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塞留对旧制度的改革突出表现在他加强王权，重塑法国的努力上。在论文《王权至高无上》中，他以天赋权力为基础稳固地设定了王权：国王从上帝那里获得权力，无需中介，他只对上帝负责。在完全赢得了路易十三的信任后，黎塞留锲而不舍地打击各种分裂势力。在他残酷的统治下，王太后逃往西班牙，国王的宠臣和手握重兵的元帅被处决，朝三暮四的贵族再也不能靠出卖法国利益谋求个人私利。胡格诺派的根据地拉罗歇尔在围城一年后被收复，新教徒永远丧失了拥有军队和堡垒的权利，并发誓效忠法王，宗教战争宣告结束。国王的代表被派往全国各省，屡次否定国王任命的最高法院受到弹压，军队也直接归于巴黎指挥。在冷酷无情的独裁政策和灵活机变的实用主义原则指导下，黎塞留治下的法国迅速从四分五裂走向统一，并逐渐将目光投向陷入三十年战争中的欧洲大陆。
1618年开始的三十年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之一，同时也是近代国际关系的开始。黎塞留上任之后发现，当时的法国实际上已经处于哈布斯堡王朝的包围之中，而一旦斐迪南二世麾下最具传奇色彩的元帅、被称作三十年战争双雄之一的华伦斯坦扫荡北德各新教诸侯，法国将彻底无力对抗哈布斯堡霸权，沦为二流国家。幸运的是，身为主教的黎塞留并没有受制于宗教观，国家至上原则再次指导了他的外交政策。黎塞留对法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战略目标洞若观火：击败斐迪南，让德国永远处于分裂之中。于是，他利用了斐迪南的宗教热情，先是资助德国及北欧的新教诸侯对抗神圣罗马帝国，将本已进入尾声的三十年战争又延续下去，并在最后阶段直接参战，从而最大限度地为法国争取利益。从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的结果可以看出：法国得到若干战略要地，西班牙继续走向衰落，德国仍然陷于分裂状态且延续了两个多世纪，法国实际上是最大的赢家，黎塞留的政策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在宗教热情及思想狂热仍重于一切的时代，不涉及道德使命、冷静沉着的外交政策有如鹤立鸡群般地突出。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在现代人眼里已经是尽人皆知的外交原则，但在黎塞留的时代将其提出并付诸实践却需要非凡的勇气。黎塞留先后与天主教会的敌人新教诸侯和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土耳其结盟，资助敌人的敌人，挑起叛乱，散步谣言，竭尽全力地削弱对手。同时，精确地判断各国的实力，计算权力的平衡点，根据局势调整政策和投入力量。这些与当时宗教至上的正统思想格格不入，自然成为众矢之的，被当时甚至日后思想纯洁的人们斥为极不道德，黎塞留也被当作魔鬼的化身。然而，历史总是记住成功者而忘记圣人，斐迪南二世已经被人们淡忘，而黎塞留却为他的后继者留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和有利的周边环境，正是在他的基础上，“太阳王”路易十四才能大胆地实施他的天然疆界政策，把法国带上欧陆霸主的宝座。
黎塞留的功绩不仅仅是改变了法国，他更改变了整个欧洲政治家的观念。他的成功扯去了宗教观念对政治的束缚，在他之后，各国不再受制于形式上的道德规范，纷纷主动争取本国利益，强大自己，制约别国。黎塞留在《政治遗嘱》中的名言“唯有权力者方有权利，弱者只能勉力顺应强者之意”，成为各国君主的座右铭，强权政治充斥之后的欧洲历史。同时，各国在战争与角逐之际也加强了互相之间的沟通和往来，必要的结盟和媾和必然导致对外交的重视，谈判、外交使节、外交礼仪等现代外交手段逐渐发展完善起来。由于法国这一时期是欧洲大陆的主角并进行了大量外交活动，开创了许多外交惯例和规范，因此这一阶段也被称为法式外交时期。
黎塞留为后人所诟病的主要原因就是他的政治权术，为追求国家利益至上的目标他将道德与宗教都抛之脑后。正如他在临终的病榻前所说，他“没有自己的敌人，只有国家的敌人”。为了消灭国家的敌人，黎塞留熟练地使用各种阴谋手段：密探、贿赂、暗杀等，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完全将手段置于目的之下。他曾说：“人可不朽，救赎可待来日。国家不得永生，救赎唯有现在，否则万劫不复。”因此只有采取必要的手段才能保证国家的强大。
