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较早的诗人还有应试出仕诗人宋琬和施闰章，有“南施北宋”之称。宋琬诗多有感伤忧患之作，诗风磊落雄健。施闰章诗现实性比宋琬为强，诗风气象浑厚，真挚沉痛。
这一时期的诗人，以王士祯最负盛名。王士祯论诗以神韵为宗，诗作大多脱离现实，缺乏社会内容，风格含蓄、冲和、淡远，艺术上有新的特色；但过于典雅，流为空调，适应了清王朝粉饰太平、点缀升平的需要。
继王士祯之后以诗名者，还有查慎行和赵执信。查慎行早年诗作多记行旅，对民间疾苦有所反映。诗以白描见长，用笔劲炼，不尚藻丽。赵执信论诗与王士祯意见不合，作《谈龙录》，对“神韵说”表示不满。主张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以言志为主。诗风清新峭拔，但蕴藉不足。
清中叶诗人沈德潜，提倡“温柔敦厚”的诗教，主“格调说”，效法汉魏盛唐。其诗多为歌功颂德之语，部分诗作反映了一定现实。他的诗选如《唐诗别裁》、《古诗源》等，流传颇广。厉鹗为浙西诗派领袖，风格清秀恬淡，曾主持江南江北诗坛数十年。号称诗、书、画“三绝”的郑燮，许多诗篇同情人民疾苦，反映社会黑暗，吐露襟怀性情，清新流畅，自成一派。
号称“乾隆三大家”的袁枚、赵翼和蒋士铨，诗论、诗作出现新气象。袁枚倡导“性灵”说，论诗主张抒写性情，对当时的拟古主义与形式主义诗风，起了很大的冲击作用。其诗多抒发个人的闲情逸致或叹古讽今，富于情趣，清新灵巧。赵翼诗论主张与袁枚接近，诗风清晰明畅，较有特色。蒋士铨诗多直抒胸臆，风格直扑，功力不及袁、赵。
另有黄景仁诗，注重意境，情调感伤低沉、极富感染力。翁方纲倡“肌理”说，主张义理与文词结合，其诗多为“学问诗”。张问陶主张诗中有“真我”，反对模拟，颇受袁枚赞赏。
乾嘉时代，诗人黎简、舒位、王昙、彭兆荪等力图独辟蹊径，摆脱拟古主义的束缚，代表着诗坛风尚的转变。但后期诗歌总体上趋于衰落。
清代词
清代词人甚多，词学呈现复兴气象。清初诗人王夫之、屈大均、龚鼎孳、宋琬、彭孙遹、尤侗、余怀、曹贞吉等都有词集。较有成就的词人有朱彝尊、陈维崧、纳兰性德等。
朱彝尊主持诗坛达50年之久。论词主张“淳雅”、“清空”，开创浙西词派。词学姜夔、张炎，多在字句声律上用功夫，细致绵密，圆转嘹亮。不少作品精工隽永，清新秀丽，有较高的艺术成就。但一味追求清空淳雅，词的内容渐趋空虚、狭窄。
陈维崧填词1600余首，用词调400多种，与朱彝尊齐名。其词多感旧怀古，抒写家国兴亡之感；一些描写人民苦难的作品，沉痛动人。风格接近苏轼、辛弃疾，气魄宏大，豪放遒劲，为清词阳羡派代表。
纳兰性德主张诗须有才学，词须有比兴，反对模仿。善以白描手法直抒胸臆，自然流丽，风格颇近李煜。内容多写离愁别恨，哀婉凄怆，真挚深沉。与他风格相近的作家有佟世南、顾贞观等。
诗人能词者，有吴伟业、王士祯等。他们对于乾嘉时代的作家作品都有影响。
清代后期，以张惠言和周济为代表的常州词派盛极一时。
张惠言有感于浙西词派题材狭窄而力挽此风，提出“比兴寄托”的主张，强调作词要意在笔先，感物而发；缘情造端，情感蕴藉，反对无病呻吟之作。他的理论对清代和近代词的发展，起了推进作用。其词作风格厚重，深婉沉挚，咏物写景多有寄托。但由于以个人的生活和感受为主要内容，仍然缺少深广的社会意义，这种情况到鸦片战争之后才有改变。
清代文
清初散文家，一部分属于学问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他们都是具有进步思想和民族意识的作家。他们的文章批判封建弊政，反抗民族压迫，具有民主倾向。
黄宗羲主张言之有物，反对空洞模拟，文章直抒胸臆，不事雕琢，往往写得纵横恣肆，雄浑质朴；顾炎武主张“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人书》），其文淳朴自然，生动感人；王夫之强调社会性、现实性，文章感情洋溢，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他们治学谨严，言之有物，立论卓越，对于转变明末空疏的学风，有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的文人之文，以侯方域、魏禧、汪琬为代表，称“清初三大家”。侯方域以才气见长，文章学韩愈、欧阳修，驰骋纵横，富有气势。魏禧认为“文所以可传，中必有物”，文章以见识议论为主，凌厉雄杰，感慨激昂。汪琬主张辞义明了，合乎经旨，为文疏畅条达，简洁明快，但才气不足。另有王猷定、戴名世、邵长蘅等，也都以散文见称。
