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冬，一位矢志抗日救国的共产党员在北平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他就是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吉鸿昌。
吉鸿昌，字世五，河南扶沟人。1913年，18岁的吉鸿昌投奔冯玉祥部当兵，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第19师师长，是西北军中著名的爱国进步将领。他父亲吉筠亭病逝前，留给儿子的遗嘱是：“当官要清白廉正，多为天下穷人着想，做官即不许发财。你只要做到这一点，为父死而瞑目。”吉鸿昌谨遵父嘱，他在任察绥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时，曾把“做官即不许发财”七个字烧制在饭碗上，分发给团以上军官，要大家“每饭不忘。”
1930年，冯玉祥部队为蒋介石改编，吉鸿昌任第22路军总指挥。由于他反对进攻中国工农红军，不愿参加“剿共”而被蒋介石解除军职，强令出国“考察”。正当他启程时，“九·一八”的炮声从沈阳北大营传来。他发指眦裂，声泪俱下地说：“国难当头，凡有良心的军人，都应该誓死救国！”立即打电报给蒋介石，表示愿提一支劲旅，北上抗日，粉身碎骨，以纾国难。但是，得到的答复是“迅速出国”。在漫游欧美各国时，为了反抗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每当出席宴会或在大庭广众前，吉鸿昌的胸前总是佩带着写有英文“我是中国人”的牌子。1932年，吉鸿昌不顾蒋介石的阻挠，辗转回国参加抗日斗争，并于同年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34年，吉鸿昌在天津从事地下活动，建立“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组织武装抗日义勇军，国民党特务勾结帝国主义分子在天津法租界将吉鸿昌刺伤后逮捕。在敌人的法庭上，他大义凛然，痛斥蒋介石卖国反共的罪行，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11月24日，吉鸿昌慷慨就义。临刑前，他写下了壮烈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他对监刑官说：“我为抗日而死，光明正大，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接着喝令刽子手搬张椅子来，并令刽子手站在他面前，说：“我一生光明磊落，不能在背后挨枪，我要睁着眼看着你们是怎样打死我的。”
在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声中，抗日民族英雄吉鸿昌饮弹壮烈牺牲，年仅39岁。张学良为什么重用“败将”
1936年夏，东北军、17路军在西安城南五曲镇开办军官训练团，训练团以抗日救国为主要内容，正副团长由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担任，而被张学良任命为训练团教育长的董英斌，竟是半年前被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解除军长职务的“败将”，一些军官很不服气。
原来，在1935年11月，为了消灭在陕北的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在鄜县直罗镇，由东北军57军军长董英斌率领的四个师与红军正面交锋，东北军损失惨重；前锋109师全部被歼，师长牛云锋拒俘自杀。在追击中，红军又歼灭东北军一个团，军长董英斌因此被革职。他亲眼看到红军是真正抗日的，如果同红军作战，只能使东北军的实力大大消耗，不但不能收复东北故土，就连东北军的前途也不堪设想。他董英斌虽不在军长之位，可仍是东北军的人，仍是总司令的老部下，他要为东北军、总司令以及被日寇蹂躏的东北父老乡亲着想，要劝总司令联共抗日。他诚恳地将自己的看法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张学良，并恳请他三思。张学良听后很受震动，像董英斌这样的高级军官都有这种想法，东北军再同红军交战是什么样子呢？“九·一八”以来，“不抵抗将军”的名声已使他在全国人民面前抬不起头来了，他必须以自己的行动洗刷过去。董英斌还把毛泽东的亲笔信转呈给张学良，张将军要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的愿望更加迫切了，他对于这位敢于直言并给他帮助的“败将”也更加信任了。
西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张杨两将军宣布成立抗日军事委员会临时西北委员会，董英斌被张学良任命为参谋长，张学良将军的抗日联共之意也可见一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