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那部轰动西方的名著《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这样写道：长征，"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气和力量的人类伟大史诗"；是"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这是一次充满了集体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和希望的举世无双的行动"。
？？这本反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书，1985年10月在美国一出版，立即引起全美的轰动，《时代》周刊等众多的报刊大量报道，欧洲、亚洲一些国家也纷纷翻译出版。
尽管索氏以生动、清新的笔触再现了史诗般的长征历程，倾注了作者对中国革命和长征精神的崇敬之情，但是，作为一位西方记者，他更看重与最擅长的是叙述毛泽东及其战友们的个人轶事和事件细节，而对长征途中一个最重要的、最根本的问题，索尔兹伯里并没有也不可能触及并作出回答。
这个问题就是：红军的真正优势何在？换句话说，是什么使红军得以完成这一伟大的壮举呢？只有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经验总结才是最具说服力、最圆满的回答：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正是红军的真正优势所在。
是它，保证了党中央制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在党所领导的红军中得到坚决的贯彻执行，使之始终保持着正确的方向；是它，在指战员心中树立起坚定的信念，激发出顽强的斗志，使之冲破了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了世间罕见的艰难困苦；是它，维护和增强了革命队伍中的团结，使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溃散；是它，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正义主张传播开来，在沿途各地撒下革命的火种。总之一句话，我们党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红军长征路上的生命线！那末，红军各级政治工作人员是怎样使政治工作这条生命线贯穿于部队工作的方方面面，从而使它发挥出无坚不摧的巨大威力的呢？发生在红二方面军6师18团四位政治委员身上的一段故事，无疑展示了一份具体的标准答案。
红18团是红二方面军一个战斗力很强的团队。长征路上，该团的首任政治委员是余秋里。
长征初期，部队频繁转移，部分指战员一度产生了厌烦情绪，有人发牢骚："拖拖拖，不晓得拖到哪里去？"有人说气话："干脆到外国去吧！"针对这种情绪，根据红6师党委和廖汉生政委的指示，余秋里向部队做了大量的思想教育工作。他首先联系敌我力量对比和革命形势发展的现状，说明国内革命战争只能以运动战、游击战的形式进行。这就要求红军或前进，或撤退，或攻占某地又机动转移，在运动中消灭敌人，部队长期得不到休息和整顿，更要求每个战士能够刻苦耐劳，连续奋战，能走能打。由此，指战员们从理论上懂得了为什么要走路，以及走路应该成为每个红色战士的看家本领。在讲明这些"大道理"的同时，他还注意讲好"小道理"，比如说，眼下我军疲劳，敌军比我们更疲劳，他们一直跟在后面跑，拖过来拖过去，士气越来越低？？这些教育，既有理论水平，又生动通俗，很快使指战员们口服心服，情绪活跃起来。
做思想工作深入细致，打起仗来身先士卒，这是余秋里的一贯作风。
1936年早春，红二方面军在乌蒙山区与敌军展开了一场长达月余的回旋战。当敌军向镇雄追踪红军时，红军出其不意，在赫章县的则章坝伏击了敌纵队司令万耀煌所率之13师师部，战斗打响前，红18团团长陈本新和余政委像往常一样，又把指挥所设在前沿阵地上。敌人发觉钻入伏击圈后，一面以疯狂的火力向红军射击，一面收缩队伍，拼死突围。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师政委廖汉生亲自赶来，一同指挥部队作战。不一会儿，陈团长下达了出击命令，说着，就纵身跃出堑壕。"危险！"余秋里大喊一声，伸出胳膊，一把将陈团长拽了回来。说时迟，那时快，一串机枪子弹尖啸着飞来，正打中了他的左臂。廖政委和陈团长急忙扶住他，只见他的左臂耷拉着，露出了骨头，血如泉涌。廖、陈二人当即派人把他抬下阵地，送进军团卫生部。此后，由于无药医治，环境又异常艰苦，余秋里的伤迟迟不能痊愈，每天用凉水手巾敷在伤口上镇痛。即使这样，他仍然坚持跟随部队行进，直到走出草地，他才施行了截肢手术。从此，余秋里失去了一条胳膊，但他那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却永远铭记在红18团官兵们的心中。
余秋里负伤离职后，红4师副政委杨秀山奉命接替了红18团政委的职务。他刚到任，部队就接到了速返六甲阻敌追兵的紧急任务。这一仗从早打到晚，哪里情况紧急，哪里就有杨政委的身影。战斗中，杨政委突然发现驳壳枪里的子弹打光了，忙喊身边警卫员拿子弹来，可没人应声，回头一看，警卫员已倒在血泊中，他再回转头时，一颗特殊的子弹打在左眼眶旁边炸开了。这种子弹俗称"炸子"，打入人身体后立即炸成碎片。
杨政委的眼睛顿时被血糊住了。他抹了一把，继续指挥部队，只是在战斗的间隙，简单地做了包扎。敌军退下去以后，在陈团长和同志们的一再劝说下，他才下了阵地。
第二天，杨政委的左眼肿得老高，什么东西也看不见，整个脑部就像刀割锯拉一般的疼痛。部队休息时，他让卫生队长把弹片取出来。当时既没有手术器械，也没有麻药，卫生队长拿一把用钝的小刀，硬是割开血肉模糊的伤口，取出了一块弹片。在场的人无不从心底里赞佩不已。一小时后，杨政委又率队出发了。每天行军中，只要头缠着绷带的杨政委在全团面前一站，什么话也不用说，就是最好的政治动员。
长征到了西康以后，总指挥部把杨秀山调到红4师12团。
红18团的第三任政治委员是董瑞林。他为人忠厚，工作一丝不苟，是一位典型的实干家。虽然平日话不多，但他说出的话大家信服，交办的事情能够很快落实，工作搞得颇有生气，因而在指战员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进入藏民区后，大的战斗少了，生活条件却急剧恶化，粮食成了生死攸关的大问题，政治工作的中心也由保证战斗胜利转入动员部队为了生存而斗争。师党委及时提出了"粮食就是生命，粮食就是政治"的口号，要求所有政工干部必须亲自参加筹粮。
董政委忠实地执行了上级党委的决定，每天都率领一些同志跋山涉水，四处筹粮。就在一次外出筹粮中，身背粮袋的董政委被当地反动武装的冷枪射中而牺牲了。同志们捧着董政委筹来的粮食，在荒凉的草甸子上为他举行了葬礼。那一刻，战士们对自己的好政委的悼念之情，是人世间任何语言也表达不尽的？？红18团的第四任政治委员是周声宏。同前三任政委一样，周政委也是一位做政治工作的行家、打起仗来不外行的优秀指挥员。红二方面军走出草地后，东出甘陕边，由于敌情骤变，决定抢渡渭水，迅速北上会合中央红军。红18团奉命从陕西略阳县白水江镇急返甘南的成县，在五龙山上阻击敌军。他们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进攻后，陈团长和周政委率部队实施反冲击，一直冲到山下的镇子里。
巷战中，周政委不幸中弹倒下了。
就这样，红18团前后四任政治委员完成了一场"激动人心的生死接力"。他们不仅用自己的言行，而且也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忠实地履行了政治工作干部的职责，在同一个岗位上共同塑造起红军政治工作干部的优秀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