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厚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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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 做好领导第一件事:恩与施(1)

随着社会的发展,胆大心黑,做脸皮厚的上司已成过去。仁爱与宽容变成了做领导的根本。领导者一定要有雅量、警防小人的谗言;否则,玩火者必自焚。

施恩惠不如施仁爱

作为领导,对属下要做到关心,怎样关心却是大学问。曾国藩认为与其用恩惠,以财礼相赠,不如“施仁爱”。

什么叫“仁爱”呢?也就是自己要想干一番大事业,就先鼓舞自己的属下树立成就大事业的志气,自己若要达到理想的目标,就激励自己的属下朝着远大的目标前进。这样,大家都会感到你对待属下如同对待自己的子弟一样,是真心地期望他们成长、上进,也就会认为跟着你干会有远大的前程,为了自我的前程哪有不拼命干的道理呢?而如果对属下经常施以小恩小惠,长期以往,你的属下就会认为你需要他,是在利用他,进而变得骄傲起来,他的欲望也会无休止的膨胀,当你的恩惠满足不了他的欲望时,那岂不是要连你一齐卖掉才能填平欲壑呢?这且不论,即使对你的小恩小惠他认为是应该的,那么其结果不也是适得其反吗?当你的恩惠施效得不平均时,它带来的负面效应又怎样填平呢?

所以,比较起来,施仁爱的作用比起施恩惠来要高得多。

施仁爱,古代的帝王尤其讲究,其一当数清朝的康熙皇帝。

在施行仁爱时,康熙的言行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其用心之诚。只要是于老百姓有利的,凡是他所能看到的或听到的,他都想竭力去做;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他的为人上,康熙是个宽厚仁慈的皇帝,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得更加明显。仁爱本是一种美德,但是作为一个皇帝,一味地施行仁爱却未必是件好事。

作为康熙的继承人,将不得不面对一个由于先皇长期的为政宽仁所造成的社会整体性的倦怠局面。

由于长期的无作为状态,康熙后期的社会矛盾越积越多。

由于康熙在立储问题上的失误,储位之争激烈。众太子们为争夺皇位展开白热化的竞争,拉帮结派,势不两立,从而形成党争局面。如当时比较活跃的就有皇太子党、八王爷党等等。此为其一。

在朝臣中,向来有满族大臣与汉族大臣的矛盾。每遇到朝中大事,往往是各执一端,互不妥协。不仅仅是由于政见不同,事实上双方的矛盾已是不可调和。矛盾如此激烈,政事的拖延也就成为必然。此为其二。

可以说,是康熙常年的“宽仁”造成朋党之争的局面,而朋党之争也客观上为康熙后期的无作为状态提供了“组织基础”。

竞争激烈的时代必然是官场上不断内耗,政治上无所作为的时代。康熙后期就是这种情况。

宽容是做领导的根本

有人说宽容是做人之本,其实宽容也是做领导之本。一位明智的领导应该审时度势。首先判断矛盾的大小和性质,如果是一些鸡毛蒜皮、不痛不痒的小事,就需要以一颗宽容的心来对待这些矛盾。“小不忍则乱大谋”,人人都不愿当受气包,发泄一下不快是理情之中的,但是你可能为了这眼前的痛快而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你如果忍一忍,可能会因此而得个有气量的美名。

俗话说:“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许多人都是吃软不吃硬,如果你遇到一个竞争的对手,对你总是持敌对的态度,那么你不妨以退为进,你的彬彬有礼会使他的傲慢无礼相形见绌自觉没趣,以后就会对你不得不笑脸相待了。

但是谦让并不等于退缩,“事不过三”,如果对一些侮辱性的、有碍于尊严的攻击一味退让,忍气吞声,这就算不上谦让、大度,而是窝囊、怯懦,所以你要做到不卑不亢。对于那些不讲理的,吃硬不吃软的人,你就应该瞅准机会予以反击,以打击对方的嚣张气焰。不打则已,一打就要击中要害,使对方不敢小觑你。在进行了必要的忍让之后,该反击时一定要反击。

对付有些人,反击不失是一个好策略。有的人恬不知耻,对于你的一再忍让,他不会以礼相待,反而气焰更加嚣张。因此,这个时候正是显示你实力的时候,一击成功,会让你马上建立起自己的威信,也会使对方一败涂地。

如果我们自己过得已够好,就应帮助他人过得更好,就像升起的浪头推动巨轮前行一样。我们为何不携起手来,却要争个不休?难道我们有必要去把他人踩在脚下以抬高自己吗?我今天帮助了你,他明天一定会给予我帮助,因为这世界并非坏蛋的天下,而多是知恩图报的人们。

作为领导,要有一颗宽容的心。工作中,领导常常容易发现别人的缺点,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待别人的缺点。如果你想改变与下属的关系,那么你应该训练自己,在任何时候都要做到超脱宽容。

