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出"：部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关于政治民主，他认为"：应当使士兵群众对于干部中的坏分子有揭发其错误和罪恶的权利。应当相信，士兵对于一切好的和较好的干部是不会不加爱护的。"关于经济民主，他指出"：必须使士兵选出的代表有权协助(不是超过)连队首长管理连队的给养和伙食。"关于军事民主，他在总结其内容的基础上提出"：此项军事民主，在陕北蟠龙战役和晋察冀石家庄战役中，都实行了，收到了极大效果。证明只有好处，毫无害处。"朱德在亲自指挥战役的过程中积极推行军事民主的方法，号召广大指战员"学习攻城"，并就如何打仗、如何攻坚、如何破城等问题召开大小各种会议，集思广益，取得了重要经验。1949年4月，他在北平对第四野战军高级干部所作《国内形势和南下后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就指出："军事民主是实现领导的重要方法。正确运用军事民主，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可以搞好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我友关系，促进团结；可以发挥群众的高度积极性及创造性；可以克服种种困难，提高战斗力。"又说"：现在，官兵关系比以前好，指挥员认为兵好带了，战士认为干部作风比以前好了，同时军民关系、我友关系也大大改善了。这种军事民主必须继续大加发扬，并将已有的丰富经验总结起来，以便更好地运用和推广。"为了使部队的民主生活能经过一定组织形式作为制度建立起来，起经常的作用，军委总政治部于1948年2月发出《关于在连队中成立士兵委员会的指示》。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指示时，亲笔加写了一句话"：西北野战军与晋察冀野战军均曾在战斗中放手发动连队士兵开会，讨论如何攻克难于攻克的敌人堡垒阵地，收到极大效果。"表明毛泽东对发扬军事民主问题的高度重视。
同年3月，周恩来起草了《在部队中试验组织士兵委员会》的指示。指出：为巩固和发展新式整军运动的成绩"，现在确实需要将这一民主精神的新运动转为部队中集中领导下的经常的民主生活。中共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上规定了的士兵会的组织，似较适宜。"这个指示对于士兵委员会的权力和职责作了具体规定。
新中国建立后不久，军委总政治部于1949年12月制订并下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军人委员会条例(草案)》，将各部正在试行的士兵委员会统一改名为革命军人委员会，并就其性质、任务、工作和组织制度作了明确规定。这样，我军历史上的士兵委员会就为革命军人委员会所取代，使军队的民主生活走上更为经常、普遍和丰富的轨道。
毛泽东所创建和扶植的士兵委员会组织将民主平等的精神带入了军队，使得他所指挥的人民军队形成了一些鲜明的特点：第一，官兵一致。以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为核心的军队民主制度，为废除旧军队的陈规陋习，建立一支崭新的人民军队提供了基础。官兵关系是军队内部的主要的矛盾关系。三大民主运动有效地化解了官与兵之间的对立与磨擦，使得官兵能够在政治目的和战争目标上达到共同的认识，增加了军队的凝聚力。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军队应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的是废除封建主义的打骂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共苦。这样一来，官兵一致的目的就达到了，军队就增加了绝大的战斗力，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就不患不能支持。"同样，这种内部的民主平等关系用来对待俘虏，就会立即产生巨大的瓦解作用和吸引力。这是我们这个军队能够在战场上不断获得兵源，在政治上、思想上迅速化敌为友的主要根源。
第二，士气振奋。士兵委员会的活动基本上是一种群众性的活动。它始终贯穿着群众路线的组织方式。战争是靠多数人去打的，靠少数人是不行的。士兵是军队的基础。因此，这就要求军队的领导者充分认识发动士兵群众的重要性，只有激发起士兵的高昂斗志和战斗热情，才能在战场上创造出胜利的局面。军队的民主活动采取了广泛发动群众的方式，人人参与其中，个个现身说法，极大地提高了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和战斗激情，创造出内部团结互助，上下一致的良好局面，从根本上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第三，群策群力。俗话说：三个臭皮匠，凑成诸葛亮。诸葛亮在战场上的神机妙算、应变自如，常常也能够从士兵的经验中发挥出来，毛泽东指挥下的人民军队在总体上长期处于弱小的和劣势的地位，以弱胜强、以劣胜优是人民军队的战争特点。毛泽东所强调有战争的伟力之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实质上也包含着作为军队基础的士兵群众。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和军队官兵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人民战争的内在要求。士兵委员会的民主活动，使得士兵不仅在军队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中感到自己是主体，而且在军事生活中也感受到自己是主体。当士兵看到战争的目的与自己的利益密切相关时，他们在战斗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会充分地发挥出来。军事民主将士兵的智慧溶入作战指挥，不仅提高了军队勇往直前的战斗力量和胜利信心，而且，创造出不少战术上的奇迹，打了许多巧仗。
十大元帅之一的贺龙曾经说过"：许多外国人乃至一些中国人，总是不能懂得解放军的手榴弹怎么会制服了坦克？木船为什么会打败了军舰？没有大炮，怎么会炸开了坚固的城墙和钢骨水泥的碉堡？如此等等，一连串的解不开的"谜"。其实，这一切奇迹之所以能够创造出来，除了靠我们部队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勇敢精神而外，主要的就是靠了个"大家想办法，人人出主意"的军事民主。这就是我们的"秘密"。"四、分田与扩军中国的农民与战争有着密切的联系。毛泽东说过，中国的农民是军队的主要来源；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因此，领导这样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和农民战争，就必须高度重视与研究农民的要求，解决农民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农民的拥护与支持，才能打赢战争。
1930年，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以后，在根据地进行了一系列农村社会调查，先后写出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和《分青和出租问题》等一批调查报告。这些调查报告集中分析了农村土地状况，揭示了农民群众在土地问题上的基本要求。
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表明，在农村人口中占6%的地主、富农占有80%的土地，而在农村人口中占80%的贫农、中农所占有的土地却只有20%(农村人口的其他部分是完全没有土地的雇农、手工工人、小商人和游民)。在寻乌县，毛泽东的调查表明，地主占全部人口的3.445富农占全部人口的4两者共拥有70%的土地；而中农、贫农占全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
人口的88.255却只有30%的土地。
这种大量土地财富集中在少数的地主手中，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少地和无地的情况说明，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在农村占着统治地位，广大的贫民、雇农迫切地要求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据此，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民主革命的一个中心环节就是土地革命。他指出，现在农民还不要求公有制，而是要求私有制。只有打破农村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而广大农民少地无地的状况，才能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才能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无产阶级要领导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与农民结成牢固的联盟，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所以，无产阶级必须以农村作为工作的重心，必须到农村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从事发动农民、组织农民、武装农民的重要工作。中国革命不可能在强大敌人控制的中心城市爆发并迅速取得胜利，只有在农村积蓄力量，长期发展，等待时机成熟"，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毛泽东在领导农村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形成了一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土地革命的深入不断推动着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
