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毛泽东指出，将战争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的方法是，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并且，战争的动员不是一次完成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毛泽东强调"：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的组织形式，是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三结合体制。
这种三结合体制的用兵之法，首先于1945年4月20日在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被总结出来。决议认为毛泽东军事路线从两个基本点出发，其中一个基本点就是必须承认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充分地利用敌之劣点与我之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从这个基本点出发，红军必须承认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战争形式，承认只有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才能够战胜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人。
正如决议所说的那样，毛泽东历来重视这种人民战争组织形式的建设。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就认为，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同时，他又批评了那种"一支枪也要交到红军"来的，忽视地方武装建设的错误观点。指出，地方武装的职责主要是镇压反革命，保卫根据地政权，敌人来了帮助红军作战。毛泽东认为，这种地方武装的力量，加上主力红军的力量，是任凭什么敌人也不能消灭的。
毛泽东曾充分肯定了这种三结合体制在人民战争中的重要意义。他说"：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根据地的人民条件，具体说来，特别是对于作战说来，就是有了武装起来的人民。敌人视为畏途，主要地在这一点。"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对于人民战争三结合的组织体制作了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对于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相结合的问题，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将自己划分为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两部分。前者可以随时执行超地方的作战任务，后者的任务则固定在协同民兵、自卫军保卫地方和进攻当地敌人方面。如果只注意主力兵团的作用，忽视地方兵团的作用，那末，在中国解放区的条件下，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在战争中主力兵团就难免形成顾此失彼的局面。在地方兵团方面，组织了许多经过良好训练，在军事、政治、民运各项工作上说来都是比较地更健全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打击敌人，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借以配合各个解放区正面战线的作战，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对于正规军与民兵、游击队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说：在中国解放区内，一切青年、壮年的男人和女人，都在自愿的民主的和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组织在抗日人民自卫军之中。自卫军中的精干分子，除加入军队和游击队者外，则组织在民兵的队伍中。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
群众武装既是保卫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坚强骨干力量，又是协助正规军作战的得力助手，同时还为人民军队提供了强大的后备兵员。他们既生产又作战，为战争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毛泽东所引以自豪的，所谓解放区在战争中"人力动员却可以源源不绝"，指的正是这种正规军与群众武装相结合的军队机制。
关于群众武装和非群众武装结合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一切抗日人民组织在各种团体之中，热烈地从事援助军队的各项工作。这些工作不但包括动员人民参加军队，替军队运输粮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帮助军队解决物质困难，而且包括动员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展开袭击运动和爆炸运动，侦察敌情，清除奸细，运送伤兵和保护伤兵，直接帮助军队的作战。同时，全解放区人民又热烈地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卫生各项建设工作。全体人民从事粮食和日用品的生产，配合军队的生产自给，造成伟大的生产热潮，借以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
毛泽东强调"：这就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只有这种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拼命地反对人民战争。"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思想来源于他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具有战胜一切困难的智慧的坚强信念。他深信人民具有无限的创造力，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战争的组织形式是战争力量由潜在状态向现实状态转化的中介。不通过一定形式按照战争的客观要求把各种社会力量组织起来，战争潜力就不能顺利地转化为现实的战争实力。毛泽东的兵是工农子弟兵，是正规军与群众性武装以及人民群众本身相结合而形成的人民武装力量体制。它是在最短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发挥蕴藏在人民之中的战争潜力的最有效组织形式。正是通过这种组织形式，带有潜在性的人民力量得以迅速地转化为现实的战争军事实力。这是仅仅依靠军队作战所无法比拟的。
人民战争使得人民武装斗争和非武装斗争密切地配合起来，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战争合力，同时冲击着敌人的战争力量及其基础，减杀着敌人的优势，从根本上不断地转化着敌我力量的对比，使人民的力量最终超过敌人的力量，战而胜之。这就是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之所在。
