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全书三百四十八卷，在《通典》基础上扩充为二十四门，即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象纬、帝系、封建、物异、舆地、四裔。前十九门仿《通典》成规，后五门为《通典》原书所未有，系其新增。全书以文、献、注三原则编撰，记事自上古迄南宋宁宗嘉定年问，"所载宋制最详"。分为二十四考，分类较细，内容丰富。但马端临旨在通古今的典制，而不涉时政。妇人坐俑高元亨宋代在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对宋朝社会各个方面都作了梳理记录。在服饰方面，宋朝妇女喜穿长身对襟衣服、梳盘髻头饰，这些都在这一坐俑上得到反映。因以汇集考核典制为特点，故以后凡与此同类之书均称通考。
《文献通考》在《通典》的基础上，又有较大发展。不仅扩《通典》九门为二十四门，而且其中的分类也更为细密，如"食货"的部分仍置于首位，并将其从原先《通典》的一典十二卷扩充为八考二十七卷，包括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且增设了原先没有的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考，计一百四十一卷。如此，它对整个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诸结构及其功能的描述就更完整细密，对其具体的形成演化过程也更为清晰。
马氏《文献通考》在典章制度史的发展中，有继往开来之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道其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案类而考，"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非郑樵《通志》所及也。"
史学的新范式"三通"典制体通史的出现，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重要标志。在这方面，如后人所谓"杜氏开其源，马氏竞其委"，沿波讨源，杜佑有开创之功，郑樵与马端临也各自作出了相应的贡献。与历代正史主要叙述历代君臣事迹不同，它主要反映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化，记录了制度袁枢袁枢（1131～1205年），南宋史学家。字机仲，建安（今福建建瓯）人。乾道九年（1173年）任严州教授。平日喜读《资冶通鉴》，因分事立目，抄辑成书《通鉴纪事本末》，创立了史籍中纪事本末的体裁。变迁的时代情况，从而以新的体制和思想内容为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就叙事模式而言，无疑体现出一种新的范式的转换。
清代设立"三通馆"在"三通"的影响下，此后史家代有续作。如宋代有宋白等奉诏修成《续通典》两百卷，后魏了翁又续撰《国朝通典》；前者久已失传，后者属稿而未成书。明代王圻编撰《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四卷，以补《文献通考》之遗。而规模最大的，则是清代乾隆时期设立"三通馆"，以官修的形式续修"三通"，编有《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又编有《皇朝通典》、《皇朝通志》、《皇朝文献通考》，记载清代的典章制度。由此，"三通"加上这六部续修之书，合称为"九通"。1935年商务印书馆加上近人刘锦藻所修《清朝续文献通考》，一起付印出版，称之为"十通"。十通再加上汇编某一朝代各项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会要，如《唐会要》、《西汉会要》等，统称为典制。
纪事本末体的创立及影响
袁枢创纪事本末体纪事本末体为中国史书体裁之一，始自南宋袁枢（公元1131～1205年）。袁枢少好学，尤深于史学，喜读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系依历代正史，将战国以至五代史事，依次序叙述，按年月编次，别成编年体之通史。《通鉴》以年为经，"事以年隔，年以事析"，要了解某一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颇苦于篇幅浩博。袁枢根据《通鉴》，编成《通鉴纪事本末》，首创了将史事分别立目，独立成篇，各篇按时鉴真东渡日本此图描绘的是鉴真东渡日本受到欢迎的场面。鉴真东渡传佛法的事迹在古代史书中均有记载，其之前秦朝徐福东渡日本传说在《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也有记载。间顺序编写的纪事本末体。他以事件为纲，集中抄录《通鉴》的有关原文，"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使读者能明其种因资治通鉴手稿左传结果，成败得失之故。最后，他把《通鉴》二百九十四卷的内容、1362年的编年史改编为二百三十九个以事件标目的专题，始于《三家分晋》，终于《世宗征淮南》，全书缩减为四十二卷。因各专题记一事之本末，故将这种史书体裁称为"纪事本末"。
历朝纪事本末史书概况表
纪事本末体的发展文化之演进，不贵能因，而贵在能创。袁枢能有所创，功不可没。自袁书出，读者便之，体遂通行。继《通鉴纪事本末》之后，产生了十几种纪事本末体史书，它们前后连贯，也如二十四史一样，形成了一套通史体系。如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吴王夫差剑《左传》中曾记载春秋时吴王夫差击败越王勾践，争霸中原的历史。图为吴王夫差剑，剑身满饰花纹，剑镡嵌饰绿松石兽面纹，是一件华丽的武器。事本末》，明张鉴《西夏纪事本末》，清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清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等，视此，则纪事本末已蔚为一大国矣。
