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春，我在大都会歌剧院表演。当时我就像其他许多人一样，相信世界对自由、复兴与文明的希望，必须仰赖联军打胜仗，因此每次演出的最后我都表演《马赛曲》，所有观众都会肃立。我也照样表演用瓦格纳的音乐伴奏的舞蹈，而且我认为所有能理性思考的人都会同意，在战时联合抵制德国的艺术家，是不公正和愚蠢的。
俄罗斯革命的消息传来的那一天，所有爱好自由的人士都充满希望，快乐无比。那一晚，我以当初法国人创作《马赛曲》时的那种革命精神跳了《马赛曲》，之后又即兴表演了《斯拉夫进行曲》。《斯拉夫进行曲》原本是颂赞沙皇的乐章，但是我却想用这段音乐舞出皮鞭抽打下被压迫奴隶的形象。这种违反乐曲原意的姿态，让有些观众大为不满。
说来奇怪，在我的艺术生涯中，最吸引我的一直是这些绝望与反叛的运动。我穿着红色的图尼克，不断地表现革命，并且呼吁那些被压迫的人民站起来反抗。
在俄国革命期间的某一个晚上，我内心充满激动，快乐地跳着舞。一想到受苦难的人们，甚至为人道精神而牺牲的人得到解放，我就热血沸腾。难怪几乎每晚都在包厢欣赏我的演出的洛翰葛林最后变得有点不安。他可能会自问，这所他赞助的美丽又优雅的学校，是否会成为危险的团体，甚至会让他和他的财富一起毁灭？但是我的艺术冲动太过强烈，哪怕我所爱的人不高兴，我也无法压抑这股冲动。
洛翰葛林为我在雪莉餐厅举办了一场宴会。宴会以晚餐开场，然后跳舞，最后是精致的消夜。他借这个机会送我一条钻石项链。我从来都不喜欢珠宝，也从不戴这些玩意，但是我依然让他为我戴上项链，这似乎让他非常开心。将近天亮，宾客喝了好几加仑的香槟，我自己也陶醉在快乐的气氛里，再加上酒精的作用，头脑多少有些飘飘然。我突然自作聪明，想教一个当时在场的年轻俊美的男孩跳阿帕契探戈——就是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看人跳过的那种。突然有人牢牢抓住我的手，我抬头一看，发现洛翰葛林已经气得快要发狂。
这是我唯一一次戴上这串不吉利的项链，因为发生这件事不久之后，洛翰葛林又一次大发雷霆，然后就不知去向，只留下我一人。我必须支付庞大的饭店账款，还负担着学校的巨大开支。我试着向他求助，但是无效，于是我将那串有名的钻石项链拿去典当。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见过那串项链。
于是我流落纽约，身无分文，这个表演季即将结束，根本不可能再举办任何表演来赚钱。幸而我还有一件貂皮大衣以及洛翰葛林向一位在蒙特卡洛输光所有钱的印度王子买来的一块贵重的祖母绿。据说这块绿宝石是从一尊有名的神像头上取下来的。我将貂皮大衣卖给一位著名的女高音，将绿宝石卖给另一位知名女高音，然后在长堤租了一栋别墅，我将我的学生们也安置在别墅里。我等待秋天快点来临，那时又可以通过演出挣钱了。
我就像以往一样浪费，有了钱便拿去租房子、买车子、支付我们的日常开销，完全没有考虑到未来。由于我当时是名副其实的穷光蛋，毫无疑问，比较聪明的做法应该是，将貂皮大衣与珠宝所卖得的钱拿去投资股票与公债。不过我当然想不到这一点，于是我们在长堤快乐地度过了一个夏天，像往常一样，招待了许多艺术界知名人士。有些宾客与我们度过了好几个星期，其中一位是小提琴家伊沙耶，他从早到晚演奏着小提琴，美丽的琴声让我们的小别墅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我们没有工作室，就在海滩上跳着舞，我们为伊沙耶举办一次特别的庆祝活动，他高兴得跟小孩似的。
