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力做好事能使人快乐，但随心所欲也不是坏事。
东汉时的东平王刘苍云：“做好事最快乐。”
但古语说的好：时代不让人做好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因此，不成为妖孽，也会变成狂人。
过分赞扬高尚可以使德尚之名更深入人心，但有时默默无闻却能获得更多的收获。
三国时的庞统喜欢谈论人伦道德，善于品评人物，但他所称许的人，多数都名声超过才能。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当今天下大乱，正道衰微，善人少恶人多。若想振兴风俗，弘扬道义，如果不大力称赞他们，那么他们的名声就不值得人们羡慕了。人们再不羡慕他们，为善的人就更少了。”
《人物志》中却这样写道：“君子知道吃亏是福，因为一份功劳却可以得到两份美誉；而小人不知道占了便宜实际上是一种损失，所以夸夸其谈，结果功劳和名誉一起损失了。不自夸有功的，实际上有了名声；不争名夺利的，实际上却争到了；对敌方有所让步的，其实是战胜了对方。根据这个道理，春秋时的卻至善于抬举别人，实际上压倒了别人，名望显得更高；王叔爱争高低结果被迫出逃他国；蔺相如用引车回避的办法战胜了廉颇；寇恂因为不和贾复争斗，得到了比贾复贤明的美誉。不争一时之功利，这就是君子所说的道。”
（四）天命和赏罚
昏君无道被推翻，是天意如此还是臣民犯上呢？
黄生说：“成汤和武王不是受命于天，而是通过杀害夏桀和商纣得到王位的。”还说：“再破旧的帽子也是戴在头上，再新的鞋子也是穿在脚下。为什么呢？因为有上下之分。桀纣虽无道，但毕竟是国君；汤武虽圣明，毕竟是臣子。国君有过失，做臣子的不去劝谏纠正使之尊荣，反而趁机讨伐井取而代之，这不是臣子的卑劣吗？”
辕固则反驳说：“桀纣荒淫无道，才使民心归顺了汤武。汤武顺应民心而讨伐桀纣，老百姓不听桀纣的使唤，纷纷投奔汤武，汤武受臣民拥戴，不得已而为王，这是受天命之遣，天命如此，是万众所向，怎能是卑劣呢？”
对于臣民，是该用赏罚分明来控制其行为还是该用法律的威严和官位的不同来使其自治呢？
姜太公认为：“惩罚严明，就会使人畏惧，畏惧就会发生变故；奖赏分明，就会诱发人的贪心，贪心得不到满足就会生出怨恨。所以，贤明的君王治理天下，不让人看出他喜好什么，厌恶什么。”
文子则说：“惩罚没有尺度，杀人再多也没有震慑作用；奖赏太滥，花费再多，人也不领情。”诸葛亮亦云：“用法律树立威严，执法严明，人们就会知恩图报；用爵位区分级别，人们才会感到荣耀。”
（五）天命与人为
有人因为天道的帮助取得了事业的成功，而有的人因为任用了可以贤能的人才取得了天下，那么，天助重要还是人助重要呢？
李寻认为：“假如只凭喜怒而赏罚，不是根据形势，即使有尧舜的智慧和仁爱，也不能使天下太平。善于谈古的人，要对现实有所裨益；善于谈论天道，一定在人事上有所验证。假如农夫突发奇想，要在严冬耕种田地.即使他赤膊猛耕，汗流满面地播种，也不会长出庄稼。这倒不是没有用心，而是违背了节令。”《周易》中云：“该止则止，该动则动，一静一动都不失时机，才是光明大道。”《尚书》上也说：“崇敬天道，顺应人事。所以古代的帝王尊重天地和阴阳的变化，遵守四季节气，再用良好的政治去顺应它，因此太平之气马上就能到来，这就像用鼓槌敲鼓，击之即鸣一样。”
