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1613～1682年），号亭林。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数十种著作。他认为明末一部分知识分子束书不观、脱离实际，是一种误国误民的不良风气。因此，他主张学以致用，认为著书立说应该有益于当世。《史通》对占代史学作了系统性的评论，在史书编撰、书事曲直、史家修养以及史馆监修等方面都提出很重要的看法。他主张直书，反对曲笔；主张一家独断，反对官府垄断；主张实事求是，反对附会臆说。《史通》的价值，一是全面系统地总结析评了唐前史籍，二是实录直书。其缺点是评论太过严苛，有时不免失之偏颇。清乾隆时史评家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是史学批评史上唯一可与《史通》相提并论的史评巨著。学诚于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开始撰述《文史通义》，至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成稿，历时三十年之久。全书计八卷，内篇五卷，外篇三卷，共六十二篇。
《文史通义》一书包罗宏富。内篇多论文史，为章氏史学理论的核心，旨在阐明"六经皆史"，提"绝地通天"的颛顼五帝之一的颛顼帝姓高阳氏，是黄帝之孙，昌意的儿子，炎黄联盟的重要首领之一。据说他算出了日月星辰的位置，还让重和黎二人专门负责天和地的事务，反映了权力开始被垄断的新蛮化。升史学的地位。章氏主张史学应具有"义"或"史意"，也就是《春秋》笔削的制义法，或言"书法"。六经之所以皆史，就在其有"史意"。他提出"史学所以经世"，史文"质以传真"，志为史体等看法，推崇独断与家学。他在刘知几史家修养"二长"的基础上益以"史德"，确为高见。他既反对"务考索"，又反对"腾空言"，并讥刺官史之弊端，在史学理论方面做出了中国史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建树。
清代史考三名著考证，又称考据，是整理古籍和史料的一种方法，一般是通过本书的前后比较（本校），以彼书来校正此书（他校），以一种史料与他种史料对校领导"乌官"的少昊少昊姓金天氏，是黄帝之子，为了与太昊相区别而名此，是上古东夷各族的首领。该地区以鸟为图腾，少昊冶下的百官也就用鸟来命名。（互校），从而发现矛盾，分析归纳，得出某种结论。我国史长籍富，流传久远，或因传抄翻刻，或因有意作伪，使不少古籍残缺舛讹，考据就是适应整理校勘、注释考订古籍而产生的治学方法。
考据作为一种治学方法，早已有之，如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的校书，晋代《汲冢竹书》的整理等。但这些既为少数学者之所为，考据方法亦显得单一。考据学真正的黄金时代，是清代乾嘉时期。其时文化专制，文字狱屡兴，文人为规避灾祸，纷纷躲进故纸堆，读经校书，不理世事。于是，史学考据也空前地兴盛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治学潮流。
乾嘉史家，大多以考证的方法从事史学研究，或对旧史校勘注释，或对史籍甄别辨伪，或辑佚失传的史籍，成绩斐然可观。乾嘉学派考史著作甚多，而以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为三大名著，代表了乾嘉考史的最高成就。三书各有特点，一般认为，《考异》是清代历史考据的最高水平，《札记》在史料基础上发挥议论，《商榷》体裁则兼有二者，但精审不及钱赵二家。
中国古代史的分期
永无休止的古史分期之争古史分期指中国古代历史上奴隶制与原始公社制早期饮酒器具人类很早就知道酿酒技术，所以中国有着悠久的酒文化。二里头文化出土的饮酒铜爵，采用符合范铸造而成，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最早的青铜容器之一。的分期，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始于1927年。1949年以后，又为此多次展开论战，出版或发表相关论著九百篇（部）。
关于奴隶制与原始公社制的分期，争议不大，尽管至今仍有人认为奴隶制或始于六千年前的太吴、少昊、炎帝、黄帝之世，即早期大汶口文化时期，或五千年前中原龙山文化时期，或成汤灭夏之后，或商代后期，或西周初年甚至更晚，但大多认识一致，即夏朝为奴隶制王朝之始。而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存在着重大分歧。学者们主要围绕中国古代夏代建筑复原模型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宫殿遗址是已知最早的庭院建筑，它是用来举行朝拜等仪式的地方，显示了统治者的权势与威严。图中的建筑图是考古学家根据《考工记》记载对宫殿的复原。社会的生产方式、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展开，注重各个时期生产力经济的研究，注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研究。论战主要讨论了这样一些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内涵，奴隶制发展阶段和类型，奴隶制与农奴制的区别，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区别，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条件、标志和途径，奴隶制在人类历史上究竟是特例还是通例（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殷墟宫殿复原图商朝宫殿是地面建筑，以纵梁搭建两而坡立式的屋架，上面铺茅草顶。