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知不觉间死去
文／张恒立
我是谁？在哪里？在干什么？
—莫扎特
外公死了，在我历史考试的前天早上。坐着父亲的车，窗外的天空一层层相互覆压的乌云，没有令丝毫阳光泄漏出来，雨，由淅淅沥沥瞬转为磅礴。豆大的雨滴砸落在炽热的柏油路面上，漾起的水蒸气令到汽车大灯的远方很是模糊。与此同时，一股莫名的悲痛刺破厚实的玻璃，侵袭着我的心。
外公的葬礼，一个做了36年盲人的人的葬礼，生前的质朴在葬礼中不见丝毫。舅舅作为唯一的儿子，手托起胸前那张用红木相框裱得极其奢华的遗照，虽奢华，却丝毫不像外公的作风。但作为外孙，我没有半点权利插话，唯有照着程序一步步地走。点了香，叩了头，哭了丧，喊了冤，最后将一块极为廉价的龙须糖放在那堆被蜡油浸湿的沙子旁。低头低语道：“你总算可以在下面肆无忌惮地吃糖了，再也不用害怕所谓的糖尿病。”
我仍旧一直记得外公生平的最大嗜好之一便是吃糖，在他未患糖尿病之前，他的理想是吃遍天下各种各样的糖。我知道他有这个嗜好，所以在探望他的时候给他带糖。久而久之，他吃的糖超过一百种，但是离吃遍还有很大一段距离。后来的一天，他天旋地转地晕倒，舅舅嘱托父亲载他去医院体检。体检结果一出，外公原本的开朗消失得无影无踪。“病人血糖过高，即糖尿病。”医生捧着那一沓体检结果，一本正经地说道。那个在黑暗世界里生长早已茂盛的梦想，夭折了，无声无息的。虽然医生再三叮嘱，但外公还是会忍不住拿出那些以前藏起来的糖果躲在角落里吃。我便与其说起那些关于糖尿病人烂足甚至截肢的事情。唠叨久了，他反倒开始对糖有了恐惧，有一天他主动和我说要备一包无糖的王老吉凉茶，这时候我才知道，他的恐惧已经深深地驻长在心底，很深、很深！
后来的某一天，我拍了拍他的肩膀问，外公你有什么想吃的东西或想做的事情，我都愿意去为你代劳。他极为平静地说，我只希望在死的那一刻可以保全身上所有的零件，不至于缺胳膊缺腿地进入回收厂就好。
我诧异了，从吃遍所有糖的乐观到如今这个令人畏惧的愿望，我实在不知道要如何接下去。唯有老套地回应道：“你会长命百岁的。”他没有继续说话，扶了扶手中那根导盲棍，那对没有光感的眼睛望了望天空，长吁一口气。我慌了，开始害怕，唯有扶着他的肩膀，随着那个方向望去。远处的孩子在放着灰色纸鸢，线越放越长，风越刮越猛，纸鸢飞得很自由，那个燕子的图案在澄蓝的空中显得显眼，悠悠晃晃，缥缥缈缈，一切都是自由的模样。但线还是承受不住风的压逼，最后那一刻断了线，斜直向下飞去。线还是那样漾在天空，但风筝坠落了，不知飘向何等方向，或许那是一个没有风的地方。
长跪后起身，抬头看了看那个是时候火化的尸体，透过那三两层的纱帐，依稀可以大概看到一个人躺在里面，还有一条腿搁置在旁边。这应该是心肌梗塞最后的抢救手段，但最终还是没有挽回那缥缈徘徊在曲折心电图上的生命，那些长辈，他们很是希望锯掉大腿的瞬间，外公会醒来喊疼，这样他们能够在外公生命的最后听到遗嘱，然后奉行，这样足以获得村里人互相传颂的孝子称号。但是我此时此刻却不希望外公醒来，甚至是渴求。我害怕！害怕外公醒来摸到自己的大腿没了，然后躺在床上那黯然神伤的表情，那令人无比心寒的表情。
也就这样，外公死了，死得并不漂亮。那黑暗世界里极其容易兑现的理想此时此刻一个个破碎。
出了祠堂门口，一只残存骨架的纸鸢落在了门槛下。或许它也一度想过要飞，但是不管再大的风亦无法回到最初，它失去了关于飞翔的一切。而我在猜测这或许就是当初的那只纸鸢，那只令人感到欣慰却无比痛心的纸鸢，如今却只有骨架的残存。
