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关系如同田园诗一般。从很多方面来说，他们彼此都完美地合适：她爱这个男人本身，同时对他的作品又有最深的鉴赏力；而他敬重她的诗文、她可爱的人格以及她难得的态度，不侵害，不占有，愉悦，尤其是彻底地友善，完全替他着想并站在他的一边。他们之间年龄的差距并不重要，毕加索的心灵跟她一样年轻，而70岁的他仍然能步履矫健地与她一同攀登普罗旺斯的山丘，用同辈的语气跟她谈天说地，告诉她关于麦克斯·杰克卜和阿波林纳的事情，这两个人在他心目中还是那样活生生的。他现在已经摆脱了数年前紧缠着他的有关年龄的恐惧感。
“如果我一直不照镜子的话，我根本不会知道我已经老了。”他说。而目前，他根本不去想自己的年龄，除非一些不祥的话语迫使他想起。有一次珍妮维叶·拉波蒂说再过50年之后，她就可以告诉她孙子关于他的事情，使得他的眼中充满了泪水。当然，“死”这个字眼从没有被提起过。
世界不容许毕加索无止境地与珍妮维叶一同游泳、爬山，也不允许他继续那一系列快乐的风景画作。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法国政府以房屋短缺为借口要征收他在波提街当作贮藏室的老宅，然而实际上是因为他是共产党员。毕加索找他一些有影响力的朋友帮忙，但大战刚结束时期的荣光早已过去，目前所有的人都反对共产党。经过法律上的繁文缛节之后，封条贴上了那宅子的大门。不过，这是1951年8月的事。在此之前，1950年的9月，他还到英国去参加另一次和平会议。
不论毕加索对苏联政策的看法如何，他真正关切的无疑是和平本身。他会毫不迟疑地为此投下自己的名声、影响力、财富以及个人的慰藉。从英国回来后不久，他就开始作一幅命名《高丽的屠杀》的画。右边是一群无名、现代化、戴盔甲的武装行刑队，一个带剑的指挥官正要下令射杀左边的俘虏群，这些俘虏都是裸体的女人，有的怀孕，有的带着小孩子。对这幅画的意见，头脑简单的共产党员批评说图中的杀人者没有标明身份——主题意识不明确；比较了解这幅画是对一切屠杀的抗议而非单一事件的人们则说它的冲击力比起《葛尔尼卡》来差得太远；反对共产党的人们当然宣称它是纯粹的宣传品。毕加索对这些冷淡的反应十分伤心而且困惑。
在自己的家中，争吵总是多于平静，而毕加索变得越来越不安宁，只不过他十分喜爱克劳德和派洛玛，尤其是那个可爱的小女孩派洛玛。1951年的6月里，毕加索还跟弗兰柯丝一同在瓦劳瑞斯。然而不久之后他就回到巴黎，带着珍妮维叶·拉波蒂乘车缓缓南下，到了圣卓别兹。
秋天到来时，这段快乐的日子结束了。毕加索想把他们待过的那幢房子买下来当礼物送给珍妮维叶·拉波蒂，不过她不让毕加索这么做。从他们友谊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发现很难让她接受任何赠予。当她还是一个女学生的时候，就曾经拒绝他送的一张油灯的版画，直到他说：“你为我带来太阳。我也应该送你一些光亮才对。”
拉波蒂回到巴黎，他则与弗兰柯丝度过一个黑暗寒冷的冬天。1952年里，毕加索和珍妮维叶·拉波蒂两人的好朋友艾留阿德死了，毕加索马上赶到巴黎去，行前弗兰柯丝提议要一同去，她说从现在开始她和毕加索应该“时时刻刻待在一起”，同时还威胁如果他不听她的话，她就要“给他点脸色瞧瞧”。
毕加索当然不会听话，一个人到巴黎去了。艾留阿德的死给了他很大地悲哀，葬礼结束之后他也生病了。当他又伤心、又疲倦地回到瓦劳瑞斯时，弗兰柯丝告诉他她没有再留下来的必要了。这是一种解决的办法，但却不是毕加索想要的那种解决方式，因为这意味着他要失去他的孩子们。他问她是不是有了别人，她说没有。但在1953年春天，她一个人到巴黎去的期间，开始跟一个希腊男人有了某种接触。
毕加索低声下气地求弗兰柯丝留下来，这种态度使他的许多朋友都感到惊讶。他的恳求，加上弗兰柯丝的拿不定主意，产生了一些效果，1953年就在一种不稳定的平衡中度过。
这是一段颇悲惨的时期，他无法跟珍妮维叶·拉波蒂取得联系，她因为对艾留阿德的死十分悲伤，已经隐居到乡下去了，而且他几乎已经没有任何的知己在身边了。这段日子里，他对这种情况的反应十分矛盾而激烈，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他突然变得十分活跃，一反过去对那些不是朋友却对他好奇的人们的逃避态度，他现在投入每个人群，身边跟着一大堆闲人，逛遍附近每一个斗牛场和夜总会，尤其是在圣卓别兹一带。他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其实是希望能碰见珍妮维叶·拉波蒂，她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去这些地方。这段时间也是滑稽的化装出现在他脸上的时候。访客们有些觉得有趣，有些觉得尴尬——他们发现接待他们的毕加索脸上挂着红色硬纸板的假鼻子、假胡子，还戴一顶纸做的帽子。
