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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君道之——广纳贤臣良将(2)

例3:魏文侯的太子向田子方行礼,田子方不还礼,太子很不高兴,对田子方说:“不知道是贫贱的人傲慢呢,还是高贵的人傲慢?”田子方说:“当然是贫贱的人傲慢啦!高贵的人怎敢傲慢?高位者傲慢就会失去国家,大夫傲慢就会葬送封地,贫贱的人却没什么可丢失的。不顺心了可以转身就走,没什么可留恋的,到哪儿都是一样的贫贱。”

有些君王虽然身边不乏人才,但当他需要人才为自己谋事献策时,往往发现人才表现的并不积极,为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君王没有善待这些人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不善待他人,怎能得到他人真诚的扶助呢?

例4:宋燕做齐国的宰相,遭到罢免回来后,对大夫们说:“有谁愿意跟我去投奔其他诸侯?”大家都整齐地站在那里,谁也不回答。宋燕说:“可悲啊!为什么士大夫易得而难用呢?”陈饶说;“并不是士大夫易得难用,是你不用啊!你不用,士大夫就会怨恨。你不会任用人才,反而要责备他们,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宋燕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陈饶回答说:“士人连三升粮食都领不到.而你的仓库却满满的,这是你的第一个过错;园子里的果子多得很,以至于后宫的妇女们用果子互相投掷来玩,而士人却连一个都尝不到,这是你的第二个错误;后宫里漂亮的绸缎堆得都腐烂了,士人却无法得到一匹,这是你的第三个过错。而对于怎样死,为谁死,士是很看重的。你不能放弃你轻视的东西赏赐给士人们,却希望士人为你卖命.这就好比把这些士人像铅做的刀子一样存放着,却幻想有一个像干将那样会使剑的人出来,让他们发挥利剑的作用,这不是太难了吗?”宋燕说:“你所言极是,我险些犯了大错!”

五、选择可用之才

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才能,但作为君王只有择材用才,才能让自己的事业稳固发展,滥选滥用人才,只会把自己推向失败的池沼。

只有各司其职,才能尽心尽职。

伊尹曰:智能与天道相通,能顺应事物的变化,言论足以调和阴阳,核准四时,掌握风调雨顺的规律,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三公。所以,三公的职责是掌握社会和自然的变化规律。

能顺应四季的节令,有效使用土地资源,能疏通堵塞不通的环节,变不利为有利,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九卿。因此,九卿的职责在于道德的建设。

通情达理,精于人情世故,遵纪守法,对天下形式有独到见地,在物质方面能充实国家的府库,这样的人适合作大夫,大夫的职责就是仁爱军民。

刚正不阿,敢于犯颜直谏,胸怀坦荡,无奸诈之心,讲话符合法度,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仁义的烈士。如果君王能得到:道、德、仁、义士的辅佐,天下就不难治理了。

选择适当的人才还要注重观察他的言行,根据他外在的表现就能窥探出他的才能有多深,适合从事何种职务。

姜太公说:“口若悬河,整天满口恶言不休者,虽招人讨厌和憎恶。但这种人适合在街区,盘察坏人,容易发现灾祸。爱管杂事,起早贪黑,勤劳肯干的人适合相夫教子。看到什么说什么,什么事都积极参与,平时言语很少,不贪图小便宜的人可以当十个人的小头目;整天忧心忡忡,不苟言笑,一意孤行,好舞刀弄枪,,六亲不认者可以统率一百人;争辩时总是占上风,嫉恶如仇,刑罚严明者可以统率一千人;表面卑微,不善言辞,善于体察下情,知道民众疾苦者可以统率一万人;谨小慎微,日甚一日,亲近贤能,又能献计献策,能让人懂得何为气节,说话不傲慢,忠心耿耿,这种人是十万人的将领;温良敦厚有长者之风,一心为主,举贤纳士,依法办事,以国事为主者是百万人的将领;屡见功勋,名声显赫,领导有方,出入豪门大宅,平易近人,深得民心,诚信宽大,能效法前人的伟大事业,也能补救失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视天下百姓为至亲至爱者是英雄的首领,天下的主人非其莫属。”