行了一大串的仪式，我随着母亲来到一处偏僻的瓦房，一口散落的锅，散落一地的灰烬。或许再怎么变，外婆还是改不了一如既往的迷信。担心这场葬礼会为那个装修完善的家里带来半点不干净的东西。
母亲递来一碗饭，我看着那仍未散去热气的米饭，久久没有食欲。四岁大的表弟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一本正经地说，有些人他死了却还活着，有些人活着他却已经死了。我的手猛地一颤，碗从手中滑落，啪！一声过后，那磁片碎落一地。大姨听到了这句话便大步向表弟走来，恶狠狠地瞪着他，然后挥起那双因为过度劳动导致粗糙地大手向他那细嫩地脸上打去。表弟来不及躲，受了一掌后，号啕大哭起来。大姨唬吓他，表弟却越哭越厉害。
表弟或许根本没有错，臧克家的这句话也没有错，但时间上却不小心得罪了那落后的传统。假若换作以前，大人们必定会摸一下他的头，然后说他人小鬼大。而忌讳令一切混乱，孩子的哭声和那妇女的骂声令我开始畏惧。
我在思考，外公确实是死了，而我是不是也死了？我的理想是不是还在？是不是如臧克家所说的，我仅是一副躯壳，已经毫无理想？
九岁的时候和外公说过我要当一个宇航员，外公也会在每一年春节摸一摸我的头，然后说道：“离宇航员又近了一步了。”那个时候，我的理想很庞大，但在发育期一过后，我才知道，那个理想碎作一地，我没有哭，或许我很清楚身高是件命中注定的东西。随后便一度恋上吉他，每当繁忙罅隙都会倚在外公身旁，弹奏着那些外公最爱听的歌曲。外公也问过我，是不是想当一个歌手。我说，歌手很难当，我只是乱弹弹。外公说，我们那个时候会弹吉他的都是歌手，而且很引人喜欢。或许在他依旧能够观察世界上的花草树木的时候，那些青年人只有频繁的劳作，能闲下手去弹吉他的也确实能够被称为歌手。而时代不同，吉他已经达到普及的地步，我唯有把理想降得很低。我说，我只想有空就倚在你的身旁，为你唱歌。也就这样，我的弹唱就成为了外公在黑暗世界里能够享受的全部音乐，或许仅仅是一片噪声罢了。
也曾有一段时间，他习惯把我称之为歌手，我只是一笑而过。外公说，我听着你的歌肯定会长命百岁。我则说，会弹到你长命百岁的那一天。而这场不知不觉的死亡打乱了一切，我的理想也随之戛然而止。我也就成为了表弟口中那个死去了的人。
历史考试，心不在焉地把整张卷子填满。老师在考试后的第三天告诉我，莫扎特能够和莎士比亚混在一起，我确实服了你。记忆里，我记得莫扎特说过一句，我是谁？我在哪里？而关于莎士比亚的压根没有记住半句。也就这样，我记住了莫扎特，还有那句话。
中考的日子，一步步逼近，卷子一张连着一张发了下来。深草绿色的卷子，上面的铅字，在脑海里徘徊，飘逸在脑里的每一个角落，直至遍布整个大脑。我莫名地想哭起来，面临即将来到的中考，那一股强袭的压力，我却意外地坚强了下来。同桌的那对女生聊起宿舍的谁谁谁躲在被窝里痛哭，被说的那些人每天早上都睁着红肿了的双眼一如既往地努力。而这种现象也如同传染病一样开始在整个班里蔓延，甚至整个学校里蔓延开来。
在烦恼充溢的某些时间里，我曾多次找班主任，和他说，我想哭。他并没有责骂我像个女人，而是扶着我的肩膀说，为了理想拼一把吧。我说，我没有理想，理想压根就是死了的。他一脸诧异，惊奇地问，你到底为了什么而选择考试？
“大概是为了虚度这一段原本可有可无的时间吧！”
班主任没有继续往下接话，只是呆呆地望着我，然后长叹一口气。而倒过来想，我确实是在虚度，打着学习充实生活的幌子逃避失去外公的痛处。
父母也曾多次在饭桌上谈起外公，他们两人眼眶越说越红。便说，回房学习。当进了房间，反锁了门后，瘫坐在地上，连哭都变得乏力。