9月29日弗兰柯丝·姬洛德终于离开了，她是带着孩子们一起走的。她事先已经告诉过他，但由于她做过太多没有实现的威胁，这一次他没有料到她真的会走。她到巴黎后就直接去找她的希腊男人去了。
也许这是一种解脱。几天之后毕加索也到了巴黎，稍早的时候珍妮维叶·拉波蒂已经打破了沉寂，与他通了几封信。这次毕加索一到巴黎就打电报给她，求她来看他。当她来到他的住所，门打开时出现的是女仆爱妮丝，她露出一个欢迎的微笑，悄声说：“弗兰柯丝终于走了。先生太害羞了，不敢打电话给你，要我告诉你……”就在这时，萨巴提斯先走出来欢迎她，然后才是毕加索。
大家在一起进午餐，然后其他人都及时走开了。珍妮维叶告诉他关于她在亚波尼的农庄，然后她问他，可不可以去看看。他说当然可以。她说，她会开车送他去，车子就在门口。他告诉儿子保罗过一会儿来加入他们，然后两个人就出发了。两人已近一年没有见面，他们的关系受到了某种考验。这一路上两人都十分沉默。毕加索想求她来与他共度人生，但却不知该用什么方法说出来，可能因为他不惯于求别人，可能因为他所要说的事对他是那么重要，而且过去弗兰柯丝对他年龄的一再强调也使他失去了自信。
一直到了亚波尼他都没有说出来，晚餐时两人单独在餐厅，他还是没有直接说出，晚上也没有，第二天早上也没有，而他告诉她，他要回瓦劳瑞斯了。
珍妮维叶非常吃惊而且深深感到受到了伤害，她起码希望他能多待一阵子。沟通的困难，害羞的情绪，还有紧张的心情在当时一定相当严重，因为当时保罗在旁边。车子已经发动了，而毕加索终于鼓足了勇气，转头向她说：“你来不来？”她十分伤心，十分困惑，居然心不在焉地说了一句：“先换了床单再说。”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很难明白。这几个字刚出口她的脸就红了起来，但话已经说出了口，不可能再收得回来，而那辆汽车就这样绝尘而去。
毕加索相信自己是受到了拒绝，他默默地接受了这个拒绝，回到了瓦劳瑞斯——那个沉寂且已经没有小孩的家中。
1954年弗兰柯丝把孩子们带来与他们的父亲共度暑假。她跟那个希腊人的情史持续不到3个月，而她现在与毕加索处于一种极端有礼的状态中——毕加索甚至请她为瓦劳瑞斯的一场斗牛赛举行开幕式，这场斗牛赛是特别为他举行的。不过她很快就离开了。
8月，毕加索的朋友拉瑟米夫妇带着他和孩子到柯留瑞去，他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这里的人口不过两三千，虽然在有斗牛赛时街上挤满了人，却不会有大量观光客来骚扰。没有那些水泥的高楼，到处都是有着粉红色瓦片的古代建筑。老百姓谋生的方式主要是捕鱼和酿酒，而且即使在盛夏时节海滩上仍有足够的空间供给想游泳的人。毕加索几乎天天在这里游泳，游出了海湾后，整个海岸和天然风光、古色古香的房舍城堡以及大大小小的渔船尽收眼底，而这一切又是浸浴在最纯净的太阳光辉中。
他同时还可以欣赏柯留瑞的居民在态度上与别的地方人们的不同。在他自己住的地方，几乎走到哪里都有人对他侧目而视，或直接对他需索；然而在柯留瑞这里，他可以在街上漫步，在酒馆中闲坐或者在海边轻松一下，绝对不会引起丝毫的异样眼光。而且在这里，如果派洛玛自恃身份不凡，想要在海滩上欺负别的小孩子的话，马上就会有粗豪的卡达浪咒骂声让她了解状况。
卡达浪的最明显特质之一就是独立，他们拒绝受到财富、阶级、名声或任何其他事物的压迫，这种一视同仁的态度到了其他国家往往会被视为无礼，然而毕加索却完全地习惯，在这儿他不会被视作一个神圣的怪物。柯留瑞的居民因为他完全没有架子，并且了解他们的语言和处事方式而喜欢他；他喜欢他们则因为他们的傲气还有他们对他从不拐弯抹角。他与他们接触频繁，有时通宵达旦地聊天，使得他在原有的大批朋友之外又加上了许多当地的知交。他们请他去主持一场斗牛，他表现得成功无比，不但一直遵守着严格的西班牙礼仪，而且还对一位表现太差的斗牛士冒出一长串的卡达浪脏话。
暑期结束之后，毕加索回到瓦劳瑞斯，秋天里又到巴黎去参加一个画展。他在巴黎见到了珍妮维叶·拉波蒂，现在要消除他们之间的误会已经太迟了，但见面时还是充满了情感：他很高兴知道她的诗选获得了成功，那是6月中出版的《幽冥骑士》，里面有7幅毕加索作的插图。