清中叶的散文以“桐城派”古文影响最大。主要作家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因此得名。
方苞为桐城派创始人，他提出“义法”的主张，“义”指内容，“法”指形式，要求形式为内容服务，内容与形式统一。但“义”的实际内容是与清王朝提倡的程、朱理学和封建伦理纲常相联系的，目的是要使传统古文更好地为封建统治服务。对于文章、写作，提出尚简去繁，语言纯正典雅。他的散文文笔简练雅洁，往往在淡泊中寄寓深沉的情感，开了清代古文的新面貌。
刘大櫆认为“神、气、音节者，匠人之能事也”（《论文偶记》），提出“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同上）。所以注重字句的推敲，以形成文章的抑扬顿挫，激昂舒缓，更好地表达思想感情。这种由音节求神气的见解，对散文艺术理论的发展是有贡献的。
姚鼐主张合义理、考据、辞章而为一，并提出要从“格律声色”中求“神理气味”，可看作是对刘大櫆理论之补充。他还提出阳刚、阴柔的风格理论，颇受后人推重。姚鼐的文章简洁平淡，富有情韵。其山水游记清新俊逸，如《登泰山记》等。
属于桐城派或写作倾向相近的作家还有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桐城派一个支流阳湖派，以阳湖人恽敬、张惠言为代表。恽敬的散文受桐城派的影响，但又不满于桐城派古文写作的诸多清规戒律，主张综兼各家之长，建立新的艺术风格，其文较有气势。张惠言学韩愈、欧阳修，好骈文，欲融骈文、散文之长而成一体，文章简洁晓畅。
清中叶的骈文作家有胡天游、杭世骏、洪亮吉和江中等。汪中成就较高，他的骈文“状难写之情，含不尽之意”，感情强烈，有时不免流于伤感，《哀盐船文》为其代表作。
鸦片战争前后，著名散文家如朱琦、龙启瑞、吴敏树、曾国藩等，都受到桐城派的影响。到以龚自珍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的文章出现，才开始了近代散文的新面貌。
清代弹词和鼓词
弹词和鼓词是流行于不同地区的说唱相兼的曲艺形式。前者流行于南方，用三弦、琵琶伴奏，主要说唱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后者主要流行于北方，用鼓和三弦等乐器伴奏，主要说唱铁马金戈的战争故事。
说唱文学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唐代的变文、宋代的陶真、涯词、鼓子词、诸宫调和元代的词话，是说唱文学在各个时代的不同名称。它们都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丰富了我国说唱文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继承前代的艺术传统，明清两代的说唱文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弹词和鼓词为主的各种说唱艺术出现了，同种说唱艺术的不同流派出现了，它们在同一城市中同时演出，艺人们互相竞赛，互相揣摩，为了压倒别人，不仅在演唱方面有不少可贵的创造，而且在作品内容方面也进行了加工和润色，使之更加丰富和生动，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弹词是由宋代的陶真和元代的词话发展起来的。弹词这一名称最早见于田汝成在嘉靖26年（1547年）左右写成的《西湖游览志余》中，原书卷20记杭州8月观潮说：“其时优人百戏：击球、关扑、鱼鼓、弹词，声音鼎沸。”明代弹词见于著录确实可信者有两部：嘉靖间梁辰鱼的《江东廿一史弹词》和明末清初陈忱的《续廿一支弹词》，现均已散佚。今传杨慎《廿一支弹词》较梁著为早，故梁著别标“江东”二字以示区别。但杨慎的十字句与后来弹词中有衬字的十字句不同，它不是弹词，而是元代词话的继续，本名为《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其书传到江南才被易为今名。文人拟作皆在一种文艺流行民间以后，由此可以推知：弹词的风行至迟当在明嘉靖年间。
