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生在即，受聘的老师们也陆续来齐了。开了几次会，相应的办学方针等工作事宜也逐渐安排妥当。众所周知，现在的清华大学是一所以理工科尤其是工科专业为主的综合性大学，文科优势不那么突出。但在当时，我们只要看看清华研究院的教师名单，就可以知道那时的清华在文科方面的实力有多强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人合称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李济。王国维和梁启超在才学上同为一时之冠，两人就职后，惺惺相惜，相处也十分融洽。吴宓虽然作了院长，年龄和资历却都还比较浅，凡有公事，多向王、梁二人就教。据当时在清华研究院上学的学生回忆，王国维那时的装扮仍如从前，简单，朴素，甚至有点寒酸，乍看还以为是个乡巴佬，绝对想不到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国维。当然，最吸引眼球的还是他脑后那条黑里透出灰白的长辫。要知道，清华大学当时是留美预备学校，很多学生都是西装革履洋腔洋调的新式青年。王国维脑后那个前朝的遗迹与长袍马褂加瓜皮小帽的经典搭配，无疑使他在清华园中备受行路的学生瞩目。好在王国维任教的研究院，学生主修的是国学，所以对此并没有大惊小怪，王国维的教学与生活，也就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王国维品性温良，对待学生自然平易和蔼亲切感人。他上课从不迟到，也不早退，寒暑如是，风雨如是，饥渴疾病亦如是。讲起课来踏踏实实，不抄袭不掠美，不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语，知道多少就讲多少。学生提问，必定倾囊相授，碰上自己不懂的问题，直接就说“弗晓得（海宁土话，意为不知道）”，决不绕着圈子避开。
当时的清华研究院，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大导师加上年轻一辈的李济、赵万里，可以说是硕学宏儒济济一堂。群居切磋，如琢如磨，实在是人生一大快事。梁启超为人通达显豁，见多识广，口才极佳，加上他早年在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等重大政治活动中形成的影响，颇有领导群雄之势，堪称研究院在对外交流沟通等活动中的形象代言人。而王国维性格较为内敛，他本来就不善言谈，再加上一口海宁土话，越发的吐字不清，但他潜心治学，在许多领域都卓有创见，梁启超也极为叹服，每有疑难，都会说：可以问王先生。王、梁二人的办公室毗邻而居，中间只隔着一道板壁，推门可通。遇有学术问题或其他公事，又或者别无他事只是串串门，都十分方便。
陈寅恪是在研究院成立一年后，也就是1926年的暑假期间搬来清华园的。他的住处是在工字厅，工字厅后的荷塘，就是一年后朱自清写《荷塘月色》的地方。陈寅恪和王国维一样，不太关心政治，两人的研究兴趣又比较接近，都喜欢搞一些音韵训诂方面的问题，两位大师凑到一块儿，当然要谈个不亦乐乎。王国维对这位小他13岁的后辈十分敬服，相互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王国维在投水自尽之前写下的遗书中，甚至将自己的后事托付给陈寅恪和吴宓一同办理。
学院生活总是于平淡中蕴含丰盈的快乐。倘若是在今天，潜心治学的王国维一定会在宁静的校园中安度余生，留下等身的著作和一届届学生由衷的爱戴。可惜，那是在风雨飘摇的二十年代，一颗像星星一样闪亮而又脆弱的心终究难逃坠落的命运。
自沉昆明湖
人生最悲痛的事，莫过于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离开，却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挽留。
王国维幼年丧母，青年丧妻，命运的残忍已经在他脆弱的心灵里留下难以磨灭的阴影。到1926年，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又因为伤寒在上海病逝，这对年老渐衰的王国维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而且，王国维万万没有料到的是，王潜明的死只是个开端，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竟然糊里糊涂地使他和相交三十余年的挚友罗振玉陡生嫌隙，最后以断交收场。
事情的始末是这样的：前文说过，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于1919年5月成婚，娶的是罗振玉的三女儿罗孝纯。王潜明在上海病逝后，王国维携续娶的妻子潘氏赶到上海帮忙处理后事。不想，潘氏小肚鸡肠，因为儿子夭亡，悲伤过度，竟然恶声恶气地责怪起罗孝纯来，经她一掺和，仿佛王潜明的死全成了罗孝纯的责任，都是因为罗孝纯照顾不周，这才导致王潜明病发之后救治失败。而罗孝纯年纪轻轻死了丈夫，又遭婆婆这般恼恨，当然满腹委屈，哭哭啼啼地跟父亲诉苦。罗振玉是个急性子，哪里容得下自己女儿受这般欺负，当下就把女儿接回天津居住。此时王潜明丧事未毕，罗振玉竟把罗孝纯接走，王国维当然很不高兴。于是两方面都埋下了不和的种子。
