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正在孝感前线大营中的袁世凯接诏后，却故意辞谢不就。冯国璋前去向他报告攻取汉阳的计划，他亦将计划搁置一旁，嘱冯国璋暂只可虚张声势，不可即取汉阳。然而求功心切的冯国璋不知底细，还要请示，袁世凯只是淡然一笑，叫他多去摆酒庆功。冯国璋不知，袁世凯此时正在与黎元洪暗中勾通，以借革命军政府逼迫朝廷，让载沣交出更多的权力；同时又凭借北洋军的气势压迫军政府，让它归顺自己。
冯国璋告退后，袁世凯即电奏朝廷，言已令前线军队停进，拟派人劝解民军投顺。接着，他召来幕中亲信刘承恩，落实迫民军息战议和之事。刘承恩是湖北襄阳人，黎元洪的故旧，此前袁世凯曾让他以同乡身份向黎元洪两次致函。刘承恩入见后，袁世凯即命他再次致函黎元洪，言清廷已下罪己诏，确定实行立宪，赦开党禁，皇族不问国政，故国事尚可有挽回振兴之期；务望趁此时机，各平了结；自己更愿早息兵争，以安百姓，免生灵涂炭。如黎元洪诸人言和，不独不咎既往，且可重用共襄国事。刘承恩遵命写好信函后，即派人送达黎元洪。
黎元洪接信后，立即电邀黄兴过江，并先密与汤化龙商议：“这是袁总理第三次来信了，不知是真言和还是想麻痹我革命政府，别有意图。愿请教汤主席高见。”
汤化龙说：“袁公私求议和，似不在用诈术，而在诱降。都督可复召军政府诸负责人议商。”
黎元洪召众党人议商时，蔡济民说：“袁世凯欲劝革命党人归顺，我等正好劝说他反戈，待合力推翻满清后再与言和。”
黄兴对此主张极表赞同：“当年袁世凯在开缺回籍之前，因顾虑自己地位危险，曾让直隶总督杨士骧派人往南京见我，说甚愿与革命党联合，把清室推翻，复我故国。后又直接派代表密见孙总理，示意取消通缉令，与孙总理一致行动。我看此时劝袁氏反戈，极得天时，定会成功。”
黎元洪与众人商定后，也极想劝说袁世凯归顺革命。
三天后，刘承恩又承袁世凯意旨密派王洪胜持信过江面见黎元洪，再次转告袁世凯的意图，并劝黎元洪：“总理之意在两家取和，以免汉人受害，保全大局。”
黎元洪却说：“现在要说和，须将皇族另置一地居住，管他的吃穿，不准他管我们汉人的事情。”
王洪胜则解释：“君主立宪，君乃一五岁小童，大政由袁总理执掌，实际就是我汉人管事，皇帝管不着了。”
黎元洪却坚持说：“这个时候，不将皇上推倒，随便和了，以后大权归他，他更比从前加一倍的狠，我们更无有法子了。”
至最后，黎元洪要求刘承恩亲自过江到武昌面谈。王洪胜见此，便不再多说，回去禀告刘承恩。
黄兴致函劝袁世凯建华盛顿之事功，
刘承恩奉命探听党人的意图
王洪胜临行前，黄兴为了说动袁世凯，特让他带书一函面交。其书云：
袁总理勋鉴：
来示嘱敝军停止战争，以免生灵涂炭，仁者用心，令人铭心刻骨。惟满洲朝廷，衣冠禽兽，事事与人道背驰，二百六十年来有加无已。是以满洲主权所及之地，即生灵涂炭之地。如但念及汉口之生灵而即思休战，毋乃范围过狭，无以对四亿生灵。况汉口为我军所有之日，行商坐贾，百货流通；及贼军进攻不克，纵火焚烧，百余万生命，数万万财产，均成灰烬。所谓涂炭生灵者，满奴乎？抑我军乎？至于尊嘱开党禁等数条，乃枝节问题，而非根本问题。以大义言之：夷奴与中华，原无君臣之分，明公虽曾服满人之官，而十八省之举义放荡人义师者，何亦非曾服满人之官者？按之是非真理，明公当自晓然。近日北京政界，喧传明公掌握兵权，当为朝廷之大害，是以满奴又有调明公回京组织内阁之命。夫撤万众之兵权，俾其只身而返，乃袭伪游云梦之故事，非所以扬我公，实所以抑我公，非所以纵我公，实所以缚我公也。满人之自为，谋则善矣！所以解者，我公自为计也。兴思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毋坐失。
