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著名人类学家蓝德曼也曾说：“只有在生理、心理特质之外加上客观精神的根源，在自然规定之外加上文化规定，在物种的恒常遗传因素中加上虽必然从属于其物种，但却因民族和时代的不同而变化的东西，这时才得到完全理解。”这些话强调了客观具体的后天环境因素，尤其是由于生活在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的社会环境里造成对人的生理、心理个性的影响同样是不可忽视的。
《北京晨报》2004年6月5日刊登作者为石南的一篇文章，题目《萧乾的墓志铭》其中有著名作家、翻译家萧乾说过的一句话：“我无鞋，我痛苦，我却发现了无脚的人。”
不愧为德高望重、成就斐然的作家。以简练又形象的一个短句就点明了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观念不同，面对同样的境遇则有很不同的幸福感受。
弗洛依德的《梦的解析》中有这样一段话可以作为人的信念影响幸福感的问题参考：
“……一个孤独的老处女几近疯狂喜爱某种动物，一个单身汉会变成一个热心的收集狂，一个老兵会为保全一小块有颜色的布条——他的旗帜而洒热血，陷于爱情中的男女会因为握手稍久一点儿，而感到无比的兴奋。”
不同的国家、民族或其他性质的群体，有的处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或不同的时代里；有的尽管是处在相同或相近的空间地理位置，并且处在同一个时代里，但仍然有着不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传统方面的差异，严重地影响人们的价值观，从而影响着人的幸福感特征。
说明生活在同一时代，不同国家或不同民族的人，由于受不同政治制度或文化传统的不同影响，而造成人们有不同的感觉特殊性的最明显的例子是：用传统方法烤制出的中国南方特有的美食名品——香猪，对于非伊斯兰教信仰者的美食家来说，那绝对是难得的口福。但对于伊斯兰教的信奉者，这美食则是唯恐避之不及的秽物，与香美的进食感觉有天壤之别。文化背景决定形成的信仰不同使然。
又如，能激起宿有西方文化背景的人们的愉悦极至的美国纽约百老汇的某些渗透了性自由内容的表演，对于深受中国孔孟之道影响的华人中的老学究们，那是深恶痛绝的东西，绝无喜闻乐见的愉悦感可言。
2010年2月18日美国《新闻周刊》网站文章，题《西方的大脑，东方的大脑》，作者为沙伦·贝格利。
文章介绍最近包括塔夫茨大学的心理学家纳利尼·阿姆巴迪在内的西方专家们通过科学研究发现，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深刻地影响人的大脑的神经生理运作，进而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
西方搞“文化神经系统科学”的人，做了一个测试，内容是让西方人和中国人思考同样的问题：关于自己；关于母亲。
当中国人无论思考关于自己和母亲时，大脑前部称为“内侧前额叶皮层”的区域都表现兴奋状态；
而西方人（美国人）则只有思考关于自己的观念时才出现这种状况，思考母亲时则不出现这种状况。
也就是，中国人的大脑由于文化背景的影响，注重个人及母亲，而美国人或西方人只注重个人。
还有一个测试是：让美国人（西方）和日本人（东方）观看摆出顺从姿态（点头哈腰）和支配姿态（两臂交叉，脸朝前方）的人的图片。
美国人对支配姿态感到兴奋而日本人对顺从姿态感到兴奋。
同样的结论是——仅仅由于长期生活在很不同的文化传统之中，使得东、西方人之间产生了对同一个客观事物，表现出了包括幸福感在内的情感方面反应上的差异。
在2006年的一份研究发现，母语为英语的人和母语为中文的人对于做同样简单算术或判断数字的大小活动，表示出，即使这两类人都使用阿拉伯数字，而中国人和母语为英语的人利用不同的大脑回路（中国人用处理视觉和空间信息以及筹划活动的大脑回路，而英语母语者则利用语言回路）。
西方学者通过研究认为，东方算“集体主义文化”；西方为“个人主义文化”。从文化背景——大脑运转特征——价值取向，这样思路确认：不同的文化塑造了不同的价值观。而下文有述，价值取向也是影响幸福感个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以上的科学研究结果表明，由于社会传统文化环境有差别，造成人们对同样事物的刺激而感受不同，包括幸福感不同。
2010年9月8日的《中国青年报》刊登一篇《你所不知道的农村》为题的文章。
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近几年“在农村经常会听见这样的一种幸福定义‘有吃有喝，没病没灾’。”
这分明不是幸福定义，而是幸福相对性中的空间和时间因素影响着人们对幸福的不同感受。因为同样是在近几年，这种“幸福定义”绝不适合于大城市，显然也不适应于更远的将来。