秋天里，毕加索也见到了弗兰柯丝·姬洛德，他们马上发生了激烈地争吵。几个月之后，当她去告诉他说她要嫁给一个叫赛蒙的男人时，他们又吵了一次。争吵的真正原因是为了瓦劳瑞斯的别墅，当初毕加索买下这幢房子时用的是她的名义，而现在她有意据为己有，但这房子已是毕加索完全习惯的住处。在两次争吵之间有段时间他的作品产量极少，部分是因为朋友们，他们在长期见不到毕加索之后，现在都蜂拥着来看他。此外，还有许多陌生人及记者们，都渴望了解他的私生活。同时他在巴黎的名声已经大到让他不舒服的程度，他甚至不能在住处附近平静地走动。如果他走人一群正在看热闹的人，人们马上会把视线转到他身上，他自己变成了热闹。此外在1954年的11月初，马蒂斯在长期卧病之后死去了，这件事使毕加索感到极深地伤痛。当别人要他为这件事发表意见时他说：“既然马蒂斯已经去了，就没有任何可说的了。”
1955年2月底，奥尔佳在坎内的一家医院中死去。她长期以来就受着癌症以及局部瘫痪的折磨。毕加索与她从未完全失去联系——她的照片可在他的住所中看到，而他一辈子都戴着她的戒指。现在他回到南方，办理了她的丧事。
他并没有再度在瓦劳瑞斯安顿下来。很明显那里的房子已经不属于他了，虽然他很不喜欢改变生活，他还是另外找了一幢更大的房子。这幢房屋位于坎内郊外的一个富有的别墅区，称为卡里福尼。这个房子虽气派，造型却缺乏美感，不过里面有广大的空间，而且充满光线，外面还有个小花园。这花园看来有点像市立公园，不过起码可以防止不速之客的侵入。
他很快就把底层改成画室，把他所有画具杂物全都搬进来，在周遭堆出了他熟悉的乱七八糟的摆设。在接下来的一次旅行归来之后，他就不再到卡达浪地区去，从此定居在卡里福尼作画。
毕加索在卡里福尼高大、明亮的房间里工作的情况很好，然而1955年却不是他多产的一年，原因是他把许多时间和更多的精力投在乔治·克罗索制作的影片《毕加索的奥秘》上。这并不是第一部关于毕加索的电影，然而却是到当时为止最具雄心、全部彩色的长片。克罗索觉得在尼斯拍这部片子最为合适，尤其是在夏天，强力电灯的高热加上太阳本身的热力可以让任何人退缩，然而毕加索喜欢新技术，他的热心程度最起码跟克罗索是不相上下的。
有时他在像火炉一样的影片工作间里作画，有时就在露天的安提比斯近旁海滩上，坐在画架前，每隔几秒钟就站起来一次，让摄影机拍下刚才的几笔。在导演、摄影师、技师和旁观者这一大群人之间，频频受到打断的情况下，他却从未失去他的专注。他坐在那儿，棕色的身体满是汗水而闪闪发光，明亮的眼睛盯视着画布，他的手就在上面挥洒出完美的线条。他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有时每天要工作12~14个小时，画出一幅幅的斗牛、静物、裸女、拼贴与素描。
从事电影的人们喜欢在工作完后成群结队地逛遍每一家酒吧，毕加索不能抗拒这种诱惑。他以74岁的年纪白天作画，晚上玩乐，身边围着一大批与电影有关的人员。除了电影圈的这些人之外，还有许多闯入卡里福尼的人，他们之中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西班牙人，有的是画家，还有的只不过想来见见毕加索。有些人要求友谊，有些人要求金钱，而一旦他们进入了房间，毕加索就不能允许自己赶他们出去。就这样夜以继日，他像20岁的人一样透支自己的体力，直到影片终于完成，所有的人都回到了巴黎。这时，稍稍平静的秋天到来了。
10月，毕加索到了巴黎，在那儿见到了珍妮维叶·拉波蒂，她给他看她出版的第二本诗集，其中有柯克多作的插图。柯克多是她的新朋友，其吸引力使她几乎看不出他和毕加索有任何程度的不同。毕加索表现出明显地嫉妒和不满，不过他们这次会面仍然相当愉快。她拿出另外一些诗给他看，他专心地读过之后称赞她的努力，然后说以后要为她下一本书作插图。
1956年的夏天照例有大量的朋友涌向南方，珍妮维叶·拉波蒂是其中之一。他热切地问她是不是一个人来的，当她说是时，他表现得很高兴，然而此后他们的谈话就很少。他们之间直接的沟通，甚至他们彼此真正的了解，都随着沉寂消逝了。这段关系，也许是毕加索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已行将不存在。现在的毕加索，依稀还可认出20年或30年，甚至40年前的那个毕加索，而眼前的《幽冥骑士》的作者，与1944年为毕加索写文章的那个女学生已经少有相似之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