但是，读者或许已经想到，快乐的夏季过去后，当我们回到纽约时，又身无分文了。度过经济拮据的两个月之后，我签下到加州表演的合约。
在这次巡回表演期间，我离家乡很近。刚一到达，就在报上看到报道罗丹逝世的消息。一想到永远无法再见到这位伟大的朋友，我哭得很伤心，但是我不想让那些在奥克兰月台上准备采访我的记者们看到我肿胀的双眼，于是我在脸上罩上黑纱，第二天他们在报上报道说我故意装出神秘的模样。
距离来到当初离开旧金山，踏上冒险的旅程已经过了20个寒暑，读者可以想象我回到家乡时的心情。1906年的大地震及大火使旧金山全然改观，因此对我而言，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我几乎认不出这个城市。
虽然来到哥伦比亚剧院的观众非常友善和不平常，很欣赏我的表演，评论界也对我赞誉有加，但是我并不满足，因为我想为广大的观众跳舞。但是，当我要求到希腊剧院表演时，却遭到拒绝。我一直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到底是因为我的经理缺乏技巧，还是出于某种我无法了解的敌意呢？
我在旧金山与母亲重逢，我已经好几年没见到她了，当时她有无法解释的思乡病，因此拒绝住在欧洲。她看起来苍老又憔悴。有一次，我们在克利夫餐厅吃午饭，我在镜子里看见我们两个人，我面带愁容，母亲形容枯槁，让我不由得将现在的我们与22年前充满冒险精神，满怀希望出发去寻找名和利的那两个人作了对比。现在名和利都得到过——但是，为什么结局如此悲惨？或许因为那是这个不称心的世界之中生命的自然过程，而这个世界总是与人作对。在我的生命中，我遇到过许多伟大的艺术家、有才智的人以及所谓的成功人士，但是没有一个人称得上幸福，尽管有些人可能宣称他们很快乐。但是在面具之后，他们与其他人一样不安、痛苦。或许在这个世界中所谓的快乐并不存在，如果有也是瞬间即逝。
当我在旧金山遇见我的音乐知音——钢琴家哈罗德·鲍尔[鲍尔（1873—1951），英国钢琴家。]时，我体验到暂时的幸福。他说我是个舞蹈家，更是个音乐家，还说他原本不了解巴赫、肖邦与贝多芬的作品的意义，是我的艺术让他得以略窥一二。听他这么说，我真是又惊讶又高兴。在奇迹般的几个星期之内，我们体验了一种在艺术上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快乐，因为，正如同他所说的，我带领他发掘艺术的秘密，而他让我发现以前没想过的舞蹈艺术的某些寓意。
哈罗德的生活超凡脱俗。他同其他音乐家不同，他的眼界并不局限于音乐，他欣赏热爱各种形式的艺术，而且对于诗歌与最深奥的哲学也有精辟独到的见解。当两个热爱同一种理想的艺术之士相遇时，他们就像是喝醉了一样。尽管我们滴酒未沾，却好几天都处于微醺的状态。每一条神经的颤动都给予我们新的希望，当我们的眼神因明了这种希望而相遇时，我们体验到的这股热烈的喜悦让我们像是受着极大苦痛般地喊着：“你以前是否曾如此感受过肖邦的音乐呢？”“是的，就像那样，甚至还不止于此。我将为你把这音乐用动作表现出来。”“啊，多么好的体现！现在我将为你演奏。”“啊，真令人高兴。这真是最极致的喜悦！”
我们就是这样不断对话，深入探讨我们两人都很欣赏的音乐。
