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80年代，托尔斯泰已有了7个孩子，为了给他们良好的教育，决定举家迁往莫斯科，但他们都想念着心爱的故乡。在城里，托尔斯泰看到了可怕的贫困景象，他说：“臭气、石头、豪华、贫穷、放荡、掠夺人民的恶棍聚集在一起，招募士兵和法官来保护他们的放纵和享受。人民除了利用这些人的情欲把他们抢走的东西骗回来，其他什么也不能干。”作家对于这种城市生活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他宁愿投身大自然的怀抱，与工人农民一起劳动。
在莫斯科生活的这段时间里，托尔斯泰转向东方民族哲学的探索。他饶有兴趣地阅读孔子的书，并摘录了一些谚语，如“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勿临渴而掘井”等。他在中国哲学里学到许多东西。
1889—1899年，托尔斯泰写就了名着《复活》。小说叙述了贵族聂赫留朵夫出席法庭陪审时，发现被诬告杀人被错判罪的妓女正是他10年前诱骗过的少女玛丝洛娃，于是他良心发现，极力为她申冤。最后两人在精神和道德上“复活”了。小说首先暴露了法庭的不公正，毫无公理正义可言，政府的各级官吏都以人民为敌。
进入新的世纪，社会面临着巨大的变革，托尔斯泰敏锐地感到暴风雨即将到来，他更加激烈地抨击政府、暴虐者、官办教会。1901年，东正教开除了托尔斯泰的教籍，他受到了一连串的打击、恐吓，然而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托尔斯泰更多地从事政论文的写作。
托尔斯泰多次表示放弃自己作品的出版权，他希望他的作品能成为全民的财富，然而妻子和儿子们并不赞同，因为这将意味着损失一笔可观的收入。在托尔斯泰生命的最后一年，他立下放弃自己着作出版权的正式遗嘱。但是妻子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使得托尔斯泰在家里的处境更加困难。他与妻子，应该说与世俗的矛盾最终导致了他的出走。1910年深秋的一个夜晚，托尔斯泰悄悄地离开了家，途中他突患肺炎于11月20日在一个小站上与世长辞。遵照托尔斯泰的遗嘱，他的遗体安葬在故乡的森林中。
2.讽刺主义文学大师果戈理。
1852年冬春之交，莫斯科一所阴冷的房间里，一位40多岁的病人用力将一叠厚厚的手稿扔进了炉火之中。他怀着沉痛与绝望的心情，看着心血与火焰一起舞蹈。这位中年人就是伟大的俄国作家果戈理，刚刚焚烧的手稿就是《死魂灵》小说的第二部（传世仅有残卷）。
果戈理（1809—1852年），1809年4月1日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省米尔戈罗德县大索罗庆采村一个地主家庭，1852年3月4日卒于莫斯科。果戈理从小喜爱乌克兰的民谣、传说和民间戏剧。1821—1828年就读于波尔塔瓦省涅仁高级科学中学，受到“十二月党人”诗人普希金的诗篇以及法国启蒙学者着作的影响，并在业余演出中扮演过讽刺喜剧的主角。1828年底，抱着去司法界供职的愿望赴圣彼得堡。次年发表长诗《汉斯·古谢加顿》。1829—1831年，先后在圣彼得堡国有财产及公共房产局和封地局供职，亲身体验到小职员的贫苦生活。在此期间，他还到美术学院学习绘画。
1831年夏，果戈理有幸结识了普希金，从此过从甚密，在创作思想上受到其重大影响。此后发表了《狄康卡近乡夜话》第一集和第二集，这两部小说集展现了富有诗意的乌克兰民族生活，作品里占主导地位的是浪漫主义倾向。
1834年秋开始，果戈理在圣彼得堡大学任世界史副教授，对乌克兰史和世界中世纪史进行过研究。次年底离职，从此专事创作。同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集《米尔戈罗德》和《小品集》表明，果戈理批判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已开始形成。
在写作中篇小说的同时，果戈理于1833年开始从事讽刺喜剧的创作。1836年4月，《钦差大臣》首次在圣彼得堡亚历山德拉剧院公演。剧作以普希金所提供的一个趣闻为情节基础，将俄国官僚社会的全部丑恶和不公正的事物集中在一起，淋漓尽致地进行了嘲笑。故事发生在俄国某偏僻城市。以市长为首的一群官吏听到钦差大臣前来视察的消息，惊慌失措，竟将一个过路的彼得堡小官员赫列斯达科夫当做钦差大臣，对他阿谀、行贿。正当市长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这位“钦差”、做着升官发财的美梦时，传来了真正的钦差大臣到达的消息，喜剧以哑场告终。果戈理以卓越的现实主义艺术手法，刻画了老奸巨猾的市长、玩忽职守的法官、不顾病人死活的慈善医院院长、愚昧的督学、偷拆信件的邮政局长——所有这些形象都异常真实地反映出俄国官僚阶层贪赃枉法、谄媚钻营、卑鄙庸俗等本质特征。赫列斯达科夫是一身染上彼得堡贵族官僚习气的外省青年，轻浮浅薄、爱慕虚荣、自吹自擂、厚颜无耻，在当时俄国社会具有典型意义。它对俄国戏剧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钦差大臣》上演后，遭到以尼古拉一世为首的俄国官僚贵族社会的攻击和诽谤。183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彼得堡大剧院正在上演一出戏，戏名是《钦差大臣》。这是一个讽刺喜剧，剧本写得精彩极了，演员的表演也非常出色，观众完全被征服了，不时爆发出一阵阵欢快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这时，从一个豪华包厢里站起来一个人，他是沙皇尼古拉一世，只听他恨恨地对身边的王公大臣说：“这叫什么戏！我感到它在用鞭子抽打我们的脸，其中把我抽打得最厉害。”
