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两位抬担架的人进到我的房间，问我想不想去看看我的医院。当时我不能走路，他们用担架抬着我走过一个个房间。在每个房间，我看见我的酒神女祭司、舞动牧羊神、仙女与森林之神的浅浮雕，都从墙上被拿下来了；还有我的帐幔与布幕也被拆掉了，代之以从一家天主教商店买来的廉价耶稣受难像。在战争期间，这些商店大批卖这类耶稣像。我想如果这些可怜的伤兵第一次醒来的时候，能看到房间原来的布置，那该有多高兴。为什么要让他们看着这位在金色十字架上张开双臂的可怜耶稣呢？这是多么令人忧伤的景象。
在我美丽的练舞室里，蓝色布幕已经被取下来，取而代之的是无数排等着伤兵的床铺。架上原本摆着适合初学者阅读的诗集的图书室，现在已成为等待着殉道者的手术场所。当时我的身体衰弱不堪，深深受这些景象影响。我觉得酒神已完全被击败。这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后的统治时期。
不久之后，我听到第一批担架兵脚步沉重地抬着伤兵进来。
贝尔维！我的艺术卫城，原本此地应该是启发灵感的泉源，一座为这些爱哲学、诗歌与伟大音乐启迪的高贵灵魂而设的艺术院。从这一天起，艺术与和谐消失，四壁之内，我听到自己的哭声、受伤的母亲的哭声以及宝宝受到战鼓惊吓的哭声。我的艺术殿堂变成了殉难者牺牲的场所，最终变成死伤遍地的藏骸所。我曾经向往天国音乐的地方，现在却只听到刺耳的痛苦号叫。
萧伯纳[萧伯纳（1856—1950），英国剧作家、批评家、文学家。]说过，只要人们继续屠宰动物并且吃它们的肉，我们就避免不了战争。我想所有意志清醒、有思考能力的人一定同意他的看法。我的学校里的孩子们都吃素，她们只吃蔬菜与水果，却都长得健康又美丽。在战争期间，当我听到伤者的哀号声时，我想到在屠宰场里的动物发出的哀号声；我觉得正因为我们杀害这些不能反抗的可怜动物，神明就要惩罚我们。到底谁喜欢这种我们称之为“战争”的恐怖之事？大概是那些杀生的肉食者杀惯了，他们杀害飞禽走兽，猎杀温和的鹿、狐狸，甚至还要杀人。
屠夫围着沾满鲜血的围裙，激起屠杀的情绪。怎能不是这样呢？割开小牛的喉咙与划开我们人类同胞的喉咙只有一步之差。当我们腹中是这些被谋杀的动物的尸体时，我们又怎能期待世界达到理想的境界？
等我能够走动之后，我与玛丽出发去海边。我们沿途经过战区，在我报出我的名字时，我受到极大的礼遇。当值勤的哨兵说“这位是伊莎多拉·邓肯，让她通行”时，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中从未享受过的最高荣誉。
我们去杜维，住在诺曼底饭店。我很累，又有病，很高兴能找到这个适合休息的好地方。但是几个星期过去了，我依然无精打采，甚至无法下床到海边呼吸新鲜的空气。最后，我觉得病情相当严重，就去请医院的大夫。
令我惊讶的是，医生竟然没来，他只用托词敷衍我。没人可以照料我，我只得继续留在诺曼底饭店。我病得连将来怎么办都不去考虑了。
当时，那间饭店是许多巴黎著名人士的避难所。住在我们隔壁的是柏拉蒂女伯爵，她有一位诗人宾客孟德斯鸠伯爵。晚饭以后，我们常常听着他用假音朗诵他的诗作，在不断的战争与屠杀的消息之间，能听到他热情颂赞美丽，真是一件乐事。
吉特里[吉特里（1885—1957），法国演员、剧作家兼导演。]当时也住在诺曼底饭店，他每晚在大厅讲述好多趣闻逸事，大家都大为开心。
不过，一旦信使从前方送来前线的悲剧性新闻，我们就又回到悲惨的现实。
我不久就厌烦这种生活了，由于病得无法到处游走，于是我租了一栋附带家具的别墅。这栋别墅名为“黑与白”，别墅里的所有小地毯、窗帘与家具都是由黑白两色组成。我租下的时候，还觉得很别致。但当我住进这栋房子后，才发现里面的气氛很阴郁。
我从贝尔维搬迁至此，带着我对我的学校、艺术与未来新生活的期望，来到位于海滨的这栋黑白色的小房子。我孤孤单单，生着重病，而且寂寞凄凉。不过，最坏的还是我的病。我几乎没有力气走那一小段路到海边。秋天到了，9月的暴风雨开始肆虐。洛翰葛林写信告诉我，他们已经将学生们带到纽约，希望能在那儿找到战时避难所。
有一天，我觉得比平常更为孤寂，于是我去医院找那位当时不愿意来看我的医师。他是一个留着黑胡子的矮个子，不知是我的想象，还是他真的一看见我就飞也似的拔腿就跑？我走向前对他说：
“医生，为什么你不愿意给我看病呢？否则为何我差人请你来为我看病时，你不愿意来呢？你难道不知道我病情严重，真的需要你吗？”
他结结巴巴说着一些借口，眼神依旧充满恐惧，不过他答应第二天来看我。
第二天早晨，秋天的暴风雨开始肆虐，海浪卷得好高，外面还下着倾盆大雨。在这种天气状况下，医生来到“黑与白”别墅。
我坐在壁炉前，想点燃木柴生个小火，但是烟囱不通，开始冒烟。医生为我把脉，问了我一些平常的问题。我告诉他发生在贝尔维的那件令我哀伤的事——也就是宝宝过世的悲剧。他继续以那种失魂落魄的眼神盯着我。
突然之间，他将我抱在怀里爱抚着我。
