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答道：“文官和武官，职权要分明。国王要按职务的需要提拔人才，实事求是，不讲人情，考核他的政绩、才能。这才是获得人才的正道。”
古人说得好：结党营私则蒙蔽君王，争名夺利则伤害朋友，急功近利反而得不到。过于推崇政治的人，其目的就是利用政治谋求私欲私利。
《韩诗外传》写到，士有如下五种可能走向反面的品行：
（1）有些人有了势力，地位也尊贵了以后，不去爱护别人，通情达理，反而飞扬跋扈，残暴不仁。这就是尊贵的流弊。
（2）家道富裕以后，不去周济贫困，扶危济难，反而骄侈淫逸，挥霍无度。这是财富的流弊。
（3）仗着自己勇猛剽悍，不是去保家卫国，而是好勇斗狠，欺负弱者。这是勇的流弊。
（4）有智慧的人如果不是用来干正事.而是使奸作诈，颠倒是非，这是智慧的流弊。
（5）容貌娇美本来是件好事，如果不去树立形象、讲究礼仪却去乱搞男女关系，行淫纵欲，这是美的流弊。
以上五点是士人的反面品行。用这些德行上有流弊士人去处理国事，国民怎能安居乐业呢？士人因为过于追求自己某方面的完美和完善而产生了反面品行，这就是物极必反。
姜太公说：“刑罚太严明，人就畏惧，人一畏惧，反而要出乱子。这就是刑罚的反作用。什么事都看得那么清楚，人就觉得不安，感到不安，人家就要走，这样容易发生变故。”这就是明察的流弊。怎样才能避免各种流弊的发生呢，姜太公如是说：“有贡献就奖赏，容易诱发不满足，不满足就滋长怨恨。贤明的国王治理国家，不大去注意臣民爱好什么，而更多的是注意臣民讨厌什么；不大关心为什么要来归顺他，而更关心为什么要离开。使人各安其生，天下就太平了。”
所以说，产生流弊都是因为太注重事情的正面作用，而忽视反面的结果，有些不伤大雅的细节方面，尽可以不予考虑，给予一定的宽松处理，收到的效果反而比“精打细算”更好。
晋朝的名臣刘颂说：“政府中负责监督稽查的官员，只注意大案要案，而对于细小的违纪现象不大过问，为什么呢？因为微不足道的过失、缺点，偶然的遗忘、疏忽，这是人之常情，不应当将这类过错统统绳之以法，否则，朝野上下就没有一个站得住脚的人了。这样做，看上去是求治，实际上是制造混乱。”
为君者，任何时候都能以宽宏的心态理事国，以宽容的态度待臣爱民，不独宠一臣，不独信一言，做到兼和天下，就可以从根本上杜绝流弊的产生，使国家和谐融通。
《吕氏春秋》说：“阴阳调和，滋养万物，一视同仁。甘露雨水，普泽天下，不遗一隅。一国之君，兼爱天下，不能专宠一人。”
申不害说：“一个女人独霸了丈夫，其他的太太就要捣乱；一个大臣独擅君宠，其他臣子的积极性就会被压下去。所以，嫉妒心太强的妻子很容易破家，独断专权的大臣很容易破国。因此，一个高明的君王，对于臣下，决不偏听偏信，也不只重用某个人，而是同心协力，各尽其能。”
韩非子说：“儒者用文辞扰乱国家的法令；侠客以武勇违抗禁令。”这就是文武的流弊，是导致国亡家破的诱因。
所以曹操说：“单纯依靠武力者灭，单纯依靠文化者亦灭。”
吴起说：“上古时候承桑氏的国王治理国家，废弃了军队建设，专讲道德，结果国家给人家灭了。夏代的有扈，依仗人口众多，军事力量强大，不要文化，结果也亡国了。高明的君王会吸取这个教训，一定要内修文德，外治武训。”
由此可见：“文臣熟知武略，武将精通文化，才可以匡扶君王。”单指一能一技，单靠一人之才，单施一种政策，不可能不产生流弊。减少流弊的发生，只有靠君者能广恩天下，广纳贤臣，广推仁政。
例8：强盗之道