《玉钤经》中也这样写道:“才如泉涌,光明磊落,这样的人可为人师;能在思想上砥砺他人,行为上帮助他人,这样的人可为良友;安分守己,奉公守法,宽以待人者可为一方官吏;贪图享乐,只重眼前的快活,不思长远,位高者一喊就连连应诺,这种人只能当奴隶。因此,用人师佐自己的君王是明君,良友来辅佐自己次之,最差的是用官吏来辅佐自己,亡国的君王用奴隶来辅佐自己。”

由此可见从人才的选用关系到国家的兴亡,为君之道重在选择好辅佐自己的臣子,任用什么样的人来辅佐自己,实在是存亡的关键,得失的大要!所以孙武断言:“哪个君王有道?哪个主将有才能?我凭用人这一点就知道结果了。”

六、善用人之所长

拥有人才是成就事业的先决条件,为君者要想最终成就一番伟业,还要善于用人,充分发挥人才的长处,根据人才的特点委派不同的职务,让他们各得其所,他们才能竭尽全力辅佐君王,真正助君一臂之力。

有所作为的君王都把考察人才,衡量人才当作治理天下的第一要务。舜之所以能居君位良久,就是因为他了解群臣的特点,量才录用;汉高祖刘邦之所以能成为三国霸主,就是因为他对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人的才干都了如指掌,充分发挥的他们的特长,让他们在自己的职位上都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

对于每个人我们都不能求全责备,要多看看他们身上的优点:有些人做小事虽然有些粗心大意,但却性格刚正、志向远大,能成就大事;有些人虽不善于变通,办事欠缺灵活,但做事却可以有理有据,正直公平,仁义周全;有些人虽然放荡不羁,看似玩世不恭,但却能运用权谋,好奇好强,才识往往高人一等……所以君王在选择人才时不能总用常规的眼光审视,要从多方面考察,看到他的特长,并充分利用他的特长为己所用。

只有干适合自己的事情才能做好,只有让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才能做到最好。君王的统治也是一样,要运用正确的君道,采用正确的方式对待臣民。如果让善于统管大局的人来处理具体事务就会显得迂阔;善于运用权术的人在太平的时局下就不会做出显著的功绩。匡正时弊的君道,可以纠正奢侈的风气,但却不能治理严重的社会问题;苛刻严厉的君道,只能用于纠正邪恶势力,靠它来治理不正之风就容易失去民众;威猛暴烈的君道,能够讨伐内乱,在和平时期靠它就显得太残暴了;注重计谋的君道,宜于致富,但却在无形中增加了民众的困苦。

从前伊尹大兴土木的时候,让身强体壮的人去背土,让独眼人推车,驼背的人涂抹,根据他们自身的特点让他们各尽所长。

管仲亦云:“对于进退有序的朝班礼仪,阴朋比我在行,就让他来作大行吧;对于开荒种地,发挥地利优势,宁戚比我强,就让他来作司田吧;调兵遣将,使三军将士勇往直前,我不如王子城父,让他来作大司马吧;秉公断案,严明执法,严惩奸佞,宽赦好人,我不如宾胥无,他来作大理最合适;敢于犯颜直谏,不畏权贵,不惧酷刑,以死相争,我最佩服东郭牙,他的勇敢适合作大谏。有这五个人就可以富国强兵了。而我能充分认识并运用他们的擅长,所以能助君王成就霸业的人只能是我管仲了。”

黄石说:“用智、勇、贪、愚之人,使智者争相立功,使勇者得遂其志,使贪者发财.使愿者勇于牺牲。根据他们的特长来使用他们,这就是用兵时最微妙的权谋。”

《淮南子》亦曰:“天下最毒的草药就是附子,但是高明的医生却把它收藏起来,因为它独特的药用价值是其他草药所不具备的。麋鹿登山跃岭,其速度连善于奔驰的大獐都追不上它,但下山的时候,不善奔跑的牧童稍稍努力也能追得上。这就是说,才能有长短。胡人骑马方便,越人乘船方便,然而一旦交换使用,就不方便了。”

雄霸三国的曹操选用人才时,最看中的就是他的特长,其诚言:“有进取心的人,未必一定有德行。有德行的人,不一定有进取心。忠厚的陈平因为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奠定了汉朝的基业;守信的苏秦用自己的特长拯救了弱小的燕国。”

