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六月，王皇后的舅舅中书令柳奭，感觉到皇后已经失宠，而且明白废后已是大势所趋，不免内心惶惧，于是上表请求解除中书令职务，改任吏部尚书。
如果武昭仪处于王皇后的境地，按照她的性格，必将奋起自卫。任何一个意志坚定的人，都会采取这种态度。可惜的是，王皇后并不是这种人，她性格中更多的是懦弱的成分。她在面对武昭仪的诬陷时，居然无以自解，什么反击也没有，只是等待着别人来将她击倒。
虽然高宗已经打定了废后立妃的主意，但要付诸实施却面临很多困难。王皇后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别人转身留给世界的也许是背影，而她转身留给世界的却是庞大的家族背景。
王皇后出生世家大族，又是先皇唐太宗亲自选择的儿媳；而武昭仪出身寒微，又曾事先帝，身份尴尬，一般大臣都很难接受她为皇后，更别提一手遮天的元舅长孙无忌了。
武昭仪知道，长孙无忌是最难，也是最后的关口，要想实现自己的皇后梦想必须跨过他这一关。
武昭仪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她得到了皇帝的支持。通过皇帝，她正式向外廷提出废立问题。
现在，关键性的问题是长孙无忌的态度。永徽政治的格局，是以李治为皇帝，长孙无忌为监护人的格局。赢得了皇帝的支持，仅仅是完成了一半任务，而任务的另一半是赢得监护人的支持。长孙无忌如果同意废立，事情就算成定局了。
但是，要想取得长孙无忌以及褚遂良的同意，并不那么容易。他们是政治经验丰富之人，用扼杀婴儿之类的简单方法去诓骗他们，是行不通的。更何况，长孙无忌与王皇后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长孙家族与王氏家族都是关陇集团中的重要家族。而保障王皇后的地位也是先皇的遗命，太宗临终嘱咐褚遂良，要好好保护他的儿子与儿媳。
武昭仪知道，要想得到长孙无忌的支持，只能依靠高宗李治。
她在与高宗皇帝商议之后，精心准备了一番，双双来到长孙无忌的府第，想做做长孙无忌的思想工作。皇帝驾临舅舅的府第本是平常的事情，但武昭仪陪同而来，就比较奇怪了。
长孙无忌一见这架势，心里也就明白了八九分，不动声色地将他们迎入府中盛宴以待。高宗皇帝一落座就送上大礼，当场拍板破格提升长孙无忌的三个庶子为朝散大夫，并赐金银宝器各一车、绫罗绸缎满十车。
如此殊恩，笼络之意已是相当明显，于是宾主尽欢，其乐融融。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长孙无忌对此心知肚明，他也清楚皇帝此行意欲何为。酒酣耳热之际，唐高宗李治一声叹息：“唉！可惜王皇后无子。”
比兔子精明、比狐狸狡猾的长孙无忌又怎会听不出这话中有话，他知道这才是高宗携武昭仪来此的真正目的。希望他这个舅舅能顺从自己的意思，同意废王皇后而立武氏。
长孙无忌揣着明白装糊涂，顾左右而言他。如此几次三番，高宗和武昭仪都很失望，悻悻回宫。后来，武昭仪又让自己的母亲杨氏到长孙无忌的宅第做工作，反复请求他高抬贵手。长孙无忌还是没有给老太太面子。
长孙无忌之所以义无反顾，可能源于两点考虑。
一是不合礼法。高宗立武昭仪为后，无异于乱伦，有悖礼教，长孙无忌作为受先皇遗命的辅政大臣，无法容忍这一切。再者，加之他与唐太宗的特殊感情，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二是有害国政。他深知高宗李治生性懦弱，而武昭仪是个过于精明的女子，一旦为后，必将临朝干政、牝鸡司晨。作为开国元勋，他不能临难退缩、坐视不顾。
三是朝中新旧政治势力的较量让他无法超脱事外。王皇后和长孙无忌家族，都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掌握国家大权的关陇门阀士族的代表，因而王皇后的废立涉及朝局政治力量的主导地位问题，长孙无忌自然不能置身事外。
唐高宗李治也算开了皇帝向臣子行贿的先河，可东西送出去了，事却没有办成。自己还是堂堂的一国之君，如果是普通的官员，不知道长孙无忌要狂妄到什么地步。
