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曾说过他的作品就是他的日记，因此这时候在他画中开始出现的怪物实在有其重要的意义。最早的一幅怪物就是1927年1月的《睡在摇椅上的女人》，一个怪诞扭曲的人形，她猪鼻状的脸孔向后仰，她满是牙齿的嘴张得极大，可能正在打鼾，而这女人的身躯仿佛是一个带着残酷死亡陷阱的变形虫，而整个轮廓则是一圈强硬的线条，就像是染过色的玻璃切片连接而成。
1927年的夏天，他是在坎内度过的，这段期间仍然画了几幅怪物女人，包括一幅怀有惊人恶意的《坐着的女人》；但是也有一些对往日快乐的追忆。一幅几乎纯属合成立体主义的《画室》，上面那位画家的笔停在半空，正凝视着一张红桌子上的水果盘和白色石雕。
为了取悦甚或安抚他的妻子，毕加索到狄那度1928年的夏日假期。他在此地画的一些海滩风景——裸着的人们玩着一个球，居然有些愉悦的感觉，而用色确实也相当轻快；但有些人仍发现这些扭曲的三角形躯干，小小的头，平板如桨的四肢给人很大的压迫感。
麦克斯·杰克卜回到了巴黎，他和毕加索的友谊一如往昔，不过他们两人现在的生活世界却鲜少重合。毕加索的那个世界毫不快乐。他可能是全欧洲最知名的画家，工作很勤奋，然而他却以渴慕的心情回顾在“洗衣船”的日子。要是说艺术是内在冲突产物的话，这几年来毕加索必定是极不快乐的，因为这是他作品产量最多的时期。工作对毕加索来说不但是必要的，而且还是他最可靠的避难所。
在狄那期间，毕加索开始计划着做一些纪念雕像，这将是一些巨大的构筑艺术。他画了许多草图，上面的大型人像看来似乎是用骨头做成的。有人说他在这时的绘画和雕刻都进入了“骨骼期”。不过在秋天回到巴黎之后，他并没有真正着手去实行这一计划，因为如此大的人像，例如一个30英尺高的女人头像，不是任何私人所能负担的，即使毕加索这么有钱的人也没办法。在有关当局方面，由于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正快速地传往欧洲，因此也不能资助他。
这些纪念像虽然未能真的巍然矗立，却经由另一种媒介实现了，因为雕刻的感觉已开始进入毕加索的绘画中。1929年的夏天接近时，怪物和骨骼人形结合为一，形成了毕加索最骇人也最动人的画作之一《坐在海滨的女人》。她的身体看来好像是用光滑如骨骼的白木做成，而她脊椎骨的关节历历可见。她侧坐在沙滩上，手连在一个弯起的膝盖上，一只紧张的手臂与地平线平行，起皱的手肘是唯一有血有肉的暗示。她的另一条腿叠放在下方。她并没有真正的躯干，她的胸部，一个单一的斜面，向着海洋突出，而腹部并不存在。从她的砧骨伸出一个突起，连接她的头部和那支离而又相连的身体。在这个头部上，鼻子呈有些尖锐的三角形，还有两个无色的昆虫眼睛，脸的极大部分却被颚所占据，这颚是向两旁移动的，跟昆虫一样，令人联想到螳螂，那致命的猎食者。
这怪物背着纯净的海洋与天空，以一种奇怪而可怖的优雅的姿势坐着。她支离的身体的各个小片都优美地投射了海与天的蓝色以及沙滩的颜色，那些放松而光滑的平面本身带有一种冷静，而不受到上方吓人的颚的干扰。她并不邪恶，只是天性饕餮无厌。这幅图既平静而又极端猛烈：平静是因为那些阳光照耀的有色平面，猛烈则是为了那潜伏的威胁。
作为一个画家，毕加索一定对自己的这幅作品深感满意；身为一个男人，他一定看到了那颚正大大地张着，该是逃跑的时候了！
七、心灵的磨难
毕加索对自己的私生活极端保密，许多他最亲近的朋友在多年以后都还不知道玛丽·塞瑞丝这个人，我们只能从一些人的记载中得知她完全不计利害、从不需索，而且重感情。从毕加索为她作的画像上看来，她还是十分美丽的。他们相识的年代日期并不清楚，不过很可能是在1931年，她20岁而他正是50岁时，巧合使他们由巴黎的不同地区来到同一地区，并开始了一连串的交往。
1930年时毕加索的一幅画《受难》标示出他不快乐的顶点。这幅作品经由许多艺术家、美术史学家的解释，它的象征被详细地分析过，简单地说来，这是一次基本上带有宗教性质的深情呼喊，同时也是关于死亡、痛苦和牺牲的叙述。画中的每一个人物，包括基督、盗贼、兵士等等，都有着不同性质的扭曲，每一种扭曲都非常极端，并与毕加索某一时期的作品有所关联，它们可被视为他每一种变形的总归纳。虽然包含了这么多不同的格式，但整幅画仍有着整体的感觉，这整体性来自其中的强烈情感。