现象），中国奴隶制的特征，奴隶制与分封制、宗法制、等级制的关系，奴隶制与封建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奴隶制社会形态的历史地位，商代"众"、"众人"的身份和地位，人殉和人祭，井田制的性质等等，从而形成了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魏晋封建论和春秋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东汉封建说、东晋封建说八派观点，各持所据，互不相下。
迷惘中的反思1978年长春会议和林甘泉等人合著的《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一书对"三论五说"和前50年研究史进行了全面检阅和总结。后20年虽然仍有几十篇讨论古史分期的文章问世，但都没有超出三论五说的范围。70余年的争论，浪费了大量史学专家的精力和生命，却司母戊鼎商代此鼎代表了商代高度发达的青铜冶炼水平，体现了商代人厚重的审美观。仍然看不到走出黑暗胡同的曙光，不免使人丧气。若仍照此路走，恐怕冉有一百年也不会有结果。人们开始反思：70多年的光阴却形不成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符合中国客观历史存在的结论，其症结在哪里呢？中国究竟有没有欧洲式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到底存在不存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期的问题？
原来是一个盲目崇信的谬误中国古史的分期讨论，据说是马克思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顺序发展的理论展开的。五形态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类社会的规律，是一个不断地由低级走向高级的动态结构，依次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有学者考证了五形态论并非马克思的本意，而是源出于苏联理论界或斯大林；有的学者论证了马克思的商汤商汤，姓子，原名履，又称武汤，为商部落的杰出首领。在位13年，他鼓励生产，减轻征赋，使商朝成为当时世界上强大的奴隶制王朝。社会形态更替理论只是一种科学假说，只有单个社会形态的特殊发展规律而无社会形态演进的普遍规律。亚细亚形态重新又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但它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塞进五形态论的框架之内，而是肯定亚细亚形态是一条独立的社会发展道路，五形态论并不是任何地区任何社会必经的普遍规律。
砸碎枷锁的理论康庄一元多线史观被引进中国，用来取代五形态论的单线发展图式。一元多线史观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模式是多样性的，没有普遍适用的统一模式；第二层意思是，就一个社会而言，其发展模式在生产关系、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社会组织、文化面貌等各方面也呈现出多样性。一元多线史观构成了三形态论，即原始生产力与采集狩猎经济、农业生产力与自然经济、工业生产力与商品经济这三大生产力与石烹示意图资料图片农耕时代到来后，谷物成为土要食物。由于谷物不宜生食，先民便将谷物放在烤热的石板上烹食。这样的石烹传统不仅在少数民族，就在汉族地区也相当流行。经济形态。三形态论认为生产力发展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可以用来取代生产关系的五形态论。然而既然社会发展是多线的，那么中国完全可以摆脱五形态论的束缚，按自己的社会发展特点来重新分期，而无须再套用斯大林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单线演变模式作为裁断中国历史分期的标准。张广志先生为此作了持久不懈的努力，他从理论和民族史两个方面力证奴隶社会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他认为商周时代都存在奴隶制，但都不是奴隶社会而是封建社会，他的观点得到沈长云和晁福林等学者的支持。
三论五说后的百花齐放走出了三论五说的沉重阴影，史学界在古史分期问题上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学术局面，谨举数种，以见一斑。
整装出猎资料图片
环境和生产力决定着人类的谋生方式，不同时期的人类生存方式也有不同，从甲到晚依次可分为狩猎、初级农业、畜牧业、精耕农业和工业。图为早期人类整装出猎的情景。白寿彝：上古时代（五帝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中古时代（秦汉至清）。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二十二大本《中国通史》审慎地避开了古史分期问题，而代之以只有时间意义的上古时代和中古时代。白寿彝先生认为："从历史发展顺序上看，这约略相当于一般历史著述中所说的奴隶制时代。但在这个时代，奴隶制并不是唯一的社会形态。我们用"上古时代"的提法，可能更妥当些。""所谓中古时代，是指以封建制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同时还有别种生产方式存在的时代。"