之所以记者也把这种在特定环境、特定时代中的幸福感受说成是“一种幸福定义”，原因是人们头脑中根本就没有现成、明确、已形成共识的幸福定义，已经习惯于在什么是幸福的问题上我行我素。归根到底是学术权威们一直没有给出简明、通俗又令人信服从而乐意接受的、统一的幸福定义。
从以上几个例子还可以看出，地理位置——时间——文化或思想意识、价值观，这几个方面有着紧密而不可分割的关联。因此，这里分别进行讨论，是行文中的迫不得已之举。
从理论上讲，每个人的信念、信仰、价值观等理性的意识状态随时可能或量变、或质变地发展着。因此，对同样的境遇或刺激，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里就可能出现不同的体验和判断，表现出一个人由于自身信仰、信念或价值观的发展和变化导致对同样的幸福源，有不同的幸福感。
“朝三暮四”说的是一个人在前后很短的时间里，对同一个事物或刺激就做出很不同的判断或出现很不同的感觉。其原因很可能就是这个人的理念改变了。
这里所谈到的人的理念的不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基因差异、居住地理位置不同、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等都是影响人的理念的因素；一个人理念的变化发展，一定涉及时间因素，与上文所述影响幸福感的时间因素部分也要有所重叠。之所以说人的幸福感相对性的产生原因及表现是庞大繁杂、难以撕扯清楚的体系，从这里再可见一斑。
其实，任何事物的变化与发展都涉及时间和空间因素。幸福感相对性的各种表现又是由客观因素和人的主观因素共同相互作用的结果。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来看，就有不同的判断及结论。为了说明问题，尽管极力避免陷入烦琐的泥坑，这里也只能迫不得已地把时间、空间以及主观、客观诸因素对人的幸福感觉的影响分别地叙述，所以难免有重叠的部分。
4.由食品、饮料、嗜物、气味等，或者是无意中进入身体的其他物质或能量引起的，一个人对同样刺激先后产生了不同的感受，这种现象也属于后天因素引起的幸福感的相对性。
《北京晚报》2007年11月15日的文章，其中一个小标题为《醉眼出西施》。摘要如下：
“谚语里说‘情人眼里出西施’，苏格兰的心理学家们则认为、醉眼更能出西施。”这些心理学家于2003年进行了一项实验，结果表明，适量饮酒后异性间更容易互相吸引，这是由于酒精刺激了大脑中用来鉴别美丑的神经组织。
其实，中国早就有“酒为色之媒”的说法。
中国农村俗话“饱了横”、“酒撑悚人胆”等，说的就是进入身体内的物质能改变人对处境的认知和感受。
那些明知醉酒驾车可能出现不测的司机，仍然敢于醉驾。这种对于事物的感觉和判断出现“乱码”的现象，就是进入体内的乙醇惹的祸——促使醉酒驾车的司机面对危险时，本来应该紧张、小心，他却感觉到飘飘然：一切都好……
餐厅环境里的气味，影响食客对美食的感受，这是合格的餐厅老板必须具备的常识。
各种香型的香水，可以引起异性出现不同的情感感受。
以上谈到的进入体内或影响到感觉器官的体外物质，影响幸福感的因素一般不会持续很久。但无意中进入身体的物质或能量，有的是经长期积累，潜移默化地起作用。比如经常接触某种有毒的物质或有害的辐射源，由于它们长期对人的生理机制产生着某些影响，也必然影响到心理素质的改变，从而影响到包括幸福感在内的感觉机制和情绪机制。
同样，利用某种放射源来为人体进行保健或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效果积累也能明显地影响到人的生理和心理素质的改变，从而影响到包括幸福感在内的感觉机制和情绪机制。
因为人的社会活动是以追求和体验幸福为主线的，因此，幸福感相对性的种种表现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由于人的信念、信仰、价值观的不同或变化引起的幸福相对性，更是具有极重大的、现实的社会意义。
2008年3月17日的《羊城晚报》刊登沈岳明的一篇题为《富人为何愿与穷人为邻》的文章。下面摘录其涉及幸福相对性的一部分：
“最近有人评选出了美国富翁的十大理想居住地，这些城市是以优美的风景、豪华住宅，高级餐厅和许多奢侈品来吸引富翁们的眼球的。
令人不解的是，在这十大居住地中，排名第一的阿斯潘各方面的条件都不比其他九大居住地好，为什么它偏偏得了第一名呢？
另外九座城市纷纷对此展开了调查，得出的结果是一致的：因为没有穷人。原来这九座城市，为了吸引更多的富人，也为了得到最理想居住地的称号，将当地所有的穷人，特别是乞讨者都赶了出去。”
“事后有好事的记者问阿斯潘的领导者：难道你们早就想到了这些富人们需要慈善事业？
阿斯潘的领导者说：当时我们没有想那么多，我们只知道，如果一座城市里居住的全部是富人而没有穷人的话，那富人们的优越感不就没有了？如果居住在这里的富人们一点优越感都没有，那么富人们还会来这里居住吗？”