《受难》是他整个不快乐的表征，而毕加索在1930年到1931年间又画了许多其他思绪大致相同的作品。他受到折磨而几乎绝望，但却从来不被击倒，总是有着强烈地抗议。
毕加索作品中全然的快乐已有好一阵子没有出现了，直到他遇见了玛丽·塞瑞丝。1931年末，他画了一幅雕刻家正在端详一座胸像的画，而这胸像由它典型的鼻子和前额看来就是玛丽·塞瑞丝，这幅画上清楚地标着日期——1931年12月7日。数个星期之后，又出现了一幅她的画像，她睡在一张安乐椅上，穿着一件有蓝色饰带的衣服，这一幅的日期是1932年1月24日。然后在1932年的春天，快乐涌进了毕加索的作品，他以惊人的活力完成了一系列的大油画，大多是裸女，而且全都是同一个女人，形象常常是扭曲着，不过总是极亲切的——一个大而结实的身体，布满感性的曲线，通常沉沉地睡着。这些作品由上面标示的日期来看每隔两三天就有一幅。它们的风格颇为新颖，其中松弛的快乐也是一样的，这种特性在毕加索的作品中并不常见。
如果奥尔佳是一个比较了解或更关心她丈夫作品的妻子的话，她就会知道有什么事在暗中进行，不过她显然不是那种人。最初毕加索似乎决心要过一种双重的生活，尤其能有一阵子这种生活似乎也很不错。
关于玛丽·塞瑞丝，倒有一件事颇为奇怪，那就是毕加索从前就曾想象过她这样一个人，在认识她以前他就画过一些身体和脸孔像她的女孩，现在他更是不厌其烦地画她。不过，他更喜欢用看雕塑的眼光去看她——他对她的头部非常着迷，尤其是对她那古典的前额延伸成轮廓分明的鼻梁的方式。
不过，目前还不是为她作雕像的时候，因为1932年是毕加索在画室之外最忙的一年，除了照顾许多事业之外，他还成了一位地主。他用财产中的一部分买下了博易杰洛普古宅，这是一座17世纪或18世纪的建筑，距巴黎约有四十英里远，比起其他一些古宅可能不算什么，但它有许多附属的建筑，如马厩、空房、一间马车房，足够作为雕刻家的工作间之用，可以容纳仍然在毕加索脑海中的那些巨大雕像。
除了买下这片建筑，他还要为当年夏天在巴黎举行的他个人的大回顾展做准备。此外，他必须抽空监督博易杰洛普的新家安置的情形。这时的毕加索再也不是那个整洁温顺的丈夫，他很快地恢复了吉卜赛式的天性，那些高级的羊毛服装都放着让虫子给蛀了，那些个蝴蝶领结、胸前口袋上的手帕等也都很少看到了，不久以后甚至完全消失了。
毕加索为了他的回顾展投入了许多精力，这一次展览比从前的任何一次都要重要，是他现有成就的一次真实而具有代表性的展示。到目前为止，巴黎所看过的毕加索都是片片段段的。他现在50岁了，声名大多出于人们的传闻，而非奠基于一个稳固的、广泛的赏识。他从各个来源，特别是他自己的收藏中搜集了200件以上的画作，从棺中的卡萨杰玛斯一直到穿衣镜前的玛丽·塞瑞丝，囊括了蓝色、玫瑰、黑人、前立体主义、高度立体主义、合成立体主义、新古典，一直到后立体主义各时期的作品，另外还有一些怪物、《受难》和一些最近的生活记录。他亲自去监督悬挂它们，并把雕刻作品安置在适当的灯光下。他只能做到这一步了，最后的裁决将来自其他的人。
展览由1932年6月15日持续到7月30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次展出奠定了他是20世纪重要画家之一的地位。有些人可能说马蒂斯的声名更为远播，尤其是在美洲，他已略略领先毕加索一些；而布劳格，虽然做得不错，却已经落伍了；至于狄伦则刚刚起步而已。
1933年的夏天，毕加索待在坎内，这段时间里有一张照片上的奥尔佳脸色阴郁，站在好像是一家大餐厅的台阶上。毕加索的画作在质与量上都降低了，这个假期中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几张用超写实手法画的有脚的家具。
毕加索在这一段时间里的工作想必相当难受，除了明显的创作上的困难之外，一个始料未及的事件夺走了他仅有的平静。斐南蒂·奥莉维亚写了她的回忆录，把毕加索的隐私毫不留情地公开。斐南蒂的这本《毕加索与他的朋友们》大致上并不是一本特别令人不快的书，不过它确实把毕加索描述得不怎么样，并且有一些情节展示着他在身体与道德两方面的懦弱。毕加索极端沮丧，他企图阻止这本书的出版，但却是白费力气。这本书对他来说是个残酷的打击，使他在此后十多年都不愿意看到镜中的自己。奥尔佳对这本书的反应想必不会使他更平静，因为她一直有着极强烈的嫉妒心，尤其是对斐南蒂。
