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这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边沿。敌人骑兵尾追而来。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对敌人骑兵发动了阻击。
毛泽东说：“不能让敌人成为尾巴带进陕北革命根据地，我们要把‘尾巴’砍掉。”
于是这场“砍尾巴”战斗打响，终于把“尾巴”砍掉了。
中央干部团工兵连的年轻战士黄朝天也参加了“砍尾巴”战斗。战斗结束后，他就病倒了。干部团卫生队决定将他转送根据地中心的瓦窑堡医院去。途经蟠龙镇时，忽然天下大雪，黄朝天又发烧，只得住进老乡家中。不久，蔡畅、邓颖超和贺子珍也来到蟠龙镇，她们得知有位病号住在这里，就不顾劳累，冒着鹅毛大雪前来看望，以示慰问，同时询问病情，帮助解决问题。
蔡畅、邓颖超、贺子珍来到老乡带走，一起去瓦窑堡。她们先叫黄朝天骑马走，谁知发高烧的黄朝天无力骑马，此法行不通。
她们三人小声商量如何带他走的办法。
贺子珍说：“这个小战士病情不轻，得赶快送医院治疗。”
“是啊！毛主席说过，长征过来的同志都是革命的宝贵财富。”蔡畅焦急地说。
员要立即转走。”邓颖超也焦急地说道。
“能不能设法找一副担架？”贺子珍边说，边把目光落到房东大姐身上。
蔡畅、邓颖超觉得只有此法可行，也把目光落到房东大姐身上。
房东大姐约40多岁，她先是迟疑了一会儿，因为这时村里身强力壮的男人都去支前了，她到哪里找抬担架心红军的。她最后满有把握地说：“担架的事，我想办法。”说完，就打开窑洞门走了。
贺子珍等见她出去找担架，也知道担架员不易找到，于是又悄悄商量：“要是没有人抬，就我们抬。”三位大姐不约而同地说道。
“把警卫员、饲养员也一起动员来抬。”邓颖超又建议道。
黄朝天听说大姐要抬他，可真是急坏了。他想：红军长途跋涉，冻馁交加，无论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体质都已下降，几位大姐身体都很虚弱，她们工作担子又重，在这大雪纷飞的日子，就是身体好的人空着手走路，都很艰难，何况她们呢？哪能让她们抬着他走呢？“不！你们不能抬！”黄朝天大声“小鬼，你别急嘛，我们有办法。”蔡畅见他流泪，赶紧说道。
房东大姐掮着一副担架回来了，后面还跟着两个上了年纪的老乡。
她把担架放下，然后对贺子珍等几位大姐说：“村里的人有些去支前了，有些送伤员到瓦窑堡去了，我和这两位大伯一商量，他们听说是送南方来的红军到瓦窑堡医院去，都争着来了。人手贺子珍等人和陕北老乡、警卫员、饲养员交替抬着担架，艰难地往前走。风雪越来越大，刮得她们睁不开眼睛，步子也迈不稳。贺子珍忍着伤痛，咬着牙前进。一行人走几步，停几步，有时还摔一跤。每当摔跤的时候，几位大姐都顾不得身上疼痛，只担心摔痛了黄朝天。“小鬼，摔痛了吧？”大姐的问话，使黄朝天心如火燎，几次请求让他骑骡子走，结果她川，又爬过上下60里覆盖着厚厚积雪的山岗。黄朝天心中非常不安，多次想滚下担架，并且一再请求道：“大姐，让我骑骡子吧！”
“小鬼，你想找麻烦啊！躺着别动。”邓颖超按住黄朝天说道。
贺子珍又发挥不是政治战士的政治战士作用，一直劝说黄朝天不要下担架。她说：“把你送到医院去，好好治病，病蔡畅也劝道：“长征过来的同志，是革命的宝贝，是党的骨干，你把病养好了，继续为党为人民为革命事业尽自己的一份责任。”
黄朝天在贺子珍等几位大姐的帮助下，终于住进了设在瓦窑堡的医院。经过三个多月治疗，他康复出院又上前方作战去了，临走前激动地说：“是同志们和老乡从死亡的边缘上救了我，是伟大的阶级友爱救了我。
我永远忘不了蟠龙镇上那位不知姓名的大姐和那两位上了年纪的陕北老乡，永远忘不了敬爱的蔡畅、邓颖超、贺子珍大姐，忘不了战友们。”
再版后记为青少年写书，对于我们这些长年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人来说，并不轻松。
萌动这个念头，主要是我们这些已为人父母者，对于目前青少年读物中“古”、“洋”所占比重过大心存不安。古典的和外国的东西可以读也应该读，但总读这些东西对广大青少年全面了解历史、认识国家、看待社会、明确自己的责任远远不够。我们相信，每一位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成长，因而也乐意看到他们多读健康有益的图书。于是我们达成共识：与其抱怨，不如抽时间实实在在地为孩子们做点事。这一想法得到了中共党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经过一番努力，我们先后编写出了《毛泽东的故事》、《周恩来的故事》、《刘少奇的故事》、《中国元帅的故事》、《中国大将军的故事》、《邓小平的故事》等十几套青少年读物。从1993年至1998年陆续出版，并受到广泛欢迎。其中若干套书还获得了全国优秀畅销书奖。
由于我们对于青少年的阅读心理和阅读兴趣还缺乏深入了解，所以写出来的东西与青少年的期望之间仍会有一定距离。我们计划在今后编写其他书时争取做得更好一些。
在编写这些故事时，我们广泛参考了已出版的有关各类书籍，恕不在此一一例举。谨向所有这些书的作者、编者、出版者表示衷心感谢。
诚恳希望各界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同时建议各界同仁，如有精力，亦不妨拿起笔来，为孩子们写点什么。
编著者200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