而姜太公却对武王这样说：“上天对战争不会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将领所起的作用占九成。军法、号令不行而随意杀戮无辜；不以厚德待人而一味依赖阴阳术数；不分析敌军实力强弱，而寄希望于天命；不靠智谋，而是依据天象决定行动；不是鼓舞士气，而是希望上天赐福；不了解地形却埋怨天时不利；敌军畏怯，不敢英勇进击，却观看龟策占卜是凶是吉；士兵不勇敢不采取有效措施，而是拜祭鬼神；由于埋伏不巧妙因而让敌人轻易溜掉，使战局发生逆转。一切天地鬼神，看不见，听不到，是不能决定胜败的，所以英明的将领从不师法。”司马迁也认为：“阴阳家容易使人缩手束脚，瞻前顾后，多所忌讳。”范晔同样认为：“阴阳法术的弊端是装神弄鬼。”
为君者在行政事时，如果能做到顺应天意却不依赖于天意，才是英明之举。
（六）聪明者和朴实者
有人说：“聪明狡诈的人不如笨拙诚实的人。”西汉人翼奉也认为：“治国的要点在于了解下属的邪正。人若诚实正派，即使愚笨也用。若心术不正，越聪明反而越坏事。”
而桓玄则这样说：“捕猛兽的事，不能让美人去干；钓大鱼的事，不能让小孩子去做。不是不相信他们，而是他们的力量不能胜任。何况是一国之君，哪能不择人而用呢？狗的厉害之处在于，一有非常情况便狂吠不已，而且不论白天黑夜，可以说自觉到极点。从前宋国有家卖酒的，酒放酸了也卖不出去，什么原因呢？原来是他家养的狗太厉害吓跑了顾客。那只狗只知道爱它的主人，却不会考虑酒放酸卖不出去的问题。这是因为狗的智力有限。因此，国君不能用低能的人。”
还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晋惠帝做太子时，中书令和峤向晋武帝进谏说：“皇太子虽然仁信纯朴，但现在世道险恶，他不具备君王的素质，恐怕将来继承不了陛下的基业。”晋武帝不听，后来晋惠帝果然失败了，因此，选择人才应该选任那些机敏睿智的。
不管哪种人，君王任用他的关键都是看其是否能为其所用，是否能尽心尽力为国为民，这样的人才是贤臣，这样做才算忠君。
（七）人心和政谋
各有所好互不相容，以心相待能容一切。
《左传》说：“人心之不同，有如人的面孔。”曹植说：“人各有所好，像兰芷荪惹的芳香，人人喜欢，可是海边的渔夫偏偏爱闻鱼腥味；《咸池》这样的美妙乐曲，人人爱听，然而墨子却加以非议。天下人的喜好怎能相同呢？”
古语说：将心比心，人们就会融洽无间。
难容人容事就不够宽厚，能容才宽厚。
墨子断言：“国君即使贤明，也不喜欢无功勋的大臣；父亲即使很慈祥，也不喜欢没用的儿子。”
曹植却说：“宽恕有罪的人，严格要求有功的人，是明君的做法；可怜愚笨的儿子，也喜欢聪明的儿子，才是仁慈的父亲。”《三略》说：“胸怀大志的人，都希望能一展宏图，因此，明君和贤臣都能委曲自己成全别人。”
食足则心满意足，人富则骄奢自找。
管子说：“粮食多了，人民才知道礼节；丰衣足食，人民才懂得荣誉和廉耻。”
古语说：“人一旦富贵之后，虽然不想骄傲，但骄傲会不请自来；人一旦发财之后，虽然不想奢侈，但奢侈会不请自来。”
同能相吸，亦相斥。
韩非子认为：大多数人，凡是取舍相同，就能互相认可；取舍不同，就往往互相排斥。《周易》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向潮湿的地方流，火向干燥的地方跑，云跟着龙涌动，风伴着虎咆哮”。
《周易》则认为：“两个女子生活在一起，志向不会相同。”古语说：“一个窝容不下两个雄性动物，一眼泉水容不下两条蛟龙。”又说：两个人同样美就会相互嫉妒，同样尊贵就会彼此谋害，利益相同就会相互嫉恨。
有谋守法则庸才亦能成大业，非靠谋法不足以治国
韩非子认为：“放弃权谋而靠思想教育，即使尧舜也不可能统治国家；放弃规矩而乱法度，即使奏仲这样有名的工匠也造不出一个车轮。但如果让只有中等才具的国君依靠权谋，让拙笨的工匠用规矩，都会万无一失地成功。”