1928年10月，毛泽东主持起草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形态较完备的《井冈山土地法》。这个土地法对于没收土地的范围及其分配方法作了明确的规定。尽管这个土地法受了当时党中央过"左"政策的影响，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和"土地国有"，但是，它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农民分配土地的神圣权利，对推动土地革命运动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1929年4月，毛泽东又主持制订了《兴国土地法》，把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的规定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个土地法缩小了打击面，受到更多农民的拥护。
7月，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召开了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根据党的六大决议和《兴国土地法》的基本精神，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对分配土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与解释。第一，对富农的政策作了明确规定，不过重打击富农。对富农"不没收土地并不派款，不烧契，不废除其债务"，争取其中立，对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在贫农群众要求没收时应该没收"。第二，区别对待大中小地主，并给地主以生活出路。集中打击大地主，地主和反动派的家属可以酌量分与土地，给生活出路。第三，提出了正确的土地分配办法。规定以原耕地为基础"，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第四，规定了保护中小工商业的政策。
1930年5月，毛泽东作了《寻乌调查》，指出富农把持肥田，引起群众不满，富农与贫农的斗争；就是"肥瘦分配的斗争"，提出"抽肥补瘦"的限制富农的正确政策。
经过三年多的农村土地革命实践，毛泽东对土地革命的方法与纲领作了一系列重要探索，到1931年前后，基本上形成了一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这就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尽管在土地问题上，党内产生过各种"左"的干扰，出现过一些曲折与反复，但是，毛泽东制定的这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仍然在根据地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把孙中山写在纸上的"耕者有其田"落在了实处，变成了发动农民、组织农民、武装农民的有力武器。农村中的贫农、雇农占70%以上，是革命的中坚力量，军队士兵的主要来源，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的土地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村最广大人口的革命热情。分得了土地的农民，最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也最愿意起来继续闹革命。
土地革命始终与党的武装斗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土地革命愈深入，农民自觉加入部队的愈多。他们不仅愿意拿起枪杆子去开辟更多的农民天下，而且愿意拿起枪杆子保卫已经到手的土地。十年内战时期，我们的红军由小到大，由几千人的队伍迅速扩大到十万之众，在根据地内"诱敌深入"，打了许多漂亮仗，这些都与党的正确的土地路线分不开的。
毛泽东分析了土地革命对于战争的影响。他说：国民党"没有农民的援助。其军队虽多，却不能使兵士群众和许多小生产者出身的下级干部自觉地为国民党拼命。官兵之间在政治上是分歧的，这就减少了它的战斗力。"共产党"有农民的援助"，红军虽小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人员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的，而且指挥员和战斗员之间在政治上是一致的。因此，红军能打胜仗。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团结全民族抗战，共产党停止了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实行了符合全民族当时最高利益的减租减息政策。这是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的策略思想，把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正确地处理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关系的一种特殊的土地政策。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的严重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斗争。共产党一切方针政策的基点，在于争取人民的支持，立于不败之地。而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就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利益，使人民亲身感受到国共两党的区别和优劣。当时，是否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是争取人民的关键，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奸清算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重要转变和土地改革运动的新阶段。
《五四指示》对于土地的分配作了具体规定，如，没收分配大汉奸土地；减租之后，地主自愿出卖土地，而佃农则有优先权买得此种土地，地主自愿给农民七成或八成土地；抽回二成或三成自耕；坚决用一切方法吸收中农参加运动，并使其获得利益，决不可侵犯中农土地等等。
尽管《五四指示》还保留了一些对地主的优惠条款，但是指示下达后，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还是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约在半年的时间内，晋冀鲁豫区获得土地的农民约占全区人口的三分之一；东北区获得土地的农民约占全区人口的二分之一；晋绥区约占二分之一；陕甘宁边区到1947年春也基本完成了征购地主超额土地分给农民的任务。
各解放区土地改革后，农民生产情绪高涨，普遍改善了生活，革命热情高涨，掀起了参军运动。1946年10月，全解放区就有30万农民参加了解放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解放军作战一年，歼敌100多万，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
随着战争形势的根本变化，解放区广大农民进一步要求获得土地，中国共产党为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也需要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土地改革来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支援战争。1947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后发表。
《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