在晋国，大夫叔向问齐国的宰相晏子：“齐国的前途怎么样？”晏子说：“现在已经是没落的时代.我也不知道了。齐国终究要属于陈氏家族的。齐国遗弃了百姓，百姓都投到陈家的怀抱中去了。就拿计量这件事来说吧，齐国的计量办法，原来分为豆、区、釜、钟四级，以四升为一豆，依次逢四进一，进到一釜的时候，十釜才是一钟。陈家居然自己设立计量标准，不用四级而用三级，每级加一倍，进到一钟，量就大得多了。他以私自定的计量标准大斗借贷，以公家的标准小斗收进。他家的山货、木材堆积如山.海盐鱼虾，也不比海里的少了。老百姓出三分力，两分归公，一分用以养家糊口，可是归公的东西都是伪劣残次，负责公务的三老，穷到挨饿受冻的地步。普通的鞋子，穷人买不起就大削价，但是高级衣料，价钱高得吓人。穷苦人大多数贫病交加，陈家便抚慰穷苦百姓，老百姓爱戴陈家像爱父母一样，像江河归大海一样归附了陈家。陈家想不被百姓拥戴都难。”
盗跖是这样阐述强盗之道的：“推测某处有多少财宝，圣也；动手的时候，冲在前面，勇也；得手之后，自己最后走，义也；判断某处可不可以去抢劫、偷盗，什么时候去才能成功，智也；东西抢到以后，平均分配，仁也。这五条标准不具备而能成大盗的，天下还没有。”盗道在某种程度上反应出了君道，能深刻理会盗道之君也能图业兴邦。
后汉末年，董卓入朝.他图谋篡位的时候，用了不少名士。范晔说：“董卓这个人本性野蛮残暴，有如虎狼，碰上汉朝末年政权剥落崩塌的局面，给了他野心得逞的机会，伦理道德被他践踏，纲常制度被他破坏。像董卓这样剖人胸膛、剁人手足的人，就是杀尽了天下人都不会称心。但对于名流学者，他礼贤下士，以便慢慢地篡夺政权，所以，不要看董卓粗鲁残暴，杀人如麻，他也很懂盗窃之道。”
二、恰如其分的方法
齐宣王、楚灵王为了避免流弊的发生，恰如其分地行事，采取了有效的方法，为君者可以从中借鉴一二。
例1：齐宣王见周文王的御花园很大，而老百姓却以为很小，就问孟子是怎么回事。孟子说：“周文王的花园方圆七十里，割草打柴的人能进去，山鸡野兔也可以进去，与民同乐，与民同用，老百姓自然不嫌其大，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我听说你的城郊也建了座花园，方圆四十里.老百姓如果进去打猎杀了一只小鹿，你也要抓起来以杀人罪论处，所以老百姓认为你修的花园太大了，这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例2：楚灵王修了章华台，伍子胥的相父伍举劝他说：“我们祖先修亭台楼阁，是为了训练三军，观察气象。一不侵占老百姓的耕地；二不影响国家的财政；三不因用工而影响正常业务；四不在农忙时期动工。所以国家的大型建筑，是让国家和人民得到好处，不能使国家财政匮乏。”
任何反面作用也是有原因的，只有针对这个病因“对症下药”，才会“药到病除”，为君者不仅要认识到事情的反面作用，更要找到解决的方法，避免流弊的发生。
三、为臣者要掌握进退的分寸
臣子的职责就是为君谋事，为国尽忠，为民尽责，如果遇到英明的君王，这样的臣子一定会被重用，但如果遇到昏君，越是忠心的臣子，越可能招致血光之灾，为国捐躯。所以，许多人都感叹伴君如伴虎！
子贡问孔子：“陈灵公君臣公开淫乱于朝廷，大夫泄冶规劝，却招来杀身之祸。泄冶的行为与纣王时代的比干相同，能不能说泄冶的做法仁道呢？”
孔子说：“不能，因为比干之于纣王，从亲戚关系方面讲，他是纣王的叔父；从官职上说，他是皇帝的老师。比干是为保住殷商的宗庙社稷，所以他下决心以死抗争，希望用自己的一死使纣王悔悟，因此比干是真正的仁爱之心。泄冶就不同了，他位居下大夫，与灵公也没有骨肉之亲，本应挂冠而去，却想用区区一身，纠正国君的淫乱昏庸，死而无益。只能说是捐躯。《诗经》中说：‘当天下太混乱的时候，老百姓只能洁身自好。’泄冶就应这么做。”
由此可见，为臣者要审时度势，知进识退。更要能顺应时代的变化，运用为臣的策略。
有人问司马迁：“叔孙通顺着秦二世的心意拍马屁，是这样吗？”
