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中华国学精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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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子学(1)

子部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

春秋战国是大动荡、大变革、风云变幻的时代,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都处在剧烈而又复杂的社会变革中。不同的阶级与阶层的代表人物,对社会变革发表不同主张,诸子百家应世而出。《汉书·艺文志》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当时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学者们便周游列国,为诸侯出谋划策,到战国时代形成了先秦子学"百家争鸣"的局面。

百家争鸣,风起云涌,逞机使智,星光月灿,在我国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上,写下了万古生辉的篇章。百家争鸣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不可复制的伟大事件,诸子上承夏、商、周三代学术,下开秦、汉、六朝、隋、唐、宋、元、明、清两千多年的思想先河。

春秋时期的大动荡

西周学在官府周人信奉天命,至上神是上帝,亦称"皇天",有福可怀,有威可畏。人受生于天,日命。受天之命以统治天下,日天子。人民疆土乃天子之所有,受白天,亦受自先王,故须敬畏天成,尊法先王,故尊祖敬神,便成为周人祭祀的主要内容。

西周王室的统治思想,通过"颂"与"诰"大军出征图插图图中描绘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激烈的战争场面。画面中各路战车齐发,战旗飘扬,我们仿佛还能听到士兵冲锋喊杀的声音。宣扬,它们成了用来进行崇拜与服从教育的文字。由下而上的崇拜叫做"颂",颂是后王歌颂先王的乐诗。诰即教训,自上而下的谕诫叫做"诰"。周颂用于禋祀先王,多讲武功与农事,称颂先王在政治经济上的成功。《书》之诸诰,如龙凤纹漆盾该盾出土于湖南长沙的战国墓葬。盾为皮质,外施朱漆彩绘龙凤纹样,表现出当时战争的频繁和兵器文化的发展。《大诰》、《洛诰》、《召诸》,金文如《盂鼎》,大抵陈明天命、敬德、治民、营国的道理,训诫子孙与多士、多方,服膺周先王的统治表率。

周公平叛图插图

西周成王的继位,以殷王朝的覆灭为鉴,成为周王朝进入巩固鼎盛时期的象征。在这一过程中,周公为周朝讨伐叛乱,还政于成王,成王为巩固周王朝统治的中坚力量。图中描绘的是周公讨伐叛军,大获全胜的场景。周人的道德思想以德与孝为中心,德以对王,孝以对祖。西周的金文及诗书,多涉及孝与德的道德思想。"有孝有德"是西周的道德纲领。

这些文化的东西,只有官府才能掌握。故学在官府,形式上是文化垄断,实际上是维护统治的政治措施。

西周王室掌握文化的官职是祝宗卜史。"祝"代表祭者向神致辞,掌握关于神的知识:"宗"管理宗庙祭礼,掌握关于氏族宗法的知识;"卜"掌管观兆的宗教事务,掌握关于占卜吉凶祸福的知识;"史"掌管文书,观察天象,拥有关于自然现象及政治历史的知识。祝宗卜史所掌握和垄断的各自专有的知识,用于服务王室,形成一种世袭的职务。同时,自王室而下,也有层次不同的教育机构,用于对王室子弟和贵族后代的培养。其时,在主要的诸侯国如宋和鲁,以及后来的楚,也有这种掌握文化的官吏。

学术散于民间西周末年,平王东迁。到了春秋之世,"其明而在度数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邹鲁之士、缙绅先生的学术,就是专门背诵古训的儒者的职业。《说文》:"儒为术士之称。"术士,犹艺士,娴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习礼乐,所以为相;习射御,所以为将;习书数,所以为宰。此为当时贵族之学,亦儒所以进身于贵族之学。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就是传习诗书的儒者,他们的时代早于孔子。

这些现象,是王室衰微,政权下移,王官失守的证明。由于学术由官府下移,竹帛乃下庶人,西周学术由"皆原于一,不离于宗",遂向春秋"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篇》)转化。于是,学在官府的多方来贡图插图周文王在推翻商朝统冶后,以殷为鉴,礼贤下士,广罗人才,废除炮烙刑罚,以此收服人心。此图描绘的是周文王时期举国安定,小国纷纷朝贡依附的情景。一统天下崩溃了,出现了学在民间、学在私人的新局面。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生长在文化典籍丰富的鲁国,接受了邹鲁缙绅先生的诗书传授之学的孔子,开创私学,以豪雄的胆气,聚徒讲学,有教无类,培养了大批后来活跃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新型的士,并从此拉开了诸子并出、百家并鸣的序幕。

士的崛起西周学在官府,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礼、乐、书、数是用来统治的工具,射、御则带有军事训练的性质。当时,立人陶范东周范是铸造金属器物的空腔器,其制作是用经过筛选的黏上和砂进行高温焙烤,直到接近陶质。图中这个陶范,展示了东周男子的服饰。这样配有披肩,腰带,右侧挂玉佩的服饰,属于当时一般士的着装。只有王室和贵族子弟才有受教育的权利。