弹词是由说（说白）、噱（穿插）、弹（伴奏）、唱（唱词）几部组成的。说白部分为散文，唱词部分基本上是七言韵文，有时也略有变化，加上三言的衬句，成为三、三、七或三、三、四的句式。弹词作品大多数是长篇的，一部作品往往要说上几个月，象《安邦志》、《定国志》、《凤凰山》是三部连续的作品共674回，70余册；一般通行的也都在10册以上。弹词中的开篇没有说白，短的只有两韵四句，长的也不过十几韵。主要是起定场作用，把听众的兴趣引向正书上来，正如宋人说话中的入话一样。后来它逐步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嘉庆、道光时，有马如飞者善著开篇，今传有50余篇，其唱腔称为马调，影响很大。弹词开篇直到今天还是最受群众欢迎的曲艺形式之一。在语言上，弹词有“国音”、“土音”之分。国音弹词是用普通话写的，如《安邦志》、《天雨花》、《再生缘》等。土音弹词是用方言写的，或者夹杂有方言的，它以吴音弹词为最多，如《珍珠塔》、《玉蜻蜓》、《义妖传》等。浙江的“南词”、福建的“评话”、广东的“木鱼书”等，都是用各自方言写成的流行于不同地区的土音弹词的异名。
现传弹词作品据胡士莹《弹词宝卷书目》辑录有270多种，其中除少数是鸦片战争以后创作的，大多数是清中叶以前流传下来的。现存弹词作品的数量虽然不少，但它们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却是极狭窄的，绝大多数都是写才子佳人的恋爱故事，只有一小部分作品有比较真实的历史背景，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弹词多在城市演唱，比较更受到妇女的欢迎，因此，她们要求突破封建束缚，改变长期受压迫地位的愿望也就在作品中有所体现。有不少作品出于妇女作家之手，象《天雨花》（陶贞怀作）、《再生缘》（陈端生作前17卷，后3卷由梁德绳续成）、《笔生花》（丘心如作）等皆是。
《天雨花》写作时代较早，据其自序，其书当成于顺治8年以前。作者写出了明末朝政的混乱和阉党的弄权。书中主人公左维明对郑国泰、魏忠贤的斗争，对阉党屠杀东林党人的谴责，都表现了作者对明末现实的批判。但作者又是一个陈腐的封建秩序、封建道德的维护者，她对封建的等级观念、忠孝观念、妇女贞操观念无不大加歌颂，有时竟通过作品主人公的嘴连篇累牍地进行封建说教，对农民起义和起义的领袖，她抱着极端仇视的态度。作者还是一个拙劣的自然主义者，她写左维明与郑魏等人的斗争，苍白无力，常常是稍一接触，即匆匆收场，得不到充分开展。而对左维明的家庭种种生活情况却不厌其烦地津津乐道，使严肃的政治主题淹没在日常生活的琐碎描写中，削弱了主题的鲜明性和形象的战斗意义。
《再生缘》写成于乾隆年间。它是写元代女子孟丽君与皇甫少华经双方父母订婚，后经奸人破坏，几经波折，终于团圆的故事。作品较成功地塑造了孟丽君这样一个压倒须眉的女子形象。在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里，她竟位列三台，和男人一样出入朝廷，议论朝政是非，办理国家大事，并运用自己的才智为国家铲除了叛国通敌的奸党，恢复了忠良的名誉，这些都突出地体现了作者有意为妇女吐气的愿望，也是这部书动人之所在。在艺术上，《再生缘》的情节比较离奇、曲折，作者围绕孟丽君与皇甫少华的婚姻这一主线展开了一系列的矛盾斗争，写得波澜起伏，引人入胜。但由于作者的思想和艺术修养都不高，限制了作品的成就。作品中正面人物形象大都是封建伦理观念的体现者，缺乏理想的光辉。孟丽君虽有超人的智慧和才能，但她最高的理想仍旧是回到家庭去做一个贤妻良母。并对一夫多妻的封建婚姻制度大加宣扬，因而大大损害了这一形象的完美。
《珍珠塔》在以才子佳人爱情为题材的弹词中，是最为江南广大人民所熟悉的一部。书中叙述书生方卿因家贫求助姑母，遭到有钱的姑母的羞辱，表姐陈翠娥同情他，并私下赠给一个珍珠塔。最后方卿中了状元，他装乞人模样，到陈家唱道情，讽刺了姑母。这部弹词在揭露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方面有一定进步意义。由于说唱艺人在演出中不断加工，它在艺术上以描写细致、语言流利生动见长，不少片断今天仍活在舞台上，深为群众所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