宽容的第一个要诀是不要要求别人都和我们自己一样。就像天上的星星,虽然在一个共同的天空里,但却是千差万别的。社会上的人也是各不相同的。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性格、爱好和要求,我们不能要求人们都和我们自己一样。美德和智慧是有多种表现形式的,我们不能只用一种标准来要求,要容忍别人与自己有不同的观点和志趣。不要企图改变别人,这不仅不能实现,甚至还损害了与对方之间的关系。

宽容的第二个要诀在于不要吹毛求疵。我们自己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但是我们常用十全十美去要求别人。因此我们常常为别人一些失误或缺陷而恼怒,这种做法除了带来我们同他人之间的裂痕或反目外,恐怕是一无所获。林肯的妻子就是一个喜欢吹毛求疵的女人。在林肯夫妇共同生活的二十三年时间里,林肯夫人总是怨气冲天,指责丈夫:他做的事没有一件是对的,他的动作一点儿也不优雅。她甚至告诉林肯,他的鼻子是歪的,他看上去像个肺病患者。林肯夫人由于自己的吹毛求疵,不仅造成了婚姻的悲剧,自己的生活也很不愉快。

宽容的第三个要诀是不要怀恨。尤其对别人的过错不要怀恨在心。怨恨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破坏友好的情绪表现。怨恨不仅会影响我们与他人的友情,还会严重地挫败自己,怨恨使你被苦恼所束缚,会引起你的疾病,扰乱你的思维,使你头脑混乱,效率低下。其实怨恨别人常常是一种不公平的事,因为我们或许就常爱犯这种错误。但是我们常常错误地以为自己的过错要比别人的过错轻微得多。这大概是由于我们了解自己所犯下错误的原因,于是就对自己容易原谅吧!那么当别人错待了你的时候,你试着去站在他的角度想想问题,也许就会谅解对方了吧!

做领导需要有优秀的品德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说领导应该有先人民、后自己的崇高品德。

作为领导,应遵守下列准则:我国历史上大禹含辛茹苦治水十三年,曾三次路过家门而不入,受到广大人民的爱戴和拥护。他是我国第一位功绩卓著的治水英雄,他那吃苦耐劳、克己奉公的忘我精神,传为千古佳话。这种把快乐留给后人、自己吃苦的精神,是修养品德和心性的本质。一个不能吃苦的人,万事不能成功,苦尽甘来才是真理,一味追求名誉地位的人,往往会给自己带来无限的苦恼。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要不断加强自己的品德修养,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

作为领导,不要常常想念、记着自己对别人有什么功劳、好处;相反,对自己的过错要常常反省,不可忘记。对别人的恩泽千万不要忘记;相反,对别人的怨恨则不应该不忘记。

魏信陵君杀了晋鄙,击破秦军,解除邯郸被围困的危机,救了赵国,赵王亲自出郊外迎接。

唐雎对信陵君说:“我听人说:‘有些事无法得知,但有些事不可不知;有些事不能不忘。’”

信陵君说:“怎么说呢?”

唐雎说:“有人恨我,我无法得知,但人恨人,却不可不知;别人有恩于我,不能忘记,但有恩于人,就不能不忘。先生杀了晋鄙,解除邯郸受困的危机,救了越国,这是大恩,所以赵王出郊迎接。但你与赵王毕竟是在仓促之间面会,希望你能忘了对赵国的恩惠。”

反之,对自己的过错要常常反省,对别人的怨恨或者说反对过自己的人,不应该不忘记。

孟尝君被放逐之后,又恢复相位,重回齐国。

谭拾子到边境去迎接,对孟尝君说:“您会不会埋怨齐国的士大夫放逐您,而想杀人呢?”孟尝君说:“会。”

谭拾子说:“有件事是一定会发生的,有个道理不必然的,你知道吗?”孟尝君说:“不知道。”

谭拾子说:“死,是一定会发生的事;而追求富贵、摒弃贫贱则是必须的道理。拿市场来打个比方吧!早上的时候,市场人潮汹涌,到了晚上,市场就空荡荡了,这并不是市场喜欢早上而憎恨晚上啊!为了求生存就争着去,为了避免危亡就逃离,这是同样的道理啊!希望您不要心怀怨恨。”

孟尝君听了,就削去一份记有五百个他所怨恨的人名单,不再表示要报复了。

以上两件事说明,帮助或救助过别人不要挂在嘴上或记在心头;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要经常反省;别人对不起自己时,要立刻忘记。

例如领导人,常常要批评他人,但批评别人的错误不要太苛刻严格,要考虑别人接受的程度;教育别人行善不要要求过高,要求的宽严应适当,以切实可行为宜。高明的领导人懂得考虑别人接受的程度,否则物极必反,欲速则不达。

古代齐景公有匹马,养马的人照顾不了,就把它杀了,景公很生气,拿起戈要亲自杀了他。

晏子说:“他这样被处死不知道自己的罪。要先让臣下替君王责问他,好让他知罪。”景公说:“好。”