我们在旧金山的哥伦比亚剧院举办一场表演，我认为那是我的艺术生涯里最愉快的一件事。与哈罗德·鲍尔的相遇再次让我置身于光明与喜悦的美好气氛之中，而这只有与这样智慧的人合作才能得到。我当时希望这种情形能够持续，也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发掘一种诠释音乐的全新领域。但可惜得很，我没有仔细考虑环境因素。后来我们不得不结束合作关系。
当我在旧金山时，我与一位杰出的作家与乐评家雷德芬·麦森成为好友。在一次鲍尔的音乐会之后，我们三人一起去吃饭，麦森说他想让我在旧金山开心，问我他是否能帮得上忙。我的回答是，要他保证，不惜一切必须答应我一个请求。他答应了。我拿出一支铅笔，模仿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写了一首诗颂赞鲍尔的音乐会：
当你在那幸福的琴键上轻轻拂动
演奏着我的音乐，
而琴键的动作与你可爱的手指呼应……
我真羡慕这些轻巧跳跃的琴键
得以亲吻你温柔的手……
结尾则是：
既然这些活泼的琴键在那儿那么欢腾，
就让它们亲吻你的手指，
让我来亲吻你的双唇。
雷德芬看了诗后非常尴尬，但是他必须守约。当第二天这首诗用他的名字发表的时候，他所有的同事都毫不留情地揶揄他对鲍尔突发的热情。我这位仁慈的朋友坚毅地忍受他们的揶揄，后来鲍尔离开旧金山之后，他成为我最好的朋友和安慰者。
尽管这些来到哥伦比亚剧院的上流观众对我的表演十分捧场，但是我家乡的人对于我在未来建立一所学校的理想缺乏支持，这让我相当沮丧。旧金山已经有一群人开始模仿我的舞蹈，也有几所学校模仿我的学校，大家对此已经满足了。他们甚至认为，我的艺术之中较为严肃的部分或许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我的模仿者做出一些取悦大众的通俗表演，广为宣传我的舞蹈之中他们称之为“和谐与美丽”的部分。但是，事实上他们却把具有真正意义的东西一笔勾销了。
惠特曼热爱美国的未来，他说：“我听见美国正在歌唱。”从波涛奔腾的太平洋，到广阔的平原，到处响起男女老幼合唱的“民主”的歌声，我能想象得到惠特曼听到的雄壮歌声。
当我读着惠特曼的这首诗时，我也预见了未来的远景——我看见美国在跳舞，那支舞蹈将能贴切地表现出惠特曼听到的那种歌声。这音乐的伟大旋律将如落基山脉那般令人振奋。这种音乐不会有爵士音乐的轻浮淫荡，它将如美国灵魂的律动，一直努力往上攀升，达到和谐的生命境界。我预见的这种舞蹈不像狐步舞或是查尔斯顿舞；相反的，它好似儿童活泼生动的跳跃，跳向未来的成就，跳向足以表现美国精神的一种崭新的生命伟大远景。
这种想法有时让我也有点啼笑皆非，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人们一直称我的舞蹈为希腊舞蹈。但是我个人觉得这种舞蹈的起源，应该是来自于我的爱尔兰祖母常常给我讲的故事。她述说当初她与祖父在1849年时驾着篷车横越大平原——那时她18岁，祖父21岁——以及她的孩子如何在他们与印第安人的一场著名战斗中，在这样的篷车里出生的故事；还有当他们终于打败印第安人时，我的祖父探头看看篷车里的状况，欢迎他的新生儿来到世上，而他手上的枪支还冒着烟的情景。
