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经十分深刻地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在抗日战争的全体上来说，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但游击战争是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的。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原因是大半个中国将变为敌人的后方，如果没有最广大的和最坚持的游击战争，而使敌人安稳坐占，毫无后顾之忧，则我正面主力损伤必大，敌之进攻必更猖狂，相持局面难以出现，继续抗战可能动摇，即若不然，则我反攻力量准备不足，反攻之时没有呼应，敌之消耗可能取得补偿等等不利情况，也都要发生。假如这些情况出现，而不及时地发展广大的和坚持的游击战争去克服它，要战胜日本也是不可能的。"与抗日游击战争相一致的一个问题，就是抗日根据地问题。抗日根据地是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得以长期坚持的战略基地和后方，没有抗日根据地，也就没有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存在和发展。因此，毛泽东在充分肯定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意义之时，也不忘充分肯定抗日根据地的重要作用。他说：抗日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在交通和技术进步的今日而企图用流寇主义获得胜利，更是毫无根据的幻想。"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华北战场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宣告结束，剩下的只是八路军为主的游击战争了。毛泽东于11月13日发出指示说"：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在毛泽东的具体指示下，聂荣臻、刘伯承、贺龙和林彪带领队伍分别进入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北、晋西南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造成了对太原包围和半包围的局势。
1937年10月下旬，第一一五师奉命以主力向晋东南太行山脉地区和晋西南吕梁山脉地区转移，留下独立团、骑兵营和教导队以及总部特务团等各一部，共约3000人，在聂荣臻率领下，在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11月7日，根据中央决定，成立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次年1月成立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的第一块抗日游击根据地。
与此同时，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一二九师和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进入晋东南地区，与薄一波领导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和杨秀峰领导的"河北民军冀西游击队"结合，接连打了许多胜仗，收复辽县等18座县城，成立了晋冀豫军区，建立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
贺龙、关向应率领一二○师进入晋西北地区，发动人民群众，展开游击战争，不断打击敌人，于1938年3月，收复宁武等七县，奠定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林彪率领一一五师三四三旅，进入吕梁山地区，发动群众，开创了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在山西实现战略展开后，随着日寇兵力南下，毛泽东又提出在绥远、鄂豫皖、湘鄂赣、山东等地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设想。
1938年5月初，中共冀中区委员会、冀中行政主任公署和冀中军区先后成立，由早在这一地区开展游击战的，原东北军将领共产党员吕正操任军区司令员，建立了第一个平原根据地。
4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各师主力分头向东挺进。
4月下旬，徐向前率一二九师主力和一一五师一部挺进冀南，建立了根据地；7月，一一五师和一二九师各一部建立冀鲁边平原根据地；8月，刘伯承带领一二九师三八六旅进入豫北，开辟豫北山地和平原根据地；与此同时，宋时轮、邓华率八路军第四纵队，开创平西、冀东根据地；李井泉率一二○师一部建立了大青山根据地。
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日寇集中兵力沿长江和陇海路西进，进攻中原和夺取武汉。毛泽东立即对在大江南北建立抗日根据地作了具体部署。5月4日，毛泽东致电项英，指出"：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4月下旬，新四军第四支队在舒城、桐城、庐江和无为地区展开活动。同时，粟裕率领新四军一、二、三支队先遣队，挺进苏南；6月，陈毅和张鼎丞率领一、二支队主力跟进，在镇江、句容、丹阳、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展开活动，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10月，位于河南竹沟的新四军游击支队挺进豫皖苏边区，创建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