到了1933年8月，毕加索再也没办法在坎内待下去了，他搭上汽车，在途中某处接来玛丽·塞瑞丝，由谨慎的司机伯丁驾着驶往巴塞罗那。这是在1931年共和政体成立以来他第一次到西班牙去，可是他似乎对国王被推翻和总统的选出都没有任何反应。政治对他一直没有太大意义，何况在这个节骨眼上一定有很多别的事占去了他的心思。
回到巴黎之后，他在博易杰洛普画了一些以斗牛为背景的作品，这是一些野蛮的图画，上面的野牛、马匹或一个女斗牛士，都可怕而痛苦地死亡了，常常是一片混乱的扭曲肢体、牛、角剑还有身体，这类画作一直持续到1934年。
1934年里，不快乐充斥着他的绘画以及木刻。这年夏天，他画了一幅《马瑞特之死》，上面是一个极端丑恶的长牙女怪物，向着昏迷的玛丽·塞瑞丝冲去，用一把大菜刀刺她，刺的时候还伸出长长的尖舌头。一两天之后又有一幅，画面上的玛丽·塞瑞丝跟一匹斗牛场的马混成一堆，被一头野牛撕裂，野牛身上刺着一把剑。
夏天到了，毕加索再次带着玛丽·塞瑞丝出发，这次他们遍游了西班牙北部。若是别的人，例如高更，很可能就会留在巴塞罗那或其他任何能让自己平静的地方；但毕加索却是个惯性的动物，一个习惯的日常生活方式，不管多么令人不快，对于他的工作是必要的。虽然巴黎意味着混乱、激烈的争吵、不快乐，而且现在已不可能再隐瞒下去了。他还是回到了巴黎。
玛丽·塞瑞丝怀孕了，而在1934年与1935年之间毕加索和奥尔佳的关系也濒临破裂，他开始谈到离婚。毕加索从无离婚的经验，西班牙在共和政府成立以前根本没有这种制度。离婚这件事一般人都知道是很困难、极缓慢，而又昂贵的，并且还得有充分的理由。毕加索看来并没有适当的理由，但仍然提出了诉讼。
当他听取了别人的法律忠告后，他发现自己的情况复杂无比，既然西班牙以前一直没有离婚制度，因而在法国法庭完全了解西班牙当前的状况之前，他也不可能在法国离婚，尤其奥尔佳又强烈地反对这件事情。当他终于发现完全的离婚在此刻是不可能的时候，就开始考虑合法分居。他的律师告诉他分居不只包括人的分开，还包括财产的分配，于是这场纷争达到了新的痛苦高峰。
如果把毕加索的画都算作财产的话，总计起来的确为数颇大。奥尔佳和她的律师当然希望是这样，于是很急切地请来了法院的封条贴在毕加索的画室门外，使他在案子结束之前没法碰到自己的作品。1935年7月，在奥尔佳终于直接与他谈判并离开他之前，他已经遭到了无可估计的精神损失，尤其是整个过程中律师们不断地窥探他，侵入他一向重视的私生活。
最后他的画没有被夺走，但却花去相当大的代价：奥尔佳得到一笔极大的津贴、博易杰洛普的房子，还有保罗的监护权；而毕加索则保留了波提街的寓所以及他的画作。虽然他的个性倔强，虽然他狂怒地反对被迫失去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他却不是奥尔佳和律师的对手。
在这一段漫长而纷乱的可怜日子里，有几件事使他很感安慰。其一是他和玛丽·塞瑞丝的女儿玛丽亚·康赛普琼的出世，他把她叫做玛雅，并且十分疼爱她——她是个最美丽的小女孩；另一件就是他的老朋友萨巴提斯的来访。
萨巴提斯在拉丁美洲做了1/4世纪的报人之后回到了西班牙。毕加索在1935年7月13日写信给他：“房子里只有我一个人。你可以想象到发生了什么事以及还有什么事在等着我。”秋天的时候，毕加索已经经历一部分在等着他的那些事情，再度写信给他，要求他和他的太太到波提街来和自己同住。萨巴提斯和毕加索在1904年于巴塞罗那分别后，却在1935年的巴黎相聚，他们见面的时候，中间那些分离的岁月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般。
当时，毕加索与奥尔佳的案子还没有定下来，各种文件、律师的书信仍然会大量涌来，无休止的争论与无法推卸的见面越来越多。像他这么一个有创造力的人几乎到了穷途末路，1936年里他完全没法作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