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最大功绩，在于正义之师举起义旗反抗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民主革命派合理地借助武力，终于以民主政治取代君主专制，以共和驱逐皇权，确立人民为国家主体的原则，归还了人的尊严，捍卫了人的权利。本书的写作动机就在于讴歌辛亥革命，讴歌那些为近代中国社会进步作出过种种不同或大大小小的贡献的人们。
与一种“告别革命”的呼声相反，我在书中贯穿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革命震荡是“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着的”（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如果没有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没有建立在现代工商业、现代法制以及现代信息传媒基础上的高度社会文明，具有暴力性质的革命还会周期性的重演。在步入21世纪以来，至少可以看到，武力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和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中仍然扮演重要角色，军事活动仍然是人类的重要威胁。站在现代文明的门槛上，我们当然愿意告别革命，就社会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的解决借助于政治民主协商。但我们不能因此忘记历史。革命可以告别，但革命的历史不能忘记，那些曾为革命出资出力、流血牺牲而换来自由、民主、共和、幸福的人们所作的贡献不能忘记。如果革命在想象中可以告别，为什么全球范围内会发生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会发生中国的辛亥革命及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呢？革命会有破坏，会有流血，但革命换来的对人的尊严的捍卫，对人权的守护，对民主政治的确立则是有目共睹的。当然，革命更会为新的社会建设奠定基础。
革命震荡是“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着的”观点对中国社会是同样适用的，尽管属于东方文明的中国社会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秦王朝以后，在小农经济基础上衍生的中国社会政治，其演进似乎总是按照一治一乱的尺度进行。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尤其是汉、唐、宋、元、明、清等这些存活时间较长的王朝的相续更替，无一不是经历从乱到治，又从治到乱的过程。对于每一个专制王朝来说，在开国之后其统治者往往能励精图治，因而它能创造自己时代的辉煌。然而“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经过几个朝代以后，它的承继者便变得无所作为，进而奢华无度、鱼肉百姓。于是，旧的王朝就历史地走向反面，最终被受压迫的人民所推翻，被新的王朝所取代。
清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皇权专制王朝，也同样经历了由兴而衰的过程。不过，清王朝这颗太阳的起落有着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所不曾有的时代背景。首先，它乘明王朝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推翻而入主中原取得天下时，西方一些工业国已开始产业革命并开始向东方进行殖民扩张。当它进入所谓康乾盛世时，西方列强的船舰已光临它的海疆。而当它薄近西山、开始坠落时，西方新的工业文明则如日方升。在西方工业国全球性殖民扩张的时代，清王朝的衰败与西洋列强及东洋日本的兴盛存在着弱肉强食的关系。除去大的国际环境外，中国社会内部新经济因素的萌生，更使清王朝的覆亡同时成为中国历史上专制政治的覆亡。
正因为清王朝覆亡的时代处于世界工业强国开始全球性扩张和殖民的时代，这种特殊的国际环境决定清王朝的覆亡与中国历史上任一专制王朝的覆灭有着显著的不同。第一，建立在东方传统农业文明基础上的清王朝，是在西方新兴资本主义工业国廉价商品大潮的浸没和无情枪炮所散发出的浓烈火药味中窒息而死的。在西方列强和东洋日本不断的经济侵略、政治侵略和文化侵略下，尤其是在它们强大的军事打击下，清王朝的死亡不期而至。第二，清王朝的覆亡同时是统治中国数千年的专制政体的覆亡。它不复是一次简单的、旧式的改朝换代，因为取它而代之的不复是新的专制王朝而一种新式的民主政权。在中国政治历史上最后一个专制政体覆灭的时候，是辛亥革命即1911年广大被压迫民众的民族民主革命给它以死亡的宣判书。
但晚清的败亡与崩溃决不只是在1911年这一年发生的，它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积累过程。从近处看，1894年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是它走向衰败与没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这段衰败的历史显得曲折甚至离奇，可谓色彩斑斓。这段历史虽然同样是由所有参与历史活动和创造过程的人们的真实过程，但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具有各种不同动机的人的意志冲突和努力使它显得格外悲壮，并以自身奇特的方式艰难地向近现代的方向演进。一部晚清史，既是清王朝的败亡史，更是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革命人们反抗、摧毁这一王朝的奋斗史。
自甲午年对日战败后，清王朝确已步入穷途末路。外侮内患之际，各种政治势力都已出现并角逐在中国社会的政治舞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新兴政治势力崛起于南疆，它为救国救民而力图从外部摧毁清王朝。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另一种抗衡革命的政治势力在暗中觊觎着摇摇欲坠的王朝宝座，力图从内部蛀空清王朝。而以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为代表的统治势力，则极力将社会控制在旧有的政治秩序范围之内，以便维持和挽救其腐朽的政治统治。占据晚清社会政治舞台的主要就是这三大政治集团：孙中山集团，袁世凯集团，慈禧—光绪集团。晚清的历史，便是这三个政治集团之间展开殊死搏斗的历史。此外，外国侵略势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卷入、掣肘和左右这一斗争。