三、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产生于1927年的三湾改编以后，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获得很大发展，是人民军队内部代表士兵利益的群众组织，对于改造军队、管理军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解放战争时期，这一组织从形式到内容都产生了一个飞跃，在战争中发挥出极大的创造力量，从而使这一组织成为人民军队实行民主制度的基本的组织形态。
毛泽东是士兵委员会的创造者和积极支持者。
1927年9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途中，遭国民党军袭击，总指挥卢德铭不幸牺牲。部队行至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已不足千人。由于一些军官军阀主义作风严重，随意打骂士兵、侮辱士兵，严重影响着官兵关系，加之作战失利，连续行军，斗争环境极为艰苦，士兵逃亡现象严重。
毛泽东决定在三湾实施部队改编。改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废除军阀作风，实行官兵平等。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刚经缩编的工农革命军，从团到营、连三级都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委员由民主选举产生，主席由有威信的士兵担任。军官也可以参加，但人数不得超过委员的三分之一。士兵委员会对军官有监督权，军官做错了事，士兵委员会可以提出批评，以至予以制裁。
罗荣桓在1957年所写的《秋收起义和我军的初创时期》一文曾回忆说"：秋收起义以前，军官每顿饭菜都是四菜一汤，和士兵的待遇悬殊很大。三湾改编以后，因为斗争很艰苦，那时最需要的是官兵艰苦与共，因而待遇改成完全一致，干部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它更加密切了官兵关系，对干部的考验和改造也起了积极的作用。"部队进入井冈山以后，士兵委员会的工作任务有了很大的扩展，在部队生活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毛泽东将这种士兵委员会的工作视为改造旧军队，破除封建雇佣思想的有力武器。他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红四军成立后，兼任红四军士兵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的陈毅，于1929年1月给中央写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士兵委员会的情况：士兵委员会的组织结构为：在军团营连均设士兵委员会，官长同时为士委委员。全连士兵大会选举5人至7或9人为连士委执委，推主席1人。以全营人数按每5人举1代表，组成全营士兵代表会，推举11人至13人组织营士执委，推举1人为主席。按全团人数每10人举代表1人组织全团代表会，推举17人或19人组织团士执委，推举1人任主席。全军按30人或50人举1代表组织全军代表会，选举19人至21人或23人组织军士执委，选1人为主席。军士执委选5人或7人为常委，团举5人或7人为常委，营举3人或5人为常委，连无常委，军团常委均设机关于政治部内日常办公，营常委不设机关。
各级士兵委员会的任务是：(1)参加军队管理；(2)维持红军纪律；(3)监督军队的经济；(4)作群众运动；(5)作士兵政治教育。
当时，在士兵委员会的作用下，连队战士的生活搞得有声有色。士委会将士兵编成若干小组，组织他们听取各种政治报告，学习文化，开展工作，生活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监督经济主要由上级士兵委员会负责，每月由军需部门公布一次收入支取情形，由士委代表审查。士兵委员会内设有娱乐科，每逢纪念日或举行工农兵联欢会，或组织演说，演出新剧，很受战士们欢迎。士兵委员会内还设有卫生部，负责管理宿舍的卫生等等。
1930年9月25日，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部正式颁发了《红军士兵会章程》，进一步明确了士兵会的宗旨是：提高士兵政治水平，加强阶级意识，确定革命观点，增进战斗力量；团结士兵革命精神，联合工农革命势力，达到革命的政治任务；代表士兵利益，改良士兵生活，提高士兵革命情绪；帮助军政机关维护革命纪律，扩大红军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
士兵委员会的设立，推动了军队内部民主活动的展开，解放了士兵思想，增加了民主意识，极大地活跃了军队生活，使得部队士兵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彻底扫除了旧式军队的封建雇佣观念，改善了官兵关系，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士兵委员会这一军队民主主义的组织形式在解放战争时期获得了新的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将要发动的内战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党不仅制定了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政治原则、思想原则和军事原则，而且从各方面积极准备战胜蒋介石的基本力量。这个基本力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强大的武装力量、充分的物质力量和雄厚的群众力量。三大力量的准备又具体地表现为革命军队的建设、生产建设和土地革命。其中军队建设方面，人民解放军随着解放战争各个阶段形势的发展，先后展开了练兵运动、新式整军运动、三大民主运动等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人民军队的发展与壮大。
1947年，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开始转入战略进攻。为了进一步增强部队的战斗精神，毛泽东在军队着手推广民主运动。
在政治上，各部队普遍在立功运动中进行了民主评功评过活动，后来发展为评党员、评干部，即邀请非党战士向党支部和党员提意见，审查候补党员转正，用民主方法检查领导，推荐干部，建议撤销不称职干部等等。
在经济上，由战士选出经济委员会协助连队首长管理伙食，监督经济开支，定期公布账目，防止贪污、浪费和侵占战士利益的行为，使生活不断获得改善。
在军事上，不仅在练兵中实行了官兵之间和兵兵之间的互教互学、评教评学，而且把民主贯穿于整个作战过程之中。如，在战前，把战斗任务交给群众，有领导地召开"想办法会"或"诸葛亮会"，发动大家讨论如何攻破敌阵，克敌制胜，完成任务。在战斗中，只要情况允许，就及时组织大家研究怎样处置面临的各种情况，克服遇到的障碍，保证战斗的胜利。
1948年3月，华北野战军解放临汾的战斗，是一次敌我双方壕堑对壕堑，坑道对坑道，地上地下相结合的新型攻坚战。由于我军充分发扬民主，想了许多土办法，克服了仪器、器材缺乏的困难，终于经过27昼夜时间，秘密完成了两条各长110米的破城坑道，又构筑了许多适用的战壕，从而保证了突破的成功和战斗的胜利。在战后，则由发动群众进行有领导的评伤亡，发展到评战术技术，最后发展为包括评指挥、评战术、评技术、评纪律、评作风在内的全面战评活动。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对于军队民主生活的新发展极为重视，他们及时给予总结与推广。
1948年1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的党内指示，第一次把军队民主运动的内容概括为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并明确提出了开展军队民主运动必须遵循的原则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