说罢，他出了包厢，气呼呼地回到了宫中。贵族大臣们早就感到不痛快了，戏好像专门讽刺他们似的，沙皇走了，他们一个个都溜掉了。戏还在上演，观众们还在热烈地鼓掌和欢笑。
1836年6月，果戈理离开俄国到了德国和瑞士，写作上一年开始的长篇小说《死魂灵》。1837年3月迁居罗马。1842年5月，《死魂灵》第一部问世，继《钦差大臣》之后再次震撼了整个俄罗斯。书中主人公乞乞科夫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社会中从小贵族地主向新兴资产者过渡的典型形象。他在官场中混迹多年，练就了投机钻营、招摇撞骗的“天才”。当时俄国每10年进行一次人口登记，而在两次登记之间死去的农奴在法律上仍被当做活人，有的地主曾经拿他们做抵押品向国家银行借款，乞乞科夫决计到偏僻的省份收购“死魂灵”来牟取暴利。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展现出一个又一个地主形象，如懒散的梦想家玛尼罗夫，愚昧、贪财的柯罗博奇卡，喜爱撒谎打架的酒鬼、赌棍诺兹德列夫，粗鲁、顽固的索巴克维奇，以及爱财如命的吝啬鬼普柳什金等等。果戈理以辛辣的讽刺手法，对这些人物的生活环境、外表、嗜好、言谈、心理等等进行了极为出色的描绘，使他们成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不朽的艺术典型。小说又通过残废军人戈贝金大尉反抗沙皇政府的插曲，反映了人民反对专制农奴制统治的情绪。在小说的抒情插叙中，果戈理把俄罗斯比做一架飞奔的三驾马车，以表达对祖国光明前途的信心。
《死魂灵》第一部发表后，果戈理在继续写作第二部的同时，发表了中篇小说《外套》和喜剧《婚事》等。《外套》描写彼得堡一个小官吏的悲惨遭遇，发出了保护“小兄弟”的人道主义呼吁，对俄国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潮产生过强烈影响。
果戈理在《死魂灵》出版时曾暂时回国，1842年6月重又出国，其他时间大多住在罗马，但经常往来于意大利、法国与德国之间，主要为了治病。他始终希望通过人道主义、通过道德的改进来改造社会，晚年更陷入博爱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他在《死魂灵》第二部中虽然继续对专制农奴制社会作了一些批判，却塑造了一些理想的、品德高尚的官僚、地主以及虔诚的包税商人形象。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艺术家，果戈理感到这些正面形象苍白无力后愤而将手稿烧毁。1847年发表的《与友人书简选》，宣扬君主制度、超阶级的博爱和宗教神秘主义，并为专制农奴制的俄国辩护。同年，别林斯基写了《给果戈理的一封信》，严肃地批判了果戈理的思想错误。1848年春，果戈理在朝拜耶路撒冷之后回国，定居莫斯科。1852年3月4日，果戈理病逝，怀着极度矛盾和痛苦的心情长辞人间。
果戈理同普希金一起奠定了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是俄国文学中自然派的创始者。果戈理对俄国小说艺术发展的贡献尤其显着。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他为“俄国散文之父”。屠格涅夫、冈察洛夫、谢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杰出作家都受到果戈理创作的影响。自20世纪初叶起，果戈理的创作相继被翻译介绍到中国，鲁迅称赞果戈理的作品“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1935年他翻译了《死魂灵》。20—30年代，中国左翼剧团屡次演出喜剧《钦差大臣》（译为《巡按》），曾引起广泛的影响。果戈理的创作对“五四”以后的中国新文学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3.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屠格涅夫。
如果要列举19世纪俄国一系列批判现实主义的著名作家，—定不会漏掉这样一个名字——屠格涅夫。他所创作的六部长篇小说被誉为“艺术编年体”，还有大量的中短篇小说、特写、戏剧、抒情诗、叙事诗、散文诗等各式各样体裁的作品也广为人知。他所撰写的文学评论、回忆录、文学书简等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让人扼腕赞誉。
1818年，屠格涅夫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从伊凡雷帝时代始，他祖辈的名字就多与一些历史事件相关，他从小生活在树木掩映、景色优美的斯巴斯科耶庄园，在这里度过了童年。他的父亲只管享乐，不问正事，母亲独断专横，性格暴戾，是个残暴的农奴主。有一次，屠格涅夫的母亲只为一个女仆没有按她规定的时间内换好她要穿的衣服，她就将这个女仆狠揍一顿，还不准她吃饭。不仅是对仆人，就是对待屠格涅夫，也是动辄就处罚。屠格涅夫从小惧怕母亲，有一天，屠格涅夫讲错了一句话，母亲就对屠格涅夫进行体罚，让他站立半天。屠格涅夫小声问：“为什么因为一句话就打我？”只听得母亲尖厉的声音回荡在大厅里：“这点你应该更清楚，自己想想，想不明白就多站会儿。”