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以孙中山为首的代表社会进步的新兴革命集团和以袁世凯为首的觊觎着王朝宝座的旧式专制集团，在社会政治舞台上极为活跃。辛亥革命前，这两集团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向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为首的这一没落的统治集团进行挑战。辛亥革命之后，则是这两个集团之间开始了角力，为争夺国家政权彼此之间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斗争。
在晚清的三大政治集团中，孙中山集团既代表新兴的工商阶级的利益，也代表广大的穷苦农民阶级的利益，因此它从根本上代表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社会进步的方向。袁世凯集团代表中上层官僚和中上层军事将领的利益，其实质是代表豪绅地主和官僚资本的利益。这一集团既然寄生在皇权内部，便决定它与皇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它与代表工商业利益的阶级和阶层也有一定的联系，但它的寄生性决定它所代表的是社会少数人的利益和社会的没落。慈禧—光绪集团代表守旧的地主阶级的总体利益，其内部又有派系。慈禧太后及依附其左右的官僚是地主阶级内部最守旧、最顽固的势力，是皇权意志的极端体现者；锐意改革的光绪皇帝及依附于他的官僚则是适应社会进步趋势的势力。但由于“帝党”力量的弱小而每每为“后党”所压制和钳制，故它的进步性在充分发挥出来之前就为腐朽势力所扼杀。正因为如此，整个晚清王朝的统治实质上是慈禧太后的个人专权。由于这种专制制度依靠血缘氏族制度来维系，便造成让慈禧太后这样一个迷信愚昧，只知计较鸡虫得失，根本不懂治国之策的半文盲三度垂帘听政，实际把持晚清朝柄40年的局面。这种可悲政局，导致清王朝行将就木，厄运难逃。至1911年民主革命爆发之前，不少朝臣疆吏已经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因而，这一与社会发展不相协调的濒危政权最终被孙中山集团所取代就不可避免了。1911年武昌首义，全国风从响应，革命势力漫延各个行省；清王朝统治者则众叛亲离，寡而无助，其政权顷刻瓦解。
不过，在外国殖民侵略下畸型发展的中国社会由于新兴工商业的过分弱小，决定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集团起初无法形成强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势力，决定了它不可能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专制皇权。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观点来看，当一社会内部的先进生产力还未发展到足以打破旧的生产关系时，这种生产力在政治上的代表也不足以强大到一举而摧毁旧有的政治统治。在清政权内部寄生并迅速膨胀的袁世凯集团之所以能乘革命之机窃取革命胜利果实，其全部秘密亦在于此。正因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力量弱小，所以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艰难曲折，而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道路更是充满艰难险阻。这条艰难的道路使得晚清社会政治不特具有悲剧色彩，更令人惊心动魄。故晚清社会政治舞台上参与演出的各色演员，或可敬可佩，或可歌可泣，或可恨可耻，或可悲可哀。这些演员的生动表演组成了晚清社会政治舞台上的威武雄壮、千奇百怪甚至滑稽可笑的场面。
因此，近代中国的历史比以往任何时代的历史都要具有丰富性和戏剧性，在历史舞台上演出的各个演员都具有很强的个性。慈禧太后的愚昧与专权，光绪帝的懦弱与屈从，载漪、载沣等皇族的私欲与恋权，荣禄、徐桐等守旧大臣的固执与无知，奕劻、载振父子的平庸、贪贿以及声色犬马；翁同龢的忠心许国，李鸿章的忍辱负重，许景澄等大臣的开明与壮死，杨儒等外交使臣的不辱使命；康有为的变法之举与保皇忠心，谭嗣同的大义不屈和敢为救国流血；袁世凯的皇帝情结及其暗杀、黑金、朋党、美色等阴谋政治手段，黎元洪的熊样与投机；孙中山的矢志革命和博大胸怀，黄兴的超人胆略和战斗精神；汪精卫、吴樾等革命者的舍身行剌，陈天华、杨笃生的蹈海酬志，徐锡麟的拼死反清，秋谨的从容就义，章炳麟的名士遗风与反满决心，梁启超的民主意识与新民启蒙；海外华侨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和无私援助，新军将士的民主觉悟和英勇起义；康德黎的仗义救人，宫崎寅藏等日本志士对中国革命的热心相助；义和团的愚勇与爱国；以及外国侵略者的侵掠成性、残暴、阴险与贪婪（如日本睦仁天皇、首相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光宗及山县有朋等侵华军将领的侵华决策和勒索巨额赔款，英、法、德、俄等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宰割，列强侵华军将士的种种暴行和掠夺），这许多的人物和他们鲜明的性格及他们的活动所造成的历史事件构成了一部活生生的、具有传奇色彩的近代中国政治历史。
在外国殖民条件下并处于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政治的演进和发展，另一个奇特之处就是它的残暴性。因为在政治失序、社会生活失范的状态下，最终解决政见的不是民主式的辩论，而是武人的枪炮轰鸣或是卑鄙者的冷枪和毒药。这便使得愚昧、血腥、野蛮和悲壮填充着晚清社会的政治历史，浓烈的火药味弥漫着整个晚清社会的政治空间。并且，这种依靠武力解决政治争端的方式一直延续至民国的初期和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通览中国近代历史这部大书，人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至少可以学到什么是人治和政治腐败，什么是耻辱和卑躬屈膝，什么是贫穷、愚昧和落后，什么是盲目排外，什么是革命者的崇高气节，什么是百折不挠、前赴后继和舍生忘死，什么是侵略者的侵略成性——
读史可以明志，读史可以思奋。读中国近代史会给我们以无穷的裨益和智慧，虽然它使人读得沉重。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从近代中国历史中获取经验和教训。政治家能从中鉴取兴亡之道，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能借以洞悉社会发展的奥秘，人类学家能通过考察民族交往过程中冲突的原因和人类的本性，每一个具有良知和爱国热情的公民则能从中汲取和承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牢记百年国耻，在奋发图强中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使中国在全球化时代以崭新的形象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