司马迁回答说：“根据君王是否英明，以便决定自己的进退，这个原则是前代哲人所认可的。叔孙通明察世务，制订礼仪，适应时代的变化，终于成了汉王朝的儒学宗师。古代的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挠，大智若愚，处事灵活。叔孙通就是这样。”
所以，为臣侍君者能适时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以顺应时代的变化，是为官之道的根本。顺应时世，并不代表不再给君者提意见，不向君王提建议的臣子也不是好臣子。
司马迁还曾说：“在朝为官而不给君王提意见，这种人要不得。”朱云当着皇帝的面诘问张禹：“你像死人一样占着一块地方，只想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什么都不干，使上下的意见、消息无法沟通，该杀！”
该何时进，该如何退，这着实是为官者感到很难把握的问题，所以班固感慨地说：“做大臣太难了，迎合世俗就违背了自己的意愿；但逆潮流而行，又会招来祸患，所以，很多人不愿入朝为臣。因为生与死，都没什么意义。”
其实，要解决为臣进退两难的问题，并不是无法可寻。
范晔说：一心为义危害生命，专心保命则不义。如果道义重于生命就舍去生命，如果生命重于道义，就保全生命。
由此可见，为臣者在尽忠时把握好尺度是最重要的。
四、认清问题的两面性
世间事物纷繁复杂，所以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也千差万别，即使是同一事物，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处理方法各有不同，甚至针锋相对，截然相反，但这些矛盾却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着向前发展的。
班固说：“从前王道衰微，诸侯巩固自己的政权，由于当时各国的君王好恶不同，所以，诸子百家的学说蜂拥而起，他们各执己见，大力宣扬自己的长处，并且到处游说，取悦诸侯。他们的学说虽然各不相同，但就像水与火的关系一样，相灭而又相生。仁和义，散与和，虽然相反，却又相辅相成。”
《周易》也说：“天下人的目标是一致的，而达到目标的途径不一样；天下的道理是同一的，而人们思考的方式千差万别。”
没有什么是绝对正确和错误的，只要有适合君王治国的言论和方法为君者就该采纳并有针对性地实施，这才是为君之道。
（一）生命与善恶
对生命的存在和价值的认识，历来是名人志士热衷探讨的话题，怎样活着才有意义，怎样生存才更有价值，始终是智者有理，贤者有道，没有苟同，争论不休，君者如能正视他们的争辩，从中领略出适合的生命和生存的意义，将对自己的行政生涯大有裨益。
《诗经·大雅》中写到：“既明白事理，又聪明机敏，才能确保安全。”《周易》也标明：“天地之间最伟大的德行就是爱惜生命。”
《论语》则认为：“士人遇到危险应当舍身赴难，见义勇为。”又云：“君子只有勇于牺牲生命以成仁的，而没有因贪生怕死而违仁的。”
管子语曰：“对现实感到困惑，就应看看古人；如果想预知未来，就应回顾历史。”正如古语所说：“与死去的人患同样的病，是不可能活命的；与亡国者走同样的路，是不能生存的。”
《吕氏春秋》中则如此说：“见有人因吃东西噎死了，就禁止天下人吃东西，荒谬呀；见有人因乘船淹死了，就禁止天下人乘船，荒谬呀；见有人因战败而亡国，就取消天下的军队，荒谬呀。”三国时的杜恕说；“奸臣贼子，从古到今，不是说没有。可是如果十年出一个，就认为是接踵而来；百年遇上一个，就认为到处都有，并因此疑神疑鬼不敢用人，这就和因为有人噎死就禁止吃东西一样，噎死的人虽然不多，但饿死的人就多了。”