在这里，毛泽东实行的是"敌至何处我至何处"，即"敌进我进"的方针。日寇向我内地挺进，我则向敌人后方挺进；日寇占领了铁路、公路等重要交通沿线以及大城市，我则占领铁路沿线的县城与乡村，在空间上与日寇形成犬牙交错之势。
毛泽东的进攻方针使得抗日游击战争产生了不同于一般游击战争的特点。在一般的情况下，游击战争是作为正规军的辅助，它的任务，是在近距离上直接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抗日游击战争则主要地不是在内线作战中附属于正规军，而是在外线独立作战，于战略上起配合作用。于是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在战略上处于内线作战的国民党军队是退却的，而战略上处于外线作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则是在敌人后方广泛的进攻的，在敌后开辟战场，坚持持久作战。
毛泽东深刻地解释了他所推行的"进攻"方针的战略意义。他说"，失地的恢复须待全国的战略反攻之时，在这以前，敌人的前线将深入和纵断我国的中部，小半甚至大半的国土被控制于敌手，成了敌人的后方。我们要在这样广大的被敌占领地区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争，将敌人的后方也变成他们的前线，使敌人在其整个占领地上不能停止战争。"毛泽东把他的战术比作下围棋，说"：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看来，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前者例如五台山地区，后者例如晋西北地区。""但若将各个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战争根据地和正规军的战线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例如在山西，我已三面包围了同浦路(路之东西两侧及南端)，四面包围了太原城；在河北、山东等省，亦有许多这样的包围。""由是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从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先后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冀鲁豫、山东、苏南、皖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牵制了大量日军，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的友军作战，并使自己由出师时的4万余人发展到18万余人，对停止日军的战略进攻，加速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重要作用。
八路军、新四军在日寇后方的扩展与游击，使得日本侵略者感受到巨大的威胁。从1940年开始，日军集中其侵华兵力(不含关东军)的75%和伪军全部，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连续的"扫荡"、"清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
1941年至1942年，日寇更是猖狂之极，他们频繁"扫荡"抗日根据地，其中千人以上至万人的"扫荡"达132次，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大"扫荡"达27次，并继续进行"蚕食"和封锁。在"扫荡"中，日寇施行了所谓"铁壁合围"、"拉网扫荡"、"梳篦清剿"与"辗转抉剔"等等战术，使我根据地面临日益严重的困难局面。
由于日寇清剿，蒋介石不断的反共磨擦以及抗日根据地的自然灾害，我敌后抗日根据地曾不断缩小，人口由1亿降到5000万以下，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至近40万人。在此情形下，毛泽东又一次提出"敌进我进"，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即，敌人向我根据地进攻，我则向敌后方进攻。敌人开始"扫荡"时，我以主力一部协同地方武装坚持内线作战，消耗、疲惫敌人；而主力大部则乘敌之隙，分路转至外线，内外结合夹击敌人。或者，敌在甲根据地"扫荡"，与之相邻的乙、丙根据地则对当面之敌发起进攻，以策应甲地之反"扫荡"斗争。
毛泽东指示"：为了把侵入中国的敌人围困在少数的据点，即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之内，各个根据地上的游击战争必须极力向其根据地的四周发展，迫近一切敌人的据点，威胁其生存，动摇其军心，同时即发展了游击战争的根据地，这是十分必要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各根据地派遣大量武工队和小部队，深入敌占区，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积极打击敌人，配合根据地内的反"扫荡"斗争，恢复和扩大根据地。
这种斗争方式有效地抵制了日寇的"蚕食"与"扫荡"，扭转了根据地日益缩小的被动局面。在"敌进我进"的战术指导下，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更为活跃，敌人在"扫荡"中处处遭遇我之小规模进攻，几乎防不胜防。