当他们抵达旧金山时，我的祖父建了第一栋木头房子。我还记得，小时候曾经去过这栋房子看望他们，当时我的祖母非常怀念爱尔兰，她常常唱着爱尔兰民歌，跳着爱尔兰的吉格舞，我想拓荒者的英勇精神以及与印第安人战斗的历史，已经融入这些爱尔兰吉格舞中，或许其中还混杂了印第安人的一些舞姿。然后，祖父汤玛士·葛雷上校昂首阔步从内战战场光荣返乡，此时又响起独立战争时士兵哼唱的流行歌曲。这一切都展现在祖母所跳的吉格舞中，而我就是从她那里学来的，我在这种精神之中加入了我自己的“年轻美国”的抱负，最后，又从惠特曼的诗句中吸取了伟大的生活精神。这就是我广泛传播于世的所谓希腊式舞蹈之起源。
那是我的舞蹈的根源。不过，来到欧洲之后，我遇见三位大师，他们是本世纪伟大的舞蹈先驱：贝多芬、尼采与瓦格纳。贝多芬创造出宏伟的舞蹈旋律；瓦格纳开创了舞蹈形式；尼采创造的则是精神上的舞蹈，他是第一位舞蹈哲学家。
我时常琢磨，未来美国是否会出现一位作曲家，他能够听见惠特曼的美国的歌声，这个人将为美国舞蹈谱出不带爵士节奏的真正音乐，没有扭摆屁股的节奏，而是来自发光的胸膛中灵魂的栖身之所。它飞扬在表现广阔天空的星条旗上，从太平洋越过大平原，越过内华达山脉，越过落基山脉，直到大西洋。这位年轻的美国作曲家，我向你祈求，为这种能表现惠特曼的美国理想与林肯的美国理想的舞蹈创作音乐吧。
有人认为爵士旋律能表达美国精神，我觉得这真是荒谬至极。爵士旋律表现的是原始野人，不是美国音乐。至今为止，依然没有作曲家抓住这种美国旋律的精髓，大多数人认为这种音乐过于雄伟宏大。但是，有一天，这种音乐将会从广阔的大地涌出，从广阔无垠的天空降下，我们将以这种巨大无比的音乐表现美国精神，这种音乐将能够化混乱为和谐；容光焕发的年轻男女将会随着这种音乐起舞，不是查尔斯顿舞那种蹒跚、像猩猩一样的乱摆乱动，而是一种引人注目的、令人向上的优美动作，飞升直至超出金字塔巅，超越希腊的巴台农神殿，那是古今文明前所未见的力与美的表现。
这种舞蹈不会有任何芭蕾舞愚蠢的风骚，或者是黑人充满情欲的抖动，它是纯净的。我看见美国的舞动，她一只脚踩在落基山脉的山巅，一只手触及大西洋，另一只手则伸向太平洋，她美丽的头直指霄汉，头上有百万星星闪耀，宛如皇冠。
有人在美国提倡瑞典体育以及芭蕾这些所谓的身体文化，这是何等荒唐。真正的美国舞者不可能是芭蕾舞者。我们的双腿太长，身体太丰满柔软，精神太过自由，无法适应这种装模作样的优雅与用脚尖走路的舞蹈学派。所有伟大的芭蕾舞者都是骨架小的矮个子女人，这是不争的事实。一个高大丰满的女性绝对无法跳芭蕾舞。即使是极富想象力，我们也无法想象自由女神跳着芭蕾舞的模样。那么，为什么美国人要接受芭蕾舞学派呢？
亨利·福特曾经说过，他希望福特城里所有的孩子都能够跳舞。他并不赞同现代舞；相反的，他说，让他们跳古老的华尔兹、玛祖卡舞以及小步舞。但是传统的华尔兹与玛祖卡舞表现的是一种病态的多愁善感与浪漫情愁，并不适合我们的青年；小步舞表现的则是路易十四与莲蓬裙当道的宫廷时期的大献殷勤的奴才相。这些舞蹈与美国的自由青年有何干系？难道福特先生不清楚，舞蹈与文字一样，是富于表现力的吗？
为什么要让我们的孩子弯着膝盖，跳这种过分挑剔与屈从的小步舞，或是让他们快速旋转，跳着多愁善感的华尔兹？倒不如让他们迈开步伐，大跳大蹦，昂首阔步，张开双臂，舞出我们拓荒者的语言，舞出我们历史英雄的坚忍，舞出我们政治家的大公无私、仁慈与纯洁，舞出我们母亲的爱与柔情。当美国的孩子们以这种方式跳舞时，他们将会变得美丽，无愧于最民主国家的公民。
那才是正在舞动的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