晏子拿起戈对着养马的人说:“你替我们君王养马而杀掉马,罪该死;你让我们君王因为马的缘故,而杀掉养马人,罪又该死;你使我们君王因为看重牲畜、轻贱人民,而让邻国的人知道,罪该死。”景公说:“你放了他吧!不要伤害我的仁德。”

晏子所采取的这种讽谏人主的办法很好。采用此法的目的是希望君主完全醒悟,转向好的一方面。由此可见,教导别人向善,绝对不可论调过高,必须要考虑到对方的才智能力,要以对方能遵守、能接受为原则,因材施教,这样才能收到最好的结果。

作为领导,不可没有退隐的思想,但他可以在表现上保持一种隐居山林淡泊名利的思想。

刘备在新野时,徐庶向他推荐诸葛亮,并劝刘备亲自屈驾迎请。刘备三顾茅庐之后得与诸葛亮相见。后在诸葛亮的茅屋中请教天下大计,诸葛亮对天下的形势进行了分析,为刘备指出了成就霸业的长远大计。诸葛亮的思路清楚,明确中肯,足见其超人的政治、军事头脑。后来刘备对关羽、张飞说: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是诸葛亮的方针大计指导的结果。

诸葛亮虽然居住在山野村庄,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是他胸怀治理国家大政的良策妙计,而作为领导者也应有这种政治家的胸怀。

曾国藩认为,古人把立德、立功、立言称为三不朽。在这三不朽中,立德是最难的,而且也是最空的,所以自从先秦两汉以来,很少见到因立德而传下美名的人。立功像萧何、曹操、张良、杜佑、李陵、韩信、岳飞等人,立言如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修、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等人,立德者从古至今曾经有过几个人?尽管如此,曾国藩仍然坚持立德为上的人生准则,并以此严格要求自己。如何做到立德呢?曾国藩指出:

其一是要以德感人,曾国藩指出只有忘记巧诈才可以消除众人的巧诈之心,只有懵懵懂懂才可以祓除世间的不祥之运。要立德首先要自己有德,百姓、下属都要看着上面一人的短长,而下属的效法学习随着上面人的短长而转变迁移。如果做官的人能做到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服神钦,到处皆受人敬重。

其二是要爱护民心为上,要能分辨出刁民和贫民而分别对等,曾国藩指出:“民宜爱而刁民不必爱,绅宜敬而劣绅不必敬……大抵与兵勇及百姓交际,只要此心真实爱之,即可见谅于下。余之所以颇得民心勇心者,此也。因此,真正爱护的是民心,而惩罚刁民那么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其三是爱人才重德行。以德行为科举取人之本可以使有德之人受到鼓励。曾国藩对德才关系做了较为全面、精辟的论证,他明确指出:德与才是不能分开的,德靠才来发挥,才靠德来统帅。在用人时,如果没有圣人和君子,那么与其得小人,不如得愚人。有才而缺德的人是最危险的人物,比无才无德还要坏。这是因为人们往往只看到人的才,而忽视了德。

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都是才有余而德不足。而曾国藩提倡的立德之术,就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要立国之术。

就是今天,不论对领导者,还是对非领导人员,都要求他们要具有优秀的品德。在一年一度的年终考核中,仍有关于品德操守方面的考核方式。

玩火者必自焚

做领导要得民心。如果你老以为自己聪明无比,伤天害理的事你也能做出来,到头来受“伤”的还是你。

东汉时期的王莽原是一个平民,他怎么能当上皇帝?原来,王莽的姑母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汉成帝的生母,称王太后。但由于王莽的父亲王曼没有得到爵位,所以王莽只能处于平民子弟的地位,根本无法与其做了大将军和封了侯的叔、伯们的儿子相提并论。为了出人头地,他发愤读书,广交社会文人、名流,以增长进入官场的学识;对朝内一切掌权的文武大臣,也都千方百计地设法接近,阿谀奉承,以取得好感;特别是做了大将军的伯父王凤,他更是小心恭谨,经常不离左右。正因为如此,王凤临死前,就让他做了黄门郎,代表皇帝上传下达。他的姑母元后又让成帝封其亡父为新都哀侯,由王莽袭位新都侯;接着,王莽又被提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从此,王莽开始发迹。

王莽虽一步登天,但表面不仅毫无骄矜之色,而且伪装得更加“谦虚”和“礼让”。有一次,他的儿子杀了一个奴婢,他让其自杀偿命,用儿子的性命换取了赞誉;为了拉拢支持者,他大事封赏汉宗室和功臣后裔,扩充太学,增加博士人数,网罗大批士人;为了沽名钓誉,王莽还在元始二年(公元2年)上书,表示愿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赈济受灾贫民,借以骗取下层群众对他的好感。遇到灾年,他还令减免灾区的赋税。这些,都使王莽猎获了巨大的政治资本。百姓们称颂他仁慈、清廉,文武百官和皇帝贵族赞扬他宽宏、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