袁世凯接到刘承恩奉上的黄兴书信，听他禀告王洪胜武昌之行的经过后，得知革命党人都愿推重自己为拿破仑、华盛顿，不禁喜出望外，即亲自修函一封，让刘承恩赴武昌谈判，向黎元洪讨价还价。刘承恩即携函到武昌，将信函面呈黎元洪。
黎元洪阅后，见函中有“如能承认君主立宪，两军即息战，否则仍以武力解决”等语，心中颇为不悦。
刘承恩见状，即又对他申明：“袁总理之意，现在朝廷已宣誓实行立宪，革命目的可谓达到。倘再延长战争，生灵益将涂炭，且恐酿瓜分之祸。至盼暂息兵端，公举代表入京，组织新内阁，共图进行之策。”
黎元洪见袁世凯仍以武力迫胁，便对刘承恩正色道：“袁公此举，不过欲借议和实现其掌握大权，然后驱逐满人，自践帝位。但袁公似已忘记载沣开缺他回籍之仇，满人践踏华夏二百六十年之恨。故袁公当反旆北向，不做尤无人格之满奴，否则约期大战而已。”
继之，黎元洪告诉刘承恩，议和以推翻满清帝制为先决条件，是全体党人的意见，并对他说：“立宪与共和事关政体，此事只能由军政府开会议定，现请你一起开会相商，如何？”
刘承恩见黎元洪相邀与会，求之不得，他正好借以进一步了解革命党人的意图。黎元洪让刘承恩参加会议，是好让他感受党人的情绪，也好使众人轮番劝说他，使之心服。
宾主入座后，宋教仁即对刘承恩说：“如袁总理能转戈北征，驱逐满虏，我辈当敬之爱之，将来可被举为大统领。”
刘承恩未及开口相答，汤化龙即接着嘻笑说：“愿袁公不因做了总理大臣即得意洋洋，忘了数年前足疾去官之谪。时至二十世纪，无论君主国、民主国、君民共主国，皆莫不有宪法。将来各省派员会议，视其程度如何，当采取何等政体，其结果自不外立宪二字，特揆诸舆情，满清恐难参与其间了！”汤化龙说这话，是在激起袁世凯对载沣怨恨的同时亮出自己的立宪主张，并以立宪来模糊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的界限。
刘承恩见汤化龙如此说，立刻点头称善。
最后，黎元洪再三表示要清帝退位。他是想清帝退位后实行共和，袁世凯当总统，他有机会当副总统。如果清帝不退位，他不但当不成副总统，弄不好还会被治以叛乱大罪。
但刘承恩横直不大理会众党人的抬捧和激将，总不明言同意清帝退位。他只是说：“军政府汤主席之言可予特别考虑，袁总理之意也在行立宪政治，双方当有一致之处。”
会商过后，刘承恩因完全摸清革命党人的意图，完成了袁世凯交待的使命，心中极喜。当晚，黎元洪又以故旧身份摆宴相待，并连夜让汤化龙代自己复书，劝袁世凯当仁不让，见义勇为，取清室而代之。第二天刘承恩辞行时，黎元洪将复袁世凯的信交给他，刘承恩接信后兴冲冲离开武昌而去。
被资政院“选”为总理大臣后，
袁世凯即乘火车回京组阁