注：以上十六种纪事本末体史书，除几种为通史外，多断代为史。若论贯通古今，仍有未及。为补由古至今此体述史之断链，辽宁人民出版社先出版了《民国史纪事本末》（七卷），继而又推出《三代纪事本末》、《清史纪事本末》、《国史纪事本末》。《三代纪事本末》（全听琴认妻《史记》中记载了百里奚与秦穆公相互认同，共谋国家大业的事件。《史记》还提到了在百里奚做了宰相后，因从琴声辨别出自己的老妻，而最终夫妻团聚的动人故事。图中正是描写的老妻堂前抚琴的场景。一卷）上补夏代至西周末年历史无纪事本末体史书的不足，《清史纪事本末》（十卷）是对近代人黄鸿寿所编《清史纪事本末》的重编，《民国史纪事本末》（七卷）、《国史纪事本末》（八卷），则填补了民国以来纪事本末史书编纂的空白。至此，纪事本末遍及由古到今之史事，方为全璧。
另外，清代每一重大军事、外交行动结束，将有关诏谕奏报按时间顺序汇编成书，称为方略。《四库全书》也将其列入纪事本末体内，这是专史的纪事本末。总计二十九种方略，可分为三类：一类为平定叛乱，削除地方割据势力，统一和巩固边疆的活动；一类为镇压农民和少数民族起义起事的；一类为处理外交洋务问题的。
纪事本末之得失《通鉴纪事本末》的成书时间前后不足一年，梁启超将此誉为中国古代"善抄书者可以成创作"的典型范例。袁枢书所采资料，完全出于《资治通鉴》，别无所增，却概括了《通鉴》的全部史事，篇幅不及原书的一半。《通鉴纪事本末》不仅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的记述效果，向人们展示全史的轮廓，而且以类似章回小说的专题叙事，让人感受到历史的生动性。
明初要地略图
朱元璋创设卫所制度，加强武装力量。明朝的180多万军队编制都在卫所，而卫所又分布全国各地。图中清晰地标明了设有卫所的区域，而这些地方在《大明一统志》中也被详细提及。史书专篇记事或详一事之本末，可偶见于早期史籍《尚书》、《左传》，而作为全书体例则是从袁枢开始的。袁枢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以纪事为主的本末体，实现了史书编纂体的突破。以"时"为中心的编年体和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各有千秋，而检索不便则是它们的共同缺点。而袁枢创立的以"事"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弥补了编年与纪传体的不足，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盛赞这一变化是"臭腐复化为神奇"的创举。袁氏创立的纪事本末新体裁，的确是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一大贡献。
《大明一统志》刻本
明代官修地理总志--《寰宇通志》书成。天顺二年（1458年），英宗令李贤等重修，于天顺五年成书，英宗亲自作序，赐名《大明一统志》。《大明一统志》沿袭《大元一统志》体例，比较系统而集中地保存了明代政区的有关地理资料。《通鉴纪事本末》也有它的缺点。首先表现在取材上。《资治通鉴》本质上是一部政治史，关于经济、文化方面的记载比较少。袁枢所取资料，不过是有关诸侯、大盗、女主、外戚、宦官、权臣、夷狄、藩镇之类，其他史事，多略而不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欠缺。另外，它囿于《资治通鉴》范围，多属照抄，没有自取的第一手材料。总之，《通鉴》有的，它不一定都有，《通鉴》没有的，它也没有。其次，《通鉴纪事本末》记述的事与事之间没有联系，对于历史过程不能勾画出一个完整清晰的发展变化的线索。
尽管纪事本末体有其不足，然《通鉴纪事本末》的问世，仍极大地丰富、完善了古代史书体裁，从此纪事本末与编年、纪传一起，形成中国古代史体的三大支柱，对后世影响极大。梁启超说："研究历史，必把一件件史迹看作集团，才有下手的地方；把史迹看作集团研究，这就是纪事本末体。"他还认为纪事本末体与近代史籍的章节体最为接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这些评论充分肯定了纪事本末体的产生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巍巍二十四史
纪传体何以会成为正史纪传体之为正史，其主要原因乃其体例的两大特点，一是涵盖面广，足以容纳那个社会历史的容量，同时也更符合古代史官历来推崇上知天文、下通地理人事各类知识的博学型传统；二是纪、世家、列传这样的等级结构，比较适合反映封建社会国家内部结构层次的各种关系，本纪既是帝王之传，又以编年贯串全（左）《隋书》对圆周率的记载从《隋书·律历志》中的记载来看，祖冲之对圆周率的贡献有二点，第一是在世界数学史上第一次把圆周率推算准确到小数点后7位；二是明确指出了圆周率的上限和下限；三是早欧洲一千年提出密率。
（右）隋书
《隋书》是唐代官修正史的代表作，是唐初所修五代史中较好的一部。它的纪传部分有本纪五卷、列传五十卷，记载隋朝38年的历史；志的部分有十个门类三十卷，记载的是整个南北朝时期的典章制度史，又称《五代史志》。史，体现了其在历史中的核心地位。世家与列传则对之起着烘云托月的作用。所以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有"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肱股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的说法。这一点，无疑使其更易得到历代统治者的认可，从而成为史籍中"体尊"且"义与经配"的特殊一族。