"士"原是处于贵族最低阶层的知识分子,他们有一定数量的食田,受过六艺的教育,能文能武,战时可充当下级官吏,平时可做卿大夫的家臣,其政治地位并不高。

与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时代相适应,士以全新的风貌出现于政治舞台。这种新型的士,其来源远非过去那么单纯,其中既有没落贵族,也有新兴地主,还有脱离生产走向城市的自耕农。《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便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反映。士处于统治阶级的最下层,属于中间阶层,同黎民比较接近。他们地位虽低,大多却是有学问有才能的人,有的是通晓天文、历算、地理等方面知识的学者,有的是政治、军事的杰出人才。

春秋战国之际,诸侯为了争霸,纷纷谋求富国强兵之策,迫切需要各方面的人才,以进行改革,选拔的对象主要就是士。有作为的国君招徕并敬重所谓贤士,魏信陵君夷门访贤吴历清代战国时期,魏国的信陵君十分爱惜人才,家里经常养士达三干之多。他听说大梁夷门的守门小吏侯赢是个贤者,便亲自坐着马车到夷门迎接侯赢,充分说明了战国时期养士之风的盛行。此图便是信陵君在夷门拜请侯赢的场面。使为自己效劳。一些大臣也常常向国君推荐人才,因而在战国初期,就出现了布衣卿相之局和礼贤下士之风。当魏文侯进行政治改革时,翟璜先后推荐了乐羊、吴起、李克、西门豹、翟角等五人,五人都得到重用;魏成子推荐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魏文侯就"师卜子夏,友田子方,礼段干木"(《吕氏春秋·察贤篇》)。其他如鲁缪公曾任用博士公仪休为相(《史记·循吏列传》),子柳、子思为臣(《孟子·告子下篇》),尊敬申详等人;赵烈侯起用番吾君推荐给相国公仲连的牛畜、荀欣、徐越等三人;周威公选拔中牟农民出身的宁越为师;燕昭王为振兴残破的国家,招揽人才,尊郭隗为师。

游说与养士春秋以来,诸侯对人才的需求使文人学士游说的风气也渐渐兴盛起来。一个很平凡的士,通过游说,一经国君赏识,便可被提拔为执政的大臣。当时诸侯如魏文侯、齐威王、宣磬春秋战国磬是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用玉或石雕刻而成。按照春秋时的礼制,只有天子举行典礼时才能用玉磬,而诸侯则只能用石磬。王、燕昭王等,无不礼贤下士,延揽犹恐不及。卫鞅本是魏相国公叔痤的家臣,入秦后说动了秦孝公,做到了秦的最高官职大良造;张仪本是魏人,人秦后也做到了秦惠王的相;甘茂本是上蔡监门官史举的家臣,入秦后也做了秦武王的左丞相;范雎、蔡泽也都因游说而做到秦昭王的相国。

到战国中期以后,诸侯卿相争相养士,"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异同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苏轼《志林·论养士》)。齐的孟尝君田文、赵的平原君赵胜、魏的信陵君魏无忌、楚的春申君黄歇、秦的文信侯吕不韦所养的食客都达三千人。他们所养的食客中,有各种学派的士,只要有一技之长就被罗致,甚至"鸡鸣狗盗"之徒也都在食客之列。这些食客,往往为主人出谋划策,或奔走游说,或经办某项事务,也有代替主人著书立说的,例如信陵君因此编成《魏公子兵法》,吕不韦因此编成《吕氏春秋》。

西周编钟

周代以礼冶国,用编钟悬挂的面数和使用鼎的数量来区分贵族等次。图中的编钟出土自三门峡,钟面上刻有铭文:"用义其家,用与其邦",由此断定,这些编钟是西周国君所用之器。聚徒讲学成为风尚由于对士的需求剧增,促进了教育的发展,民间聚徒讲学日益兴盛,成为一时风气。

据《孟子·滕文公下》载,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田骈在齐,也是"货养千钟,徒百人"。连许行这样一个"为神农之言者"(即研究农家学说的),到一个小国滕,也有"徒数十人"。只要略为著名的士,差不多没有一个不是"率其群徒,辩其谈说"的。