曹大为：宗法集耕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专制个体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
曹大为主编的《中国大通史》明东汉大禹像汉代画像石、砖中有许多三代历史和传说的描述。在圈中的这幅画像石中描绘的就是大禹的形象。大禹头戴斗笠、身穿宽袖衣、足登方口鞋，形象生动。传说大禹是夏朝创始者启的父亲。确打出"不再套用斯大林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单线演变模式作为裁断中国历史分期的标准"的旗号，并且"避免笼统使用涵义不清的封建制度的概念"，该书把夏商周三代称做"宗法集耕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把秦汉至清中期称做"专制个体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
晁福林：氏族封建社会（夏商两代），宗法封建社会（西周春秋），地主封建社会（战国以后）。
苏秉琦：古文化、古城、古国，方国，帝国。古文化、古城、古国，是根据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大量新发现的资料提出的新概念，"古国"是指"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李学勤则将其称之为"早期国家"。
严文明：龙山时代--古国，夏商周--王国，从秦到清--帝国：国家形态三段说。
龙形玉饰
华夏族是汉族的前身，而龙则是华夏民族的图腾。龙的形象由多种动物组合而成，从远古到秦汉，人们逐步赋予龙以高贵的身份和神秘的力量。许倬云：复杂社会初期国家、正式国家、帝国。
田昌五：族邦时代（五帝和夏商周）、封建帝制时代（战国直至清朝灭亡）。
樊树志：文明开端、封建时代、中华帝国。
李定一：中华民族文化形成时期、中华世界之创始与发展。
大同小异的分期态势五形态沦是一种线性思维，线性思维是一种初级的思维形式。史学家在五形态论的制约下，如被梦魇，自由的学术思想之神关进了机械理论的牢笼，隔着牢笼的铁棍，历史成了五种社会形态首尾相接而成的线条，网状历史与线性思维的畸形组合，严重妨碍了对历史真实的正确认识。而一旦破除了五形态论的牢笼，学术思想便生出了逍遥的翅膀，史学家把历史新石器时期石矛阶级出现后奴隶主为获得财产和奴隶，不断发生掠夺战争，出干对防御和作战的需要，早期武器应运而生。弓箭和矛是原始人类最重要的武器。看成是一条由诸多王朝的网状结构连续而成的线，他们各逞学术机智，分期异彩纷呈，断限与命名抑或有异，但其歧义更多的是涉及到方法与观念的问题，而不是对古代社会内涵的理解不同与理论分歧，从根本上看，史学家对中国古代史的解读并无本质性区别。
叶文宪先生在《古史分期新论--关于重构中国古代史体系的思考》一文中认为，尽管分期的断限和命名各不相同，但仍可以看出已经达成了如下几点共识：
1．传统的观点都把夏朝看做中国国家的起点和文明的开端，考古发现的新资料却表明，在夏王朝诞生之前的1000年问已经出现了介于氏族部落和国家之间的社会组织，所谓的"古国"、"复杂社会""早期国家"就是已被国内史学界广泛接受的新概念--酋邦（而非部落联盟）。
2．在各种分期的新说中都已不见"奴隶制"或"奴隶社会"的字样，说明奴隶制不等于奴隶社会，奴隶社会并非必经阶段，三代不是奴隶社会等观点已被普遍接受。
3．春秋战国是一个新旧体制过渡的时期，这一点实际上已得到公认，剩下的问题只在于分期时是把它归入前段还是后段，还是切开各归一段。既然不再有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困精致鸟形酒壶扰，不如将其看做一个独立的社会转型期。
4．夏商周三代和秦汉至清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一点实际上也无大异议。这两个阶段的内涵都十分丰富，如夏商周三代的内涵就包含"父权家族、贵族、平民、农村公社（井田制）、神权、王权、宗法制、礼制和分封制"。而秦汉以后的社会内涵更丰富，关键是如何找出最有代表性的特征来命名它，从现有的各种不同表述来看，有的按时间顺序，有的按国家形式，有的按经济形态，有的按政治制度，有的按社会结构，有的按文化特征，也有的面面俱到。看来，选择一个科学的前后一致的分期标志，以达成一致的认同，还需要时间。
"史记三家注"
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的基础上，裴駉作《史记集解》，唐代司马贞作《史记索隐》，张守节撰《史记正义》。后人将三书合刊，称为"史记三家注"。
"五纪事本末"
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42卷，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26卷、《元史纪事本末》4卷，清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53卷，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80卷，合称"五纪事本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