1943年10月，日寇以2万余兵力对我太岳区根据地进行冬季大"扫荡"。这次"扫荡"由驻华北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亲自布置和指挥作战。他采取了所谓"铁棍式"的三层阵地新战法，其重心在于杀尽我根据地一切人畜，毁灭一切资财。冈村对这种战法自诩为得意之作，特地从各地调集旅团长等军官120余人，外加汪伪政府军代表2人，组成所谓"观战团"来太岳现场观战。10月24日，我军于临汾东北韩略村附近设伏，与敌展开白刃战斗，仅3小时，即将冈村从华北各地调来战地参观的军官"观战团"全部歼灭。韩略村战斗狠狠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敌人慌忙抽调"清剿"兵力一部至临汾地区，从而使其"扫荡计划"开始错乱。此次战斗恰恰成了我军反"扫荡"斗争中的得意之作。
到了1944年以后，日本侵略者虽在正面战场发起更为猖狂的进攻，但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大战中已处于劣势。毛泽东则抓住有利战机及时发出局部反攻号令。八路军、新四军首先在内线对敌展开攻势作战；同时，以一部主力打到外线去，远离老根据地，向河南、湘粤边和苏浙皖边进军，开辟新区，建立全面反攻的前进基地，把内线与外线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山东抗日根据地在1944年一年内连续发起春夏、秋冬季攻势作战，共歼灭日军4800人，伪军5.4万人，争取伪军1.1万人反正，收复县城9座，解放国土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930万，根据地比1943年扩大了1.5倍，胶济铁路南的3个军区基本上连成了一片，路北两个军区也打破了被敌分割的局面。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在一年的攻势作战中，共歼灭日伪军7.6万余人，收复县城1l座，收复国土6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500多万，使战局发生了有利于我的变化。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一年中，共歼灭日伪军4.5万余人，攻克和逼退敌据点、碉堡1600余处，解放人口758万，收复了广大地区。
晋绥抗日根据地经过一年的对敌斗争，共收复据点106处，解放村庄3100余个，人口40余万，根据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华中抗日根据地在一年的攻势作战和反"扫荡"作战中，共歼敌5万余人，解放国土7400余平方公里，人口160余万，基本上制止了日伪军对解放区的进攻，沟通了津浦路东各根据地的联系。
据[日]井上清等著《日本近代史》记载，日本从1937年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开始，至战败投降止，军人、军事人员及附属人员战病死亡者约233万人。在太平洋和亚洲其他战场上被美、英等国军队击毙者共约89万余人；在中国东北被苏军击毙者8万余人。
那么，从上述数字看，无疑在中国大陆的抗日战争中被击毙的日军应居首位，中国抗日军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日战争八年来，毛泽东领导着八路军、新四军，在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援、配合下，与敌军作战共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7万余人，歼灭伪军118.6万余人，缴获各种枪69万余枝(挺)、各种炮1800余门，抗击了侵华日军的大部和几乎全部伪军，解放国土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1.2亿，解放区遍布19个省区；八路军和新四军则由战争开始时的4万余人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达260余万人。
所有这些辉煌的成就，都与毛泽东英明的军事指导密不可分。
六、避其锐气击其惰归---蘑菇战术1947年3月初，蒋介石在西北地区集结了34个旅25万人的兵力，准备进攻陕甘宁解放区。蒋介石企图以攻占延安"，摧毁匪方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意志，削弱其国际地位"，借以掩饰其全面进攻的失败，提高日益衰颓的士气。
蒋介石为实现上述目标，将西北的25万兵力组成南、西、北三个集团，以其"西北行辕"的马鸿逵、马步芳和"晋陕绥边区总部"的邓宝珊军在西线和北线钳制配合，以嫡系部队胡宗南主力从南线突破，夺取延安。其战略意图是，驱逐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在延安及其附近围歼西北解放军，或逼解放军东渡黄河，由胡宗南部与黄河以东的国民党军夹击而歼灭之。
当时陕甘宁边区的部队，除抗战后期从晋察冀调来的教导旅和由太行调来的新编第四旅外，第一纵队(辖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及正在西渡的第二纵队(辖三五九旅、独立第四旅)都是从晋绥军区调来的。全部野战军仅6个旅，2.6万多人，与国民党军的25万兵力之比约为1∶10；加上地方兵团警备第一旅和第三旅也只有3万多人，约为1∶8。不仅兵力处于绝对劣势，而且武器装备差，枪炮少，弹药奇缺。陕甘宁边区只有150多万人口，土地贫瘠，野战军的兵员补充和物资供应都极为困难。
中共中央在全面分析了敌我情况后，确定基本的作战方针是：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延安，与敌在延安以北的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之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逐批加以消灭，钳制胡宗南集团主力于陕北战场，以利解放军在其他战场打击与消灭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