学。虽为公子，却能厉布衣之节。汉顺帝委纵宦官，张纲慨然叹曰：”秽恶满朝，不能奋身出命扫国家之难，虽生吾不愿也。“顺帝汉安元年（142年），选派八使徇行风俗，其中张纲最年少，官职最微。其他人受命之后，都离开。唯独张纲把车轮埋在洛阳都亭，说：”豺狼当路，安问狐狸！“立即出面弹劾外戚--有跋扈将军之称的梁冀一家，史称”书御，京师震竦“。清流领袖有时明明知道皇帝不会接受意见，却还是顶真的把话都说出来。陈蕃在奏议末尾就说”陛下虽厌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强，敢以死陈“。而汉桓帝果然”览奏愈怒“。
在汉代，清流运动不是某个人的个体行为，而是一种带有集体英雄主义的群体行为。往往越是被外戚与宦官打压、迫害的士大夫，在民间反而更有声望。而清流士大夫们也勇于承担责任，毫不畏惧。在党锢之祸当中逃遁的张俭，一路仓皇流亡，看到大户人家的门庭就上前投靠，所谓”望门投止“。而这些地方士绅之家，莫不尊崇张俭名行，”破家相容“，没有一家举报张俭。
五士大夫最终抛弃皇帝
杨震之死，既开启清流士大夫与宦官集团矛盾的阀门，也是朝廷与士大夫关系撕裂的标志。杨震的枉死，成为士大夫用以标榜士节的标志性事件，血的仇恨已然铸下，就无法淡忘。
汉顺帝初年，宦官中常侍张防利用权势，每请托关系，受取贿赂。司隶校尉虞诩屡次追查张防的案件，多次奏闻之后，仍不见处理。虞诩不胜愤怒，自己到廷尉府投案，并上奏说：过去汉安皇帝任用宦官樊丰等，几乎惹得国家灭亡。现在皇帝您任用张防，张防玩弄威柄，国家之祸又要重来了。我不愿意与张防同朝，现在自首，不要让我重蹈”杨震之迹“，被宦官害死。
此后，顺帝时代京都洛阳多次地震，在相信天人感应的汉代，人们迷信地震是上天对人世现实政治败坏的警示。太尉王龚就认为是宦官张防等专弄国权，意图上奏诛杀张防。而王龚的宗亲，就以杨震行事劝王龚，杨震因与宦官对抗，枉死路边，不能重蹈覆辙。王龚没有杨震那样的勇气，只得罢手。
其实，不但在世人心中，即便是皇帝心里，杨震也是一道坎。杨震曾孙杨奇，汉灵帝时为侍中。汉灵帝一次与杨奇闲谈，问道：”朕何如桓帝？“言下之意，汉灵帝看不上汉桓帝。杨奇回答说：”陛下之于桓帝，亦犹虞舜比德唐尧。“意思假若汉桓帝是尧，皇帝您就是舜。暗地里是说，汉灵帝您比汉桓帝还不如。汉灵帝听了之后，不悦道：”卿强项，真杨震子孙，死后必复致大鸟矣。“用杨震的典故讽刺杨奇，说杨奇如果死了之后，还是会招来大鸟哭坟。灵帝这番话，同时也是一种威胁的暗示：话不要说得太直，别忘了你祖宗就是因为直言死于非命的。
无论是虞诩以杨震为楷模，要求与宦官彻底了断；王龚以杨震为戒，明哲保身；还是后代皇帝对于杨震的耿耿于怀，都说明杨震之死已经成了汉代政治上的标志性事件，成了士大夫与皇权之间的死结。士大夫要求皇帝彻底清算宦官集团，而皇帝作为统治者，从其自身权力利益出发，不可能也从没有真心想过要彻底抛弃宦官集团。这势必使得统治集团分裂，皇权和士大夫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汉桓帝、汉灵帝时代的两次党锢之祸，实际就是宦官集团和知识分子士大夫集团冲突的总摊牌。顾炎武说”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清流用生命做了最后的抗争。然后，清流运动最终以士大夫受到全面的镇压为结束。
党锢之祸之后，东汉的意识形态也在暗中改换。皇帝由传统的儒家经学，改而培养”鸿都门学“，培养书、画、文学的人才，用新的兴趣转移知识分子的注意力，希望从而彻底抛弃儒家的旧教条，避免政治行为总是受到体制内的士大夫的指责和抵制。但是这一举措并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随着黄巾起义的爆发，朝廷不得不大赦党人，再次利用儒家的士大夫镇压黄巾起义。然而，此时的儒家士大夫因党锢之祸中皇帝与宦官的大开杀戒，早已离心离德：或是自觉地与政治保持距离，表现出民间士人与皇权的分裂，如郑玄、何休等人；或是走出纲常，不再与皇权合作，放弃对汉朝的忠心，如张焕与袁绍；也有从清流中走来的人物，始终无法割舍心中的道德理想，如傅燮、皇甫嵩等，甚至于曹操--抵死都不愿走出”篡汉“那最后一步。
总之，经历了黄巾起义，群雄纷争，公元220年东汉灭亡。东汉灭亡之后是三国分裂的到来……然而东汉的灭亡，似乎在公元124年，杨震之死，已然注定。
作者简介：武黎嵩，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学系讲师。参与编著《圣贤讲和》《家谱中的名人身影：家谱丛考》等。主持南京大学校友口述历史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