过了几天，班主任主动找到了我。
“为了自己的未来找一个真正的理想吧。”
“老师，你就不怕我害的你得不到奖金吗？”我嘲讽道。
“我怕什么？又不是没有钱过日子，奖金不外乎那一千多，我现在衣食无忧，也确实要为你们这帮兔崽子做点有意义的事了。”老师笑着说，笑容里突然有着令人忧伤的感动。
我没有继续说话，望了望学校围墙外的天空，一只灰色的鸟划过天空，灰色的轨道却如此清晰可见，灰色，与那只纸鸢的颜色一模一样。
中考总算到来了，当填完最后一张卷子的时候，我颓败地趴在桌子上，天空仿佛变得晴朗。我感到快乐，不久后却是完完整整的忧伤，快乐是我已经逃过了中考这一劫，忧伤是因为我还是难以找到我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中考放榜在6月13日，老师给我发来短信。
“小子，祝贺你考上了高中。请记住我和你说的那句话，去找自己的梦想，别让人生白活—”
6月15日原本要回学校拿毕业证，我没有回去，只是嘱托朋友代拿。因为我真的找不到理想为何？倘若班主任开口问我找没找到理想，我只能无言以对。
后来的生活一度与猪的生活节奏无太大差异，除了睡就是吃，毫无节制。懵懵懂懂地打开电脑，网络上的朋友问我要不要去参加聚会，我都一一回绝。父亲也曾和我说起关于外公的那些事，叫我不要太过在意。我也渐渐从失声痛哭变得淡定，而外公的死已经变成一个记忆，烙在手臂上，说不出有多痛，只是它已经陪着我存在着。
8月7号，我约了小艾出来喝咖啡。她和我聊起她在小说创作上的某些灵感和经历，我只是敷衍了事地回答了，或许我在外公死后便没有再碰笔的缘故。说到最后的时候，她告诉我，李然死了，写了遗嘱后吃了三十多粒的安眠药，他在遗嘱的最后提到三件事情，第一件是要办一场西式葬礼，应该在后天举行。第二是要和他的女朋友说一句他爱她。最后一件则是想见你一面。
我慌了，原本拿着咖啡杯的右手开始发颤，咖啡洒在了体恤上。
李然是我在写作路上的一个朋友，他从事杂文写作，但是因没有遇到知己而感到忧虑。可这并无碍于理想，他说他想用自己的文字找出真相。前些天，在对某个作家的质疑却被那些无伤大雅的愤青们唾骂。茶会上，他告诉我，他想要自杀。
我从那空洞的眼神里看到了一种深邃却说不清的东西，但是仿若有一个念头在他的心里深深地扎根。我说，要么你丫就给我马上去死，要么你就好好给我写，写到那些愤青对你甘拜下风为止！
他笑了笑，原本以为这件事这样便会平静下去了，但悲剧却在不知不觉间发生了，猝不及防的。
翌日，我来到了葬礼的现场。因为遗嘱和李然父母的传统观念相冲突，也就这样成了洋不洋，土不土的葬礼。而李然的女朋友也迟迟没有接电话，我们给出一致结论就是，她也有可能死了。我看着躺在棺材里面的李然，表情很安然，但是他的父母却在棺材旁边哭得甚为厉害，我拍了拍他们的肩膀，转过身，对着棺材口说，你小子压根就不适合写杂文。
哭声和那唢呐声夹杂在空气中，唢呐的声音出现在葬礼上，实在是不伦不类，但是这都无碍于场内所有人的悲伤。
李然确实是死了，和外公一样，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死了，而且关于理想那一部分死得还令人感到一丝丝的惨不忍睹。一直看着葬礼的开始直到结束，从棺材里到一坛子的骨灰，李然和外公一样，最后面的那个简单的梦想也没能实现。
出了门，我看着天空，一只不知名的鸟在半空盘旋，发出凄厉的哀号。
灰色，如同纸鸢一般的颜色。小艾哭笑着说，他或许就是李然。我的眼泪刷地一下便垮了下来。