“你没有生病，”他说，“你只是心病了，因为没有爱情而病。唯有爱情才能治愈你的病。爱情，更多的爱情。”
我当时孤单、疲惫又悲伤，因此我很感激他自然又热情地流露感情。我在他的眼中找到爱情，我以我受伤的灵魂与身体之哀伤力量，回报他的爱。
每一天，他结束医院的工作之后就来我的别墅。他告诉我当天的可怕经验，伤员们如何受罪以及那些常常是徒劳无功的手术——可怕战争带来的恐怖。
有时我陪他值夜班，此时位于原本的卡西诺剧院的偌大医院，里面所有的人都睡了，只有中央的一盏夜灯还亮着。到处都有虚弱不堪、不能入眠的伤员，一面翻身一面呻吟，他会过去看他们，说一些安慰的话，给他们倒杯水喝，或者想办法哄他们入睡。
就在这样艰辛的白昼和可悲的黑夜之后，这个奇怪的男人需要爱情与热情，他惹人同情又感情澎湃。在这些激烈的拥抱与使人癫狂的纵情欢乐之中，我的身体复原了，又能够到海边漫步了。
有一晚，我问这位奇怪的医生，为什么他当初拒绝来为我看病。他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但是他眼中流露出极为痛苦与哀伤的神情，使我不敢追问下去。但是我愈发好奇，觉得这其中一定有个谜。我深感我的过去与他拒绝回答这件事之间似乎有某种奇怪的关系。
11月1日是纪念殉难者日，我站在别墅的窗边，此时我注意到花园那一小块土地上铺着黑色与白色的石子，很像两座坟墓。看到花园的墓地让我陷入一种神志不清的状态，不由自主地浑身发抖。的确，我似乎被困在苦难与死亡的网子里，整天独自一人待在别墅，或是徘徊在寂寥的海滩上。一列又一列的火车抵达杜维，运来一车又一车的伤者或是垂死的士兵。曾经时髦一时的卡西诺剧院，上个旺季还到处都是爵士音乐和欢笑之声，现在却变成一座充满苦痛的大旅店。我越来越哀伤，而安德烈的热情每晚更加强烈。他像个被回忆萦绕的可怜人，当我问及他抑郁绝望的原因时，他就对我说：“当你知道一切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该分手的时候。你别再问我了。”
有一晚，我醒来时发现他正倾身端详睡梦中的我。他的眼神如此绝望，已经到了我无法忍受的地步。
“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我求他，“我无法再忍受这种不祥的神秘。”
他退后了几步，低头注视着我——他身材不高，脸形四方，蓄着胡子。
“你不认识我了？”他问我。
我一直看着他，疑云渐渐消去，我放声大哭起来。我当然记得他，还有那个可怕的日子。就是这个医生给我希望，他就是当时试着拯救我的两个孩子的那位医生。
“现在你知道，”他说，“我受着什么样的折磨了。当你睡着的时候，你的模样和那个躺在床上的小女孩一模一样。我尽力想救她，好几个小时，我试着从我的口中送气息给她——我的生命通过她的小嘴——给她我的生命——”
这些话引起我的心头剧痛，我整晚无助地哭着，他的痛苦不亚于我。
从那一晚起，我意识到对他的爱强烈得出乎我的意料，但是当我们两人对彼此的爱与欲望增加时，他的幻想更加严重，直到有一晚，我醒来发现这双恐怖的哀伤之眼再度望着我，于是我知道，一直纠缠着他的痛苦回忆终究会使我们俩都发疯。
第二天，我在沙滩上散步，走得越来越远，心里藏着一个可怕的念头，不想再回到这栋抑郁的“黑与白”别墅，也不想回到那包围着我的像死亡一般的爱情。我走得很远，直到黄昏时分，然后天色完全暗了下来，这时候我才发觉，我必须往回走。涨潮的速度很快。我在这些打上来的海浪之中走着。虽然天气很冷，但是我很想面对浪涛，一直走进海里，永远结束那无法忍受的忧伤。艺术、新生命的诞生或是爱情，都无法让我从这深沉的哀伤之中解脱。我试了各种方式想挣脱，但是我只发现毁灭、痛苦与死亡。
半路上，我遇到安德烈。他变得焦躁不安，因为他发现我无意中掉在海边的帽子，他以为我已经在海浪中结束我的苦痛。当他走了几英里，看见我还活着朝他走来时，不由得像孩子似的欢呼起来。我们走回别墅，试着安慰彼此，但是，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不想发疯的话，我们势必得分手，因为我们的爱情夹杂着可怕的偏执，只能导致死亡或是进疯人院。
此时又发生另一件事，让我更加哀伤悲恸。我派人从贝尔维寄一箱冬衣过来。有一天，他们将箱子送到别墅，可是搞错了箱子，当我打开箱子的时候，发现箱子里装的是黛尔蒂与帕特里克的衣服。这些衣服重现于眼前——他们生前最后一次穿的衣服——小外套、小鞋与小帽，我又一次失声痛哭，就像当时我看见他们死了，静静躺着时失声痛哭一样。奇怪的、长长的、哀号的声音，连我自己都听不出那是我自己的声音。我的喉咙发出的声音仿佛是有人残忍地伤害动物时，动物所发出的死亡之声。
安德烈回来时发现我失去意识，躺在打开的箱子旁，手上还紧紧抓着这些小衣服。他将我抱进另一个房间，把箱子弄走，从此以后，我再也没看过那个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