王潜明去世前在上海海关工作，王潜明既死，海关照例发下一笔3000元的抚恤金。王国维担心罗孝纯今后生活无着落，好心要把这3000元寄给罗孝纯。但罗家还生着潘氏的气，怎么也不肯收。为这事，王国维和罗振玉书来信往，因为双方心里都不太舒服，结果竟然把一件好事越说越僵。11月，罗振玉给王国维写了最后一封书信，此后，一直到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两人的生命再没有任何交集。
罗、王之交曾经是当时学界的佳话。罗振玉比王国维年长十一岁，王国维早年初到上海，一边工作一边求学时，即与罗振玉相识，并得到罗振玉的赏识和器重。王国维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在江苏等地教书，后又到北京学部任职，都得到罗振玉的鼎力相助。两人在政见上颇为一致，学术兴趣也较多重合之处。王国维治学，也得到罗振玉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全力支持。或群居切磋，如琢如磨，或数来信往，天涯比邻。不论在生活上还是学问上，两人之间的交情都如同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与恩格斯那样和谐融洽亲密无间。然而，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样一对情深意重的莫逆之交，竟然因为区区一件家庭小事越闹越僵，最终分道扬镳，不能不说是巨大的遗憾。
罗王断交，是在1926年11月。此时离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只有大约半年的时间。
进入1927年，国内局势更加纷纭复杂动荡不安。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直系皖系奉系军阀混战、国民党大搞白色恐怖迫害共产党员以及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都使得王国维的内心感到深深的恐慌。归根结底，他只是一介书生，虽然因为因缘际会，也曾起过酬答圣主报效国家的念头，但在这样纷乱的时局中，也不能再有更多的奢望，一间平静安稳的书斋，对他来说已经足够。
然而，这样微小的愿望竟然也不能满足。随着北伐军越来越逼近北京，京城学界一片惶然。王国维听到许多北伐军如何在行军途中侮慢知识分子的传闻，又得知罗振玉已进入东郊民巷某国大使馆，一干前清遗老也纷纷出国逃难，心里顿时如受烈焰烘烤，自觉大难临头。有人劝他剪去脑后的长辫，或者还有可能幸免于万一，王国维踌躇了许久，始终下不了决心。
5月30日，曾同在溥仪小朝廷任职的旧友金梁来访，两人谈论时局，都感到复辟之事已经很难再有作为。溥仪自己只知享乐不思进取，身边又聚集了一帮争名逐利的无耻小人，前途实在不容乐观。言谈之间，王国维悲愤交加，不能自抑，几乎落泪。临别时，两人谈及颐和园昆明湖，王国维说了一句：“今天最干净的土地，只有这一湾清水了。”金梁当时听了没有在意，后来回想起来才感到，王国维那时候可能已经决心自杀，所以连地方都选好了。
叫嚷着要死要活的人，一般不会真的去死。真正对自己下狠心要死的人，就决不会让别人有所察觉。
6月1日，因为暑假在即，清华研究院举行师生叙别会。梁启超在席间宣布自己即将回天津家中暂避风头，而研究院的一个学生何士骥则带来北大教授沈兼士和马叙平的口信，邀请王国维到他们家中避难，同时劝说他将辫子剪掉。研究院师生同声附和，但王国维并不立即应允，只是淡淡答道：“我自有办法。”
当晚，学生谢国桢聚会结束，又再上门拜访。王国维一切如常，照样对他谆谆教诲，言之切切。只在谈到时局时，表现出些许悲观失望之情。
6月2日一早，王国维与平常一样来到研究院办公室，处理好一些杂事。在与办事员侯厚培交谈一番之后，向他借两块钱。侯厚培没有零钱，给了他五块。王国维拿着借来的五块钱坐上一辆洋车奔向颐和园。上午十点左右，王国维来到颐和园石舫前，在湖边坐了很久，又吸了一支烟，突然纵身一跳，没入湖中。附近的工作人员听到声音，迅速赶来施救，但已经晚了，两分钟的时间，王国维已经停止了呼吸。由于落水时头朝下，王国维被湖底厚厚的淤泥活活憋死了。
在王国维的内衣口袋里发现了一封事先准备好的遗书，封面上写的收信人是他第三个儿子王贞明。遗书主要内容是安排自己的后事，开头处则是十六字悲怆心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遗书字迹端正，下笔清晰，可见早已抱定必死之心，而非出于一时冲动。
王国维这一辈子，为人温柔敦厚，行事循规蹈矩，治学沉稳踏实，是典型的书斋型学者。他的日常生活平淡无奇，不像那些名士派的文人学者那么有故事供人品题。如果不是昆明湖畔那震惊世人的一跳，从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到现在，恐怕都很少会有学界以外的人知道他的存在。王国维的一生，是寂寞的一生。在一个崇尚西学追求新进的时代，他研究所及，却都是些常人所不熟悉的老古董。他既不容于共和制度，在追慕前朝崇尚旧制度的遗老团体里又不被看重。在新旧转换的夹缝里，他就像一方远离极地的冰块，随时都会在火热的历史进程中化为乌有。然而，寂寞不也正是一切成大境界的文学家艺术家和学者所必经的磨练么？没有那些与世隔绝的愁寂，没有那些远离中心的苦闷，王国维就不会是我们今天所知的王国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