同样，对于善行和恶意的认识各个贤者也很少雷同，他们对世间善恶德行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儒家始祖孔子说；“敢憎恨那些揭发别人隐私的人，才是正直无私的人。”
管子却认为：“敢憎恨那些隐瞒别人恶行的人，才是仁者。”三国时魏国的大臣曹羲说；“世人所说的抑恶扬善，是君子的大义；保护志同道合者，是朋友之间最深挚的情谊。这种说法，不过是市井俗人的闲谈罢了。因爱憎而导致的互相诋毁之言，不是诚实公正的真理。世人不琢磨其中的道理，只依据只言片语来下结论，因此善恶不分，是非不辨，世道人心之混乱往往是这样造成的。朋友之间不分是非，什么事都一味的随声附和，失败的种子就会从中萌发。议论要以事实为准则，不必相互苛求指责。朋友要以平等的态度作为交往的前提，而不要把是非不分、随声附和当作是友情牢固。因此豁达明智的人，只要大的原则一致，并不追求形式的好看。只要心灵相通，并不在乎言语是否一致。”
虽然智者仁人们从正反两个方面对生命和善恶阐明了不同的观点，但目的都是训导大家从善止恶，对于君者，应从大义出发对待生命，从长远考虑对待善恶，不断更新对生命和善恶的认知，这才为君之道的策略。
（二）君子与小人
区分何者为君子，何者为小人关键是看操守和德行，但什么才是小人的德行？什么又是君子的操守的呢？贤者们对此的认识颇不相同。
《越绝书》中明确标明：“卖弄风骚的女子不贞洁，夸耀自我的士人不守信。”
而《汉书》中则写到：成大事的人不拘泥小节，行大礼的人无须小心谦让。
黄石公认为：“土地贪图太多，就会荒芜，但仁德广布，国家才会强大。保护好自己拥有的，能让人安分守己，贪图别人的东西，就会发生残暴的行为。残暴的统治，虽然能成功一时，但终究会失败。”
司马错却坚信：“欲使国家富强，必须扩充领土；要想军队强大，必须使人民富有；要想统治天下，必须广施德政。这三个条件具备了，才能成就王业。”
《左传》里说：“心里纯洁无瑕，又何必担忧没有归宿呢？”《论语》说：“只要礼义上不出差错，又何必害怕别人说三道四呢？”
而古语却言：“诽谤之词太多，金子也会被熔化。诬陷之词太多，能把人的骨头磨朽。羽毛数量多了，也能把船压沉。轻的东西多了，同样能把车轴压断。”
孔子觉得：“君子不是工具，不是什么都能做。而圣人运用智慧却可以应付万事万物。”
而列子则云：“天地不是万能的，圣人也不是无所不能，世间的万事万物也不是什么都有用。所以，天的职能是普育众生，地的职能是承载万物，圣人的职责是教化民众。”
韩非子告诫世人说：“古人看不到自己的面容，于是发明了镜子；智慧不能认识自己，才会用道来反省、修正自己。”
而老子却说：“听出话外之音是聪，深刻地反省自己是明，能战胜自己才是真正的强大。”
由此可见，君子和小人的操行并没有固定的标准，凡夫只要把握住行事的度和应有的礼仪，君者只要能施仁德，行仁政，则不管是否是君子都能受到人们的敬重。
（三）君子与行善
君子大都对小人的行为和道德不齿，但所谓的小人们也同样对君子的行为有质疑，并不赞同君子的所作所为。
《论语》上说：“君子再穷也能坚守节操，小人一受穷就什么都干。”
《易经》上则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天会自动保佑他们，他们因此吉祥而无往不利。”太史公也云：“边鄙之人有句俗语说：‘对自己有利就是德。’所以，伯夷反对周王伐纣，饿死在首阳山，但文王、武王并不因此而被贬低；跖、硚暴戾无道，但盗徒们对他们却大唱赞歌。可见，‘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并不是一句空话。教条的学者，固守着自己的小仁小义，长期独立于世外，落后于时代，哪如与世沉浮，顺应时代的变化，求取功名富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