作为法国的首相，如何处理好与法王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这方面黎塞留的恩师孔奇尼给他提供了前车之鉴，因此，黎塞留完美地实践了“欲成就大事，必先接近君王”的名言，路易十三自始至终都对他的首相深信不疑，即使是在1630年的“愚昧日”，他也戏剧性地巩固了他的位置。在法王的支持下，黎塞留可以放手打击穿袍贵族和分裂分子，并在财政拮据的情况下为法国创建了一支海军，同时也为自己积累下了高达2200万里弗尔的财产。
如果说亨利二世的王后凯瑟琳·美第奇因为玩弄马基雅维利式的阴谋而为法国人所痛恨，那么同样善于使用各种阴谋手段达到目的的黎塞留在当时却并没有受到普通民众很大的非议，原因就是他对舆论控制的重视。黎塞留将倾向他的作家集中在一起，定期与他们讨论事务并由他们撰写活泼有力的小册子来宣传自己的政策。另一方面，黎塞留通过他的亲信监控处于垄断地位的报纸，确保掩盖失败，渲染胜利，并利用它来促进他所推动的事业（如海外殖民）。同时黎塞留还积极赞助戏剧创作、图书馆、大学和教育事业。作为回报，这些事业都必须赞同他的政策，服务于法国的国家利益。
黎塞留为巩固中央集权制、确立自己在文学领域的领导地位，还下令成立了索邦大学并促成了法兰西学院的建立。1635年，黎塞留创立了法兰西学院，旨在吸纳法国文学和思想界泰斗加入，以保卫和弘扬法兰西语言和文化。这座着名文化殿堂一直只保留40把椅子，即40位终身院士，只有院士辞世空出名额方能投票补选，入选的院士也因此被称为“不朽者”。法兰西学院创立后，为世界各国人民耳熟能详的法国文学艺术大师拉辛、拉封丹、孟德斯鸠、夏多布里昂、雨果、拉马丁、梅里美、小仲马等先后登堂入室，成为“不朽者”。随着时代的进步，法兰西学院已将弘扬法兰西文化与追求文化多样性相融合，逐渐发展成超越政治制度和时代局限的法国最高荣誉机构。
作为一名政治家，黎塞留取得了在当时无人能出其右的伟大成绩。在他奠定的基础上，他亲选的后任马扎然主教继续了他的事业，两位红衣主教为日后的路易十四乃至拿破仑奠定了物质和思想、内政和外交上的基础。同时，黎塞留独树一帜的国家至上思想和行动为他带来了无数的追随者，在他开启的时代里，国家利益便是最大的善，是统治者唯一应该追求的目标。各民族聚集在国家的旗帜下在欧洲乃至全世界争权夺利，一方面带来了连绵不断的战火和无数的民族悲剧，另一方面也将国与国联系在一起，将人类社会带入了相互沟通、相互交融的新时代。国家不再仅仅意味着内部统治，外交开始上升到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枢机主教黎塞留不愧被称作现代外交的鼻祖。
（第五节） 路易十四时代
法国人在缅怀法兰西昔日的强盛与荣耀时，往往会首先充满自豪地提及被尊为“路易大帝”、“太阳王”的路易十四。确实，正是在这位发现并热衷于“国王的职业”的法国历史上最着名的国王统治时期，法国一度空前的强盛，并得以首次称霸欧洲。更有甚者，此时的法国，由于它不仅是当时欧洲最强大的、统一的民族国家，而且提供了近代中央集权制国家机器的一个典型，所以还成了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等欧洲国家专制君主争相仿效的榜样。
1643年5月，路易十三在黎塞留死后不到半年驾崩。由于其子路易十四继位时尚不足5岁，故由太后“奥地利的安娜”摄政。不过，掌握实权的乃是黎塞留的忠实接班人，同样身为红衣主教的意大利人马扎然。马扎然接手朝政之时，恰值法军在三十年战争中已临近决胜关头。
为了筹措确保战争胜利的款项，马扎然明知民间早已怨声载道，仍硬着头皮横征暴敛，结果不仅使自己很快成为众矢之的，而且还引发了一场动摇法兰西专制王权的严重政治危机——“福隆德运动”（一译“投石党运动”）。福隆德是法文“fronde”的音译，它原为一种儿童游戏的投石器，曾为当局明令禁止。在此，它带有破坏秩序，反对当局之意。
路易十四从1661年3月马扎然去世时开始亲政，时年23岁。由于当年王室在“福隆德运动”中被迫外逃的惨况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因而这位年轻的君主早就有意凭借君权神授观念强化绝对君主制。当马扎然刚一去世，他就向其大臣们宣布：“此后，我就是我自己的首相。”在他亲政的54年时间中，路易十四从未委任过首相。在其亲政前期，路易十四可谓是日理万机，朝中诸事，不分大小，概由他亲自处理。对此，他曾一再宣称，亲自理政乃是“国王的职业”。而他的那句“朕即国家”的名言，则时至今日仍在世人中广为流传。“朕即国家”意味着他的意志就是法律，而从中央到地方的庞大的官僚机构，都不过是使其旨意付诸实施的工具。无疑，路易十四使法国君主专制制度达到了极盛。为了体现“太阳王”的威严，使宫廷真正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心，路易十四斥巨资在巴黎西南郊兴建了富丽堂皇、至今仍让世人惊叹不已的凡尔赛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