应该说他的母亲也有对他温柔的时候，但屠格涅夫说：“母亲以一个草原女地主的全部热忱在教育我，我的童年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快乐。”正是这样的家庭环境使屠格涅夫察觉到了贵族专横的一面，并产生了对农奴的深切同情。与俄国一些进步作家的交往，使屠格涅夫的社会政治和美学观点产生深刻变化。这位“有教养”的“贵族分子”在进入平民知识分子的圈子时，已融入了平民世界。
1827年屠格涅夫全家迁往莫斯科。他被送往一所寄宿学校读书。1833年进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学习，后由于全家又迁至彼得堡，他又转入彼得堡大学哲学系的语文专业读书。大学时代他就结识了许多著名的文学家，并开始文学习作。1837年他大学毕业，翌年去瑞士和德国，在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哲学、历史以及希腊语、拉丁语等外文。旅德期间他结交了正在德国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巴枯宁和哲学家、诗人斯坦克维奇。1841年回国后到内务部办公厅供职。这时他开始了真正的文学活动，历年笔耕不止，到名作《猎人笔记》（1847—1852年）发表之前，他陆续写有诗歌《傍晚》《秋》《花》，长诗《斯节诺》《巴拉莎》《地主》，中短篇小说《安德烈·柯洛索夫》《三个肖像》《好决斗的人》等许多作品。
1842年，屠格涅夫与著名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相识，后来又认识了批评家周围的文学界人士。受他们的影响，屠格涅夫坚定地反对农奴制，在创作上促进了现实主义风格的形成。
1843年是屠格涅夫终生难忘的一年。这一年意大利歌剧院出访彼得堡，屠格涅夫认识了随该团来演出的法国著名女歌唱家波里娜·维亚尔多，两人一见如故，频繁交往。渐渐地维亚尔多成为屠格涅夫的红粉知己，在作家一生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并在他的创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1847年屠格涅夫再度出国，并与也在国外的别林斯基相遇。在批评家的影响下，他开始创作《猎人笔记》。也是在这一年，他担任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与现实主义美学的《现代人》杂志的撰稿人。《猎人笔记》就是在《现代人》上陆续刊出的，这是屠格涅夫的第一部现实主义作品，由25个短篇组成。作品以一个猎人外出打猎时所写的笔记形式反映农奴制度下俄罗斯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特别是农民的生活；描绘俄罗斯农民的淳朴、善良；刻画他们的智慧和坚韧的性格。例如在《霍尔和卡里内奇》里，作者通过猎人与霍尔和卡里内奇两个佃农的交谈，揭示俄罗斯农民聪明、淳朴和知识丰富的特质。作家对农民的赞颂使处在农奴制下的广大农民十分感动，有一次，屠格涅夫在一个小站上等车，身旁有两位青年农民认出了他，他们立即脱帽向作家致敬，并深情地说：“我们以俄罗斯大众的名义向您表示敬意和感谢。”屠格涅夫在作品中对农民的同情和颂扬以及对农奴主的无情暴露，实际上是对农奴制度的强烈谴责。
19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俄国解放运动由平民知识分子取代贵族革命家的时期，也是屠格涅夫创作的高峰时期，他连续写了多部长篇小说。《罗亭》是作者第一部长篇小说，发表于1856年。作品中的主人公罗亭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里又一个“多余人”的典型，并赋予了时代的特色。罗亭这个“多余人”并非一无是处，他不安于现状，积极宣传现代启蒙思想。但他脱离实际，缺乏毅力，使他的行动难有实际效果，他曾想办实业，在农村进行农艺学教育，疏通河道以利于通航……但都在困难面前低了头，一无所成。而在爱情问题上罗亭同样表现出缺乏胆识。评论界指出，罗亭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而这正是三四十年代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的通病。1859年屠格涅夫发表了《贵族之家》。这是作者为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贵族知识分子唱的一首挽歌。
屠格涅夫反对农奴制，批判沙皇统治下的社会现实，他持有贵族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观点，拥护自上而下的改革，他因此与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决裂，终止了与《现代人》杂志的合作。在《父与子》中，屠格涅夫也看到“民主主义对贵族的胜利”，但他仍同情贵族，最后让巴扎罗夫死去。小说出版后引起评论界的强烈反响，两大阵营都对作品有所不满。自由主义者认为作者不该让巴扎罗夫在精神上压倒贵族，而民主主义者批评作者歪曲民主主义者的形象，而这正是屠格涅夫世界观矛盾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