《淮南子》却认为：“箭头之所以能射往远处并穿透坚硬的目标，是因为它借助了弓弩的力量，但它之所以射中目标并使之四分五裂，还是人瞄得准的结果。奖善罚恶，这是政令的职能，而政令之所以能得以贯彻执行，在于人的精诚。所以，弓弩虽然强大有力，不可能单独射中目标；政令虽然严明，也不可能自行生效。”杜恕说；“世上有犯上作乱的人，但没有乱法。假如单靠法律就能治国，那么帝尧和虞舜就不需要后稷和契，商王和周王也不需要伊尹和吕尚的辅佐了。”
（八）忧患与人情
《左传》既阐述了：“能做到防患于未然，才是好君王。”
但又记录有：晋国大夫士菊对晋侯说：“我听说没有丧事而悲伤，忧愁一定随着到来；没有战争而筑城，国内一旦有动乱，内敌必然据此自保。”《春秋外传》中也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周景王打算铸造钱币。单穆公说：“不可以。在古代，天灾降临时，政府才根据灾情增加货币，衡轻重，用以救灾。储备货币，有时是在灾祸还未出现就铸造好了；有时是等到灾祸已经发生，然后根据需求铸造，投入救灾。不能把这两种情况下的货币铸造混为一谈。可以预先储备却不去做，这就叫懈怠；可以事后进行筹备而提前做了的，这叫招灾。”
古人说：“一旦放过了敌人，就会遗害后人。”
而晋军放走楚国的做法却说明“放虎归山”未必不好：晋军和楚军在在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相遇，范文子不想作战，便说；“我们的先君急于作战，是因为秦、狄、齐、楚都很强大，不尽力拼搏，子孙将会被削弱。现在齐、秦和狄这三个强敌已经降服，我们的敌人只剩下楚国了。只有圣人才能做到既无内忧又无外患。我们不是圣人，外部一安定，内部必然要产生忧患。我们何不放走楚国，把它作为外在的压力呢？”
《三略》中这样写道：“不要让仁者主管钱财，因为他会向老百姓施舍，从而收买人心。”
但是陶朱公长子救弟的故事却不这么认为：陶朱公次子杀了人，被囚禁在楚国。陶朱公本想让小儿子带上一千镒黄金去楚国营救次子，可是长子坚决要去，陶朱公就让他去了。但楚国还是把他弟弟给杀了。陶朱公说：“我事先就知道他会坑害次子的，因为他与我一起经历过生活的磨难，太看重钱财了，所以舍不得花钱。而小儿子一生下来见我如此富有，乘好车驾骏马，驰骋捕猎，好不威风，怎么会知道钱财是从哪里来的呢？所以，他对钱财看得很轻。如今大儿子事情设办成，弟弟果然给杀了，人情事理就是这样，悲伤也没用。”
（九）酬劳与人才
对于酬劳，有的人把它看作自身价值的标志，而有的人则认为讲究酬劳会对该干的事用心不专，君者能掌握对酬劳适当使用，对选拔人才很重要。
《论语》中这样认识酬劳：“酬劳少的人不能让他处理混乱，也不能让赏赐不厚的人去面对危难。”慎子也认为：“君者不起用不肯接受俸禄的人，对于俸禄不优厚的人，也不应用他处理困难。”
仲子则认为，贪图享受会使人丧失斗志，不主张人享有太多的俸禄和酬劳。一次田单在攻打狄人前，去拜见鲁仲子。仲子说：“将军这次去攻打狄人是不可能胜利的。为什么呢？从前将军在即墨，坐下编筐，站起铲土，做士兵的榜样，所以打败了燕国。而现在将军东有掖邑的封地，西有淄上的娱乐，黄金腰带横挂，高车大马驰骋在淄渑之间，只想享受人生的欢乐，却没有拼死的决心。所以说你不会取胜。”战争的结果果然如仲子所言。
古语曰：“贫贱之交不能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但古语还云：“交往太广泛，对朋友的信用就会逐渐丧失；拿的酬劳太优厚，对国君的忠诚就会逐渐衰退。”
对于有些很有才干的人才，有些人认为这样的人才很可能将来心术不正，而有的人则认为，人才就是财富，有了人才则天下易得。所以君者在选任人才时，还须考虑谨慎。