章学诚论纪传体之得失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评论家章学诚对纪传体做了精深的辨析，于其得失有过确当的分析。他认为，纪传体本是三代以后之良法，司马迁发凡起例，具有远见卓识，纪表书传互相配合，是以"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具有很大的包容量。而司马迁对体例的运用灵活变通，体圆用神，不愧撰述的典范。《汉书》、《三国志》也都是"各有心裁家学"的上乘之作。降而《晋书》、《隋书》、《新唐书》等，"虽不出于一手，人并效其能"，所以能修成有价值的史书。后来的修史者墨守成规，不知根据需要变通，结果史才、史识、史学都反过来成为史例的奴隶，"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纪传体之最敝者，如宋元之史，人杂体猥，不可究法，或一事而数见，或一人而两传，人至千名，卷盈数百"。章氏这些论述，相当中肯地总结了纪传体编撰的重要经验教训，贯串着历史分析的眼光，强调史家的才识，强调灵活运用。他还认为，纪传体本身在反映史事上的缺陷，是难以反映史事演进的大势。"夫史以记事者也；纪传、编年，区分类例，皆期于事有当而已。……盖史至纪传而义例愈精，文章愈实，而于事之宗要愈难追求，观者久已患之"，"纪传之书，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这都是讲纪传体不利于反映历史发展主线的缺点。
综合性史学体裁的探索纪传体的缺陷，吸引着有识史家在它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尝试。17世金谷园图王浩北宋
门阀制度在两晋时期非常稳定，它以家族为基础，以门第为标准形成阶级中的特殊阶层。门阀制度使世家士族势力进一步扩张，经济上占据有利地位。图中描绘的是门阀制度下地主豪绅的生活。纪以后，出现了一种探索新综合体裁的趋势。先有清初马骗撰《绎史》创造了新的综合体制。章学减认为，纪传体的这一缺陷，可以从纪事本末体得到弥补，提出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主张，并在修撰方志上作出尝试。本世纪初，具有近代色彩的史学家章炳麟、梁启超分别提出了编撰《中国通史》的设想。马、章、章、梁具体做法虽有不同，但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他们都试图突破原有体裁的限制，创造出一种更能显示出历史演进大势，更能广泛反映社会史丰富内容的新体裁。他们不断探索的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史学发展的要求。
清代二十四史的确立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中国传统史书中，经官方公认的正史共二十四部。
东汉末年《东观汉记》问世后，因其与《史记》、《汉书》内容前后相衔，体例及规模相当，画珐琅法轮清代法轮为铜胎镀金，养心殿造办处珐琅作造。轮形，做八辐，联珠两周，足为黄釉地。被人合称为"三史"。至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出，乃取《东观汉记》而代之，并《三国志》而称"前四史"。至唐以后，史目递增，遂有"十史"、"十三史"之目。至宋代，人们已将"前四史"及《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北周书》、《南史》、《北史》、《隋书》、《新唐书》和《新五代史》等纪传体史书统称为"十七史"。明代，南、北国子监将此"十七史"加宋、辽、金、元四史，合刻为"二十一史"，世称"监本"。清乾隆四年（1739年），《明史》定稿，诏刊二十二史，景帝陵寝图汉代文帝、景帝在位时，汉朝政治稳定、经济得到持续发展，出现汉朝鼎盛局面，史称"文景之治"。《晋书·帝纪第二》中对他们的事迹有所记载。又增《旧唐书》，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薛居正《旧五代史》，合为二十四史，成为传统史学领域中的"正史"。按四库馆臣的说法，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与稗官野记异也"。可见定"二十四史"为正史，实出清最高统治者的旨意。
晋书《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事上起西晋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年），下迄东晋恭帝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共计156年，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唐太宗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而在唐太宗以前，有关晋代的史料，没有一家令人满意的，唐太宗在《修晋书北齐彩绘石雕立佛像北齐时期佛教盛行，图中的佛雕像具有最典型的北齐风格，如同水里刚出来一样，衣服紧贴着身体，雕工细腻。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进行了批评。贞观二十年，他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
《晋书》的撰写，从受命到成书，历时不到三年。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由于有政府做后盾，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