如果说前一年高阳公主谋反一案的处理让高宗皇帝看到了帝王权柄的下移以及长孙无忌的咄咄逼人，那么这次让他直接感受到了长孙无忌对皇帝意愿的漠视和对帝王权威的轻慢。原本对舅父已有疑忌之心的唐高宗，心中的愤怒早已化作燃烧的火焰。
长孙无忌低估了武昭仪的能量，以为现在和将来，他都能控制局势，皇帝将会长期尊重他，武昭仪也奈何不得他。
但是，这次长孙无忌错了。
武则天是个善于变弱为强的人，她使用的有效方法，便是收买党羽。她在宫廷之内，已经收买了大批党羽，现在，她打算在外廷也建立属于自己的权力圈子。
很多时候，长孙无忌都会产生一种错觉。这种错觉就是他环视朝堂时，就会觉得空无一人。之所以会产生这种错觉，是因为他觉得没有一个人可以对他构成威胁。
造成李唐王朝这一畸形政局的责任，还源于当年太宗皇帝对自己身后事的安排——强臣弱君。英名如李世民者，又怎会想到这一点，或许是他太不放心懦弱的太子了，宁肯把江山交给自己的大舅哥去照应，也不想留下一个各方势力均衡的班子。
长孙无忌已经忘乎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就算再懦弱的人，也有尊严，何况是当今最显贵的人皇帝。长孙无忌搞的这一套，武昭仪默察于心。她看出了长孙无忌骨子里的残忍，也在偷偷地学着他那些构陷政敌的阴谋阳招。日后她在反戈一击时，用的就是其人之法。
在男人的权力夹缝中求生存，武昭仪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每当夜深人静之时，她也为自己的处境感到不寒而栗。她知道，如果要想活下去，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取得高宗皇帝的信任，并且掌控朝政。
于是，她开始频繁地同高宗议论朝政，为皇帝指点迷津，鼓励他一定要树起君主的权威来。高宗强，自己强；高宗弱，则自己会更弱。
高宗皇帝也开始了频频动作，借此平衡各派势力。首先是封李为司空，让他与长孙无忌同为“三公”之尊。得到这一荣衔的人，开国以来也寥寥无几，基本上都是皇帝最信任的人，这就是一个明白的信号。李将会是他最后一张牌，一张决定胜负的牌。可惜长孙无忌被权势冲昏了头脑，并没有察觉此间微妙的变化。
高宗皇帝执著地认为，自己这个皇帝之所以活得如此憋屈，都是拜长孙无忌所赐。
从自己16岁被立为太子，就一直活在别人的阴影中。先是处于父皇严厉而挑剔的目光之下，好不容易熬出头当上皇帝，却又时时刻刻处于舅父为首的顾命大臣的监督之下。虽身为帝王，却身受重缚，动辄为人所制，既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处理朝政，也不能让自己心爱的女人成为皇后。人生至此，实属无味。
从此，高宗试图加强对朝政的控制，以打击长孙无忌一党。永徽五年（公元654年）七月二十五日，高宗对五品以上官员说：“以前我经常看见你们在先帝身边议论朝政，有的当面陈情，有的退朝后上书奏事，连日不断。那时候你们有那么多事要上奏，难道现在无事可奏了吗？你们为什么都不上书言事呢？”
此言一出，不少人都能听出其中暗含的玄机。那些长期在长孙无忌的权威下战战兢兢的大臣们，这么多年都没有看到皇帝有所作为。他们看见的朝堂是长孙无忌的朝堂，顺者高官显位，逆者位卑言轻，搞不好就会被诛杀。如此一来，谁还敢越过长孙无忌而与皇帝直接议论国政呢？
高宗见这样做没有任何效果，就换了另外一种方式。永徽六年（公元655年）五月，高宗皇帝不动声色地把宫廷禁军将领程知节（程咬金）改任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命他率兵讨伐西突厥。程知节此时已经69岁高龄，本不应该率军远征。但他是长孙无忌的铁杆亲信，高宗这样安排，目的就是解除他对禁军的控制权，以便自己能够安心地和长孙无忌过招。
程知节走后，高宗在朝政中依然无法插手。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将皇后的废立作为突破