袁世凯探知革命党人的打算后，心中更加有底，他想趁机逼迫载沣速行立宪。这时载沣见他在前线不回京城，便又下诏催促。袁世凯接诏后，再行电奏辞谢，声称战事正紧，前命不敢奉诏，且党人主张立宪，请速行立宪以安定人心。载沣阅电奏后，为让袁世凯稳定，急忙将资政院起草的宪法信条十九条予以公布，并宣告择期宣誓太庙，以资信守。接着他又宣谕准许党人按照法律组织政党，资政院速订议院法、选举法，预备召开国会。袁世凯见载沣已准行立宪，便借机在湖北出示晓谕招抚民军；同时他奏请摄政王载沣特赦汪精卫等钦犯，以显示朝廷的宽宥，安抚革命党人心。载沣得到他的这次奏请电后，又下诏催他回京上任。然而袁世凯接诏后却又推辞，说是宪法十九信条规定，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载沣明白他的意思，即促资政院开会，正式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选举结束后，载沣立即下诏要袁世凯进京就职。
袁世凯见自己以法律形式首次被资政院选为总理大臣，目的已经达到，顿时得意洋洋。他将前线军事交付给亲信冯国璋和段祺瑞，便在卫队的前呼后拥下乘车北上进京，住进了他的锡拉胡同旧寓。隆裕太后与摄政王载沣在袁世凯返京的次日即召见了他，嘱他不要辜负朝廷重托，全心组织好内阁。袁世凯故作忠言，跪在地上说：“世凯拜此大命，膺此大任，日夜苦思，不知如何始能上安圣虑，下除民苦。世凯当杀身成仁，以古圣贤之心为心，誓为清廷保全社稷。”隆裕太后和载沣听了，感动不已，要他快快组阁。
其实袁世凯在湖北前线时，心中就已盘算好哪些亲信能入阁，哪些人当配角和摆设。故不出旬日，他便将责任内阁名单拟定：外务部大臣梁敦彦，副大臣胡惟德；民政部大臣赵秉钧，副大臣乌珍；度支部大臣严修，副大臣陈锦涛；学务部大臣唐景崇，副大臣杨度；陆军大臣王士珍，副大臣田文烈；海军大臣萨镇冰，副大臣谭学衡；司法大臣沈家本，副大臣梁启超；农工商大臣张謇，副大臣熙彦；邮传大臣杨士琦，副大臣梁如浩；理藩大臣达寿，副大臣荣勋。
袁世凯组阁后，立即罢免了军谘府大臣载涛和毓朗职位，让荫昌和徐世昌接替。随后，他奏请隆裕太后，由她申明家法，亲贵不得预闻政事，意在不让手中握有万余禁卫军的摄政王载沣执政。为了达到目的，袁世凯让英国公使朱尔典出面，对载沣软硬兼施，迫使他交出“监国摄政王”大印。隆裕太后本是一无才无识的女人，哪里见过这等世面。在袁世凯的逼迫之下，她不得不准许载沣以醇亲王退归藩邸，岁给俸银五万两，不再预政。
赶走摄政王载沣后，袁世凯不久以出征名义将禁卫军调出城外，命段芝贵另编拱卫军护卫京城。紧接着，袁世凯又奏请皇帝降旨必须由内阁副署，这实际上是限制隆裕太后行使朝政，隆裕太后则随即表示同意。但袁世凯仍碍于清廷旧例过多，束缚自己独断专行，尤其不愿每天入对跪见小皇帝。袁世凯的亲信幕僚汪荣宝察知他的心思，即献策道：“既已立宪，总理宜奏请凡与立宪制度相抵触的事项宜一律停止。总理大臣不必每日入对；除国务大臣外，其余召见官员，均暂停止；各衙门应奏事件，奏事处传旨事件，均暂停止；内外折奏均递至内阁，由内阁拟旨进呈，再请钤章。”袁世凯听了此议，高兴之极，即命汪荣宝代拟奏章，修定后马上上奏。隆裕太后接奏后，立即准奏。这样，袁世凯就顺当地将清廷朝政大权攫取在手。至此，他权倾朝野，百官震恐，无敢异言，隆裕太后和溥仪小皇帝只不过是他掌中之物。
反攻汉口失败，黄兴急得差点吐血
袁世凯北返京城就任内阁总理大臣后，即命冯国璋攻取汉阳以显示清军军威。在汉口前线的冯国璋得令后，即连夜进行军事部署。冯国璋是袁氏亲信中功业心最重的一个。早在武昌事发朝廷命他随荫昌出征时，他即兴奋地对属僚说：“这一来，咱的黄马褂子算是穿上了，还许来个世袭罔替哩。”及收复汉口上报朝廷请功后，冯国璋尤想全剿平鄂乱之功，以得朝廷更大奖赏。