所以,如果让韩信去当谋士,为君王出谋划策;让董仲舒统帅三军,去攻关夺城;让于公去周游四方游说;让陆贾去升堂断案……他们肯定不会有惊天动地的作为,也就不会名垂千古了。

由此看来为君之道的重要策略就是善于运用人才之长,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在某方面的才干,满足他们的成就感,成就君王的大业。

七、辨识名臣良将

后汉的太尉陈蕃上书向桓帝推荐徐稚、袁阂、韦著三人时说:“袁阂出身于权贵之家,通晓治国之道,品行合乎圣人遗训;韦著长在京都,为人处事很有礼仪,是所谓‘不扶自直,不镂自雕’的人;至于徐稚,他生在江南小地方,家境清贫,持身恭俭,卓然不群,在当地很有名声,他是三人当中最为杰出的一个。”

东晋时的谢安是有名的宰相,他的度量人鲜与能比。在东晋那种衰败的时代,全国战火四起,人民惊恐不安。况且苻坚亲率百万大军,又有符融这样高明的丞相指挥精锐为前锋,如狼似虎,浩浩荡荡,直逼江南。苻坚自恃兵强将猛,还未开战,就修建了一处宾馆,准备安顿被俘的晋朝皇帝。就当时秦、晋两国的军事实力而论,用鸿毛与秦山来比喻也不过分。而谢安能在大军压境的关头,泰然自若,拒绝桓冲的支援;也不看谢玄的作战方案。这说明,胜与败他早已成竹在胸了。像谢安这样的人才,就其度量之大而论,自古以来,是绝无仅有的,没人能比得上他。

隋炀帝在东宫做太子时,曾问将军贺若弼:“杨素、韩擒虎、史万岁三人都被誉为良将,该怎么评价他们的优劣?”

贺若弼回答说:“杨素是猛将,不是谋将。韩擒虎是斗将,不是领将。史万岁是骑将,不是大将。”隋炀帝表示赞许。

能够正确的认识人才,才能很好地使用人才。

八、用“标准”选人

植范说:“历代君王都钦佩成就霸业的人能任用贤能,慨叹亡国的君者失去了人才。但他们却很少能真正引以为戒,总是还要任用那些凶险愚顽的大臣,因此亡国之事连绵不绝,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他们不懂选人的标准,选人时不看是否合乎道义,只求合乎己心。

《人物志》中关于衡量人的标准有这样的叙述:高风亮节的人,以正直为标准,可以阅人无数,也能依照其人品、德行是否合乎伦常而用人,但怀疑法术;推崇谋略的人以计策是否高明为标准,所以能够鉴别谋略的高下,但是时常与法度背离;玩弄权术的人以是否能立功为标准,所以能够看清进退的效用,但是欠缺道德的教化作用;善于口才的人以能否说服别人为标准,所以能够把握辩论的技巧,但是不懂得文字的内在之美,因此虽互相口舌争辩但都不服对方。凡此这些,都是一流的人才。只有同一个档次的人才能看清相互的优点。要想做到诸长兼备,就必须广纳众才。

桓范又进一步阐述说:追求名声的人大都不甘落于人后,因此对心性相同而才能稍差于自己的就予以帮助;但如果心性相同才能不相上下者,就会互相竞争,彼此伤害。这是同体的变化,不可不察。

聪明人历来都是圣贤们最赞赏的,因为他们最注重的是知人。能知人识智,就能让各种人才找到合适的位置,那么不管小事大事也就都能办好了。

因此孔子提出了“六蔽”的观点,以防止君王们在识才时发生偏误。用狂傲与耿介的偏失,来引导那些有偏执拘谨、傲气刚直之缺陷的人才;用对空泛而无信的流弊的痛斥,来提醒人们不要信赖那些似是而非的人;要了解一个人的日常行为,只要明察他安身立命的依靠,观察他所作所为的动机就可以了。

君者选择人才,不要只注重自己的标准,要遵循道义,广聚众才,用普遍或更高的原则去衡量自己的臣子,只有这样才能发现何者是真,何者为虚,而那些善于伪装、掩饰的人也就没有了生存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