在《春秋后语》中曾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同一个人，由于君王对他的认识不同，他的受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礼遇。楚国的春申君让孙子当邑宰。门客中有人劝他说：“成汤以亳起家，周武王以镐起家，方圆都没有超过一百里，可是后来都得了天下。孙子是个很贤明的人，你把方圆一百里的地方给他管理，我真为你担心啊！”春申君说：“有道理。”于是派人辞退了孙子。孙子离开楚国去了赵国，赵王任命他为上卿。
而另一个门客对却春申君说：“从前，伊尹离开夏国去殷，结果殷有天下而夏灭亡；管仲离鲁去齐，结果鲁国衰弱而齐国称霸。可见贤明的人在哪，哪个国君就尊贵，哪个国家就兴旺。孙子这样贤明的人.你为什么要辞退他呢？”春申君说：“你说得对。”于是又派人把孙子请了回来。
君子在选任人才时是否该遵循“一山不容二虎”的原则呢？对杜宇这个问题，韩宣王问拯留：“我能同时重用公仲和公叔吗？”拯留回答说：“不能。从前晋国由于同时重用六卿，导致国家分裂；齐简公同时重用田成子和阚止，结果被杀；魏王同时重用犀首和张仪，导致西河外的领土全部丧失。现在你要是同时重用这两人，那么两人之中，势力大的必然会在国内培植私党，势力小的必然要借助外来的势力支持他。大臣们有的会在内树立党羽，专权横行；有的则会与别的国家私下结交，以便分裂国土。这样一来，国家就危险了。公孙衍当魏国大将的时候，和宰相田儒关系不好。季文子替公孙衍说情：大王你没见过把牛和马套在一起拉车的情形吗？牛和马同驾一车就连百步也走不了。现在大王任公孙衍为大将，本应放手使用他，可你又听从宰相田儒的计策，这就和用牛驾辕用马拉车的道理一样。牛和马都累死了，事情也办不成。这样使用人才，国家就会受伤害。”
但傅玄却认为君者就应该大胆地任用所有的人才，人才之间互相协助，才能将国家治理好，他说：“天地再神奇，也不能通过同样的方法生育万物；圣人再圣明，但也不能用一种方法去管理百姓。所以殊途同归是天地之道；因地制宜是圣人的原则。只要懂得这一道理，即使有互不相容甚至彼此相害的事物，也不伤害大局。水与火是互灭的，可是善用水和火的人，把炊具放在水与火之间，用火来煮水做饭，使水与火各尽其用，这样做，还怕水火互相伤害吗？天底下的事物像水与火一样相生相克的太多了，根本用不着担心会互相伤害，也不用担心它们不能各尽其用。”《周易》中也写到：“天高地卑，形象不同，但它们的功能是相同的；男女的体质不同，但彼此的情志可以沟通；万事万物各个不同，可它们的作用是类似的。”
对于才干过人，胸怀大志的人，有的人认为这些人都是豺狼虎豹，羽翼丰满后就会咬人；而有的人则认为，羽翼尚未丰满的人会尽心为主人效劳，一旦翅膀长成则会弃主而去，另谋高就。
陈登为吕布游说曹操：“养吕布如同养老虎，需要天天给它吃饱肉，哪一天吃不饱就要吃人了。”
曹操则说：“并不像你所说的那样，而是像养老鹰，饿了才能为人所用，吃饱了便会飞走了。”
三国时刘备来投奔曹操，曹操让刘备做豫州牧。有人对曹操说：“刘备胸怀壮志，现在不早点儿除掉他，必为后患。”曹操就此事问郭嘉，郭嘉说：“有道理。但你现在起兵的目的，是为百姓铲除残暴，以真诚和信誉号召天下，还怕他们不来呢，现在刘备已有英雄之名，因为走投无路才来投靠你，假如你谋害他，就要背上害贤的罪名，那么有智谋的人就会怀疑你，就会选择新主人，到那时你怎么去平定天下呢？因害怕一人成为后患而除掉他，结果使普天下的人才都失望，安危之机，你不能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