冯国璋行将攻取汉阳的部署很快被汉阳革命军侦知，革命军总司令黄兴与参谋长李书城等人得报后并不畏惧，他们认为汉阳守军的总数已达二万，众志成城，完全可与清军一战。这时，湘军协统甘兴典又率领一协官兵前来助战。到达后，他即请战要求反攻汉口。但黄兴不允，对他说：“我与李参谋长已制定作战计划，以固守汉阳为战略目的。甘协统远道而来，甚是辛苦，先请歇息数日，以养精蓄锐，待来日建功。”
黄兴的旧识、前来投效的日本友人大元见革命军气盛，这时也建议反攻汉口，一鼓扑灭清军，但黄兴总是不同意。
然而，已至汉阳的鄂军敢死队、学生军、童子军、特别义勇军、游击队、奋勇军、和尚军、湖北女子北伐队及各省地来汉的敢死队，都川流不息地到司令部请战。尤其是和尚军首领、奔走于武汉各寺庵间为备战事倡导联络的浙江僧人管锷，杖锡数次来见黄兴，要求参战，他说：“革命战争，即出家人亦不能置身事外。”
黄兴见群情激奋，人心思战，内心激动不已，感慨地对参谋长李书城说：“众心所归，何愁大事不成。现独立省份日多，湖北为首义之省，武汉为军政府所在地，如能收复汉口，当有振奋人心作用。”受主战情绪感染的李书城即表赞同：“由北而南归的志士，均言京城一片恐慌；而汉口清军确无斗志，如我军一鼓作气收复汉口，不独全首义之功，且全颠覆满清、建立民国之功。”黄兴见李书城赞成收复汉口，便要他安排妥反攻计划，以在军事会议上说明。
当司令部会议军事计划时，副参谋长吴兆麟仍坚持固守汉阳：“兵书云：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上也。我看革命军虽尽得人和之利，但北洋军装备精良，弹药充足，眼下还是不攻汉口为好。”
孙武亦附和吴兆麟的意见：“革命军新兵多，大炮缺乏，不宜进攻，只能固守。”
但会议人员多数赞成进攻，黄兴这时战意已定，他说：“清军现已准备攻取汉阳，我军若死守，只会处处被动，不如先发制人，攻其不备。此战在全首义之功，意义重大。敢死者跟我去，怕死者可不必去。”
吴兆麟见黄兴不纳己见，执意反攻，便急告黎元洪。而黎元洪此时正在向各省发电，请派代表赴鄂商讨组织临时中央政府之事，他在电话中要吴兆麟听命于黄兴。黎元洪的想法是：若一战而收复汉口，他的都督地位愈加巩固，甚至开国元勋的地位亦可企及；若反攻失败，其咎归黄兴。故当黄兴后来在电话中告知作战计划时，他对之未置可否。
黄兴见黎元洪并不反对进攻，即与李书城作军事布署，计划兵分三路反攻汉口：黄兴自统湘军主力及鄂军一部为主攻军，在断琴口架浮桥渡河进攻玉带门与硚口一带；命鄂军第六协协统杨选青为西路指挥，率鄂军第四、六两协在南岸咀渡河进攻龙王庙；命鄂军第三协协统成炳荣为北路指挥，率军由武昌青山潜渡汉口湛家矶，偷袭刘家庙，以断清军后路。为不致发生混乱，黄兴命进攻部队以白布条斜挂背上为标记，凡占领之地举火为号；并命武昌凤凰山炮队与归顺海军炮舰向汉口炮击以支援。布署完毕，黄兴将总攻时间确定在11月16日晚。为有制胜把握，黄兴在16日清晨便分派骑兵和便衣侦探加紧搜集敌情，又派出小部队自长江下游潜渡汉口扰敌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