这些人的死一直在萦绕在我日常的思考，我在思考他们不知不觉的死到底最为悲痛的是什么？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
在往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在家里生活得很颓废，每天每夜的虚度。但我似乎依旧在思考，我的理想到底是什么？
8月14日，朋友打来电话说要聚会，我简单洗漱后便出发。而聚会的内容却是关于理想。我一人躲在角落，抓起啤酒往嘴里灌，啤酒冲刷着胃，直到后来我冲到厕所里吐了起来，抬头望了望镜子，才知道自己的脸上如同涂抹了六十年代的高原红，悲凉透骨的红。
从聚会里走了出来，找了一张路边的石椅坐了下来。胃里反复倒腾的啤酒冲了上来，对着黝黑的柏油路面吐了起来。最后无力地瘫坐在石椅上。
我，李然，外公，三人在生命的某个瞬间失去了理想，理想则如同那只残破的纸鸢一样，死得尸骨无存。
我跳了起来，摇摇晃晃，对着透黑的天空大喊：我是谁？在哪里？在干什么？
在路上
文／边十三
平镇，明村。
我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不知道自己在火车上颠簸了多久，实在支撑不住的时候就下了车。火车站被埋没在一片荒草之间，站牌的漆已经掉色，隐隐地可以认出站牌上的字是“明村”。
明村的天空很蓝，是那种特通透的蓝。我拖着很大的行李箱走到人家聚集的地方的时候，腿脚都麻了。这个时间，几乎每家的烟囱上都有白烟“呼呼”地冒出来。我问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姑娘，这里哪儿有旅店。她上下仔细地看了看我，看得我有些不自在，之后她笑了。对我说：“你是外地的吧，这里没有旅店。不如，你住我家好了。”她的发音与普通话偏离了很多，但大致还是能听得出来。
她说她叫莫从，然后领我进了她的家。院子很大，有两间独立的房子，一大一小。莫从搬着我的行李箱，我跟着她进了那个稍微小一点儿的房子。
她说：“这是我家。”然后又伸手指了指那间大点儿的，说：“那是他们的。”当时我并没多问“他们”指谁，后来才知道那是她父母。让我感到奇怪的是，莫从看样子也不过只是十八九岁的孩子，难道这么小就已经和父母分开过日子了吗。
我不会烧饭。看着莫从娴熟老练地起火煮饭，我只是靠在门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她说话。她坐在灶台边，抬头问我：“你一个女孩子为什么一个人走了这么远。”我习惯性地挑了挑眉毛然后接起她的话：“我的目的地不是这里，只是想走得远一些，离开北京，我讨厌透那个地方了。我在这里下车只是因为如果我再坐火车就要吐了。”莫从轻轻地笑起来，柴禾的灰渣飞上了她的头发，她的笑夹杂了些许无奈，我看不懂那是对我的同情还是对她自己的同情。
那个晚上，我和她挤在一个木板搭起的小床上，我们说了很多，直到天快亮我们才睡着。
莫从是个坚强的姑娘。
她有个弟弟，在平镇上念高一。明村有些落后和守旧，依然有着顽固的“重男轻女”的思想，莫从没念完高中就回家开始赚钱。她不喜欢她的父母，她说她现在住的房子还是从她父母那里花钱买来的。我从没想到，原来孩子和父母之间竟然也能划分的如此清楚。
住在这里几天偶尔也会碰见莫从父母，他们进进出出的，却始终不与莫从有什么对话，也从来没问过我是谁，从哪儿来。
我有些心疼莫从。她给我看她右小腿上的一道细长的疤，密密麻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