仅仅由于对比就影响了人的幸福感，这里关键的因素是头脑中的社会观念。关于由比较而影响幸福感的典型现象“邻居效应”和“围城效应”在后文探讨如何获得幸福时将有叙述。
美国《新闻周刊》2008年5月26日一期文章，题《住在贫民窟》，作者是记者马克·马戈利斯。
文章介绍的是当前旅游部门有卓见的人，看出了高端消费者们的一种所谓“贫困主义”的风潮。就是很有钱的人们过腻了已习惯了的生活，想体面地窥视穷人们的生活窘态。本质是通过近距离目睹穷人的生活状况，使自己体验到自己生活水平与穷人的差距，由于幸福的相对性，提高自己主观幸福感。于是，搞旅游业中有超前意识的人就在有特色典型的著名大城市边缘的贫民窟区，建起富人游客们称为“通往奇妙世界的舷窗”的旅馆来挖掘商机，满足“贫困主义”者们的需求。
比如鲍勃·纳德加尼先生就在里约热内卢的一个依山坡而蜿蜒分布的，满眼“密密麻麻、凌乱无序又违背重力定律更挑战着高消费阶层的感官的毛坯房”的贫民窟，选一个地势最高点建了一所有20多间房间客栈，取名“梅兹”。
“梅兹”开张后生意火爆。享有盛誉的伦敦莫扎特演奏家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手戴维·朱里茨周游过世界，并且习惯于下榻“豪华酒店”。但是，他住进“梅兹”后的感觉是：“那里有一流的氛围和难以置信的景观。它很可能是我住过的最好的地方。”
这也属于不同事物之间的比较，影响了人的观念从而影响到人的幸福感，表现出幸福的相对性。
人们常说的：“比较出幸福。”从这些事例上可以得到证实。
幸福所具有的这种相对性，就使得同样一个人，在同样的处境里，由于自己有着与别人不同的固有观念或观念的转变，可增福、可减福。
台湾《网路生活周刊》小文章：
描写约翰和阿里一对好朋友中，约翰追求幸福的智慧：
阿里打他一耳光，约翰生气，跑到海边沙滩上写道：某年某月某日，阿里打了约翰一耳光（显然，字迹不久将被海水冲刷掉）。
约翰失足落水，情况危急，阿里救了他。他在石头上刻道：某年某月某日，阿里救了约翰一命。
嫉恨别人是一种自己痛苦的感觉；对别人有着感恩或爱的情感，是一种自己感到欣慰的好感觉。上文中写到的约翰，设法尽快地忘掉对别人的嫉恨；铭记对他人的感恩情节。所以说文章的主旨就是：聪明人选择原谅别人的错误、刻意记住别人对自己的好处，就是求得幸福的重要途径。这明显表现出思想观念对人的幸福感有着重大影响。
在研究和深刻了解幸福相对性的基础上，人们可以通过不断地实践、学习和思考来提高和完善自己的精神境界，正面影响自己的信念、信仰和价值观的取向，同时提高自己的各种实践能力，在追求和体验幸福的过程中避免走弯路、错路，力求科学和正确地把握人生。
目前市面上大量出现的教人如何获得幸福的书籍，很多都是围绕幸福感相对性中改变主观信念、理念、价值观等，从而改变对自己所处境遇的感受这一道理而写的。
政府机关、政党，以宣传治国理念、贯彻法律法规、发展教育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等等方式影响着人们人生观、价值观的取向。现时代就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或意识形式在塑造着世人的精神世界，造就着倾向于各种思想潮流的观念。中国古训有“人心似铁、官法如炉”。说的就是平常人的思想观念看似钢铁一样不易改变，但是国家、政党的政治驱使，改变人心，即改变人的信念、信仰、价值观等，就像高炉化铁一样，容易而彻底。
比如某国家实行扩张主义，向人民灌输扩展他们的疆域是全地区繁荣和提高国民福祉所必须的做法，为之服兵役，做贡献是无上荣光的事。这个国家的国民就可能情愿应召去邻国理直气壮地杀人、略地。如果因此送了命，其本人（生前）及家属不一定认为那是一桩可悲痛的事，他的家属和亲朋好友们还有可能为之骄傲，从而生出或多或少、或长或短的幸福感或幸福心境来。
又如，封建王朝都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的理念治国。农民把在自己土地上所辛辛苦苦收获的粮食无偿地贡献给国家，供皇帝和官僚们作福。往往对自己落得“糠菜伴年粮”的日子不觉冤痛，“养儿当兵、种地纳粮，天经地义”，反以心安理得的态度处之。这是封建国家意识形态塑造人心，造就了人们的信念、价值观的结果使然。
当然，国家意志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正面提高国民的觉悟、理念，有利于国家、民族发展，有利于国民福祉的提高。这些同样是用改变人们的观念，从而影响人们的幸福感觉，以达到促使人们爱国、驱使人们向上的目的。
总而言之，幸福相对性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心变化，即人的观念变化，在同样的处境里对幸福的感受随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