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之交,天下失范,处于宗法制顶端的周天子失去了统御四海的权柄,徒具形式而已。诸侯攻伐兼并,战争频仍,"春秋无义战""礼崩乐坏"准确概括了这个时期的社会特征,而争战正是礼崩乐坏的结果。《说文解字》解释礼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是一种祭祀神灵以求赐福的仪式,这应该是礼最原始的意义。古人祭祀上帝百神,或者视神、祖为一体,或者以祖考配享,礼便有了确定神、人的位分,并由此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获得一种伦常秩序的作用;将其制度化就是所谓礼治。夏、商、周三代的制度皆有礼贯周公姬旦周公姬旦,周文王第四子,他在帮助父亲文王和辅佐兄长武王完成伐纣大业中,起了十分巨大作用。周公营建洛邑后,又依据周原有制度,参酌殷礼,建立各项典章制度,是为礼乐制度。这对当时乃至于后世的政冶和法律制度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古代形成具有经典意义的典章制度。穿其中,只是夏、商的礼治还在萌发、生成中。到了周,借鉴前代,损益夏、商而有了完备得多的周礼。通常所说"周公制礼",指的正是礼治到了周才有了"郁郁乎文"那样的典型形态。乐与礼密不可分,古人"事神致福"常会以乐相伴。《周易·豫·象辞》所谓"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说的就是乐的缘起和效用。如果说礼侧重于一种神与人、人与人的伦常秩序的规定,乐的作用就在于熏炙或陶染处在这伦常秩序中的人的心灵和情致,使人们得到一个相对和谐的人际环境。春秋战国之际,尤其是战国时期,维系了周代数百年生机的礼、乐终于"崩""坏"。这"崩"孔子圣迹图清代焦秉贞绢本设色此图描绘的是孔子周游列国,游说诸王的情景。画面上,孔子席地而坐,似在论说自己的思想观点,而国君和颜悦色,坐在孔子对面,仔细聆听孔子的谈话。国君身后的大臣们则在窃窃私语,对孔子的谈话发表评论。此图将人物、树石融为一体,充分表现了中国宫廷画风格。"坏"表现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危机,但它对身处其中的人们的刺激,有可能把寻求解决的问题引向一个更深的层次。

老子和孔子是最早敏感到"礼崩乐坏"的底蕴并试图对面临的问题作某种终极性思考的人,他们各自立于一种"道",而由此把社会、人生的千头万绪纳入一个焦点。

及至战国,士这个阶层空前活跃起来。代表人物如儒家的孟轲、荀卿,墨家的墨翟、宋钘,法家的商鞅、申不害,农家的许行、陈相,纵横家苏秦、张仪等,都是在这一社会变革中先后以学者或政论家面貌出现于政治舞周公作诗赠成王插图周公因成王年纪太小,故代为掌管国家大事。但这一时期,周公无时不惦记着实为国君的小侄成王,在东征伐纣的征途中,还不忘作诗一首,寄寓深情,以表思念之意同时消除朝中对他的怀疑。台的。他们出身不同,立场不同,为了解决现实问题,从代表各自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出发,对政治提出各种不同的要求和主张,并且著书立说,争辩不休,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百家争鸣,在学术流派上则表现为诸子百家。

百家争鸣,产生于春秋战国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时期,即西周的统治已经崩溃,东周后迭兴的五霸又未能实现天下的大治,如何安邦定国,富国强兵,一统天下,成了百家关注的焦点。百家争鸣,事实上就是各家对此发表各自的看法,提出自己的主张,排斥别人的观点,力图用自己的思想改造天下的争论。百家争鸣中,政治领域的思想斗争最激烈,为任何其他学术领域都无可比拟。

诸子百家

诸子百家释义周王室东迁以后,学术重心由王官逐渐移向民间。自孔子以后,一时大思想家辈出,如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皆能著书立说,而成一家之言,后世因称这些思想家为"先秦诸子"或"诸子百家"。

在春秋以前,"子"原为天子所属的卿的尊称,如微子、箕子之类。春秋初期只有少数诸侯所属的卿连谥称"子",如卫的宁庄子、石祁子之类。到春秋中期以后,诸侯的卿就普遍连谥称"子";大夫虽然没有连谥称"子",也已相称为"子",如子服子、子家子之类。到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士的社会地位的提高,著书立说和聚徒讲学之风兴起,"子"便成为著名学者和老师的尊称,如孔子、子墨子之类。到战国时代,"子"便成为一般学者的尊称了。

诸子之诸,意为多,子非止一人,故以诸子统括言之,无非是指众多的思想家或学派领袖。后来专指先秦时期思想领域内反映各阶层、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著作,也是从先秦到汉初各种学派的总称。百家当是极言当时思想家或学术派别之多。错金银鸟虫篆残片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一方面表现了书法艺术的进一步成熟,另一方面则过分地追求装饰性,出现了鸟虫篆、蝌蚪书一类的书写体文字。图中的鸟虫篆残片文字排列整齐,字体弯曲变化,艺术性极强。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社会经济政治急剧变动的时代,也是哲人辈出的时代,又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兴盛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国家天下靠什么来治理,建立怎样的社会秩序才是最好的社会等问题,是先秦诸子普遍关心和广泛讨论的问题。参政者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实践活动,刺激了思想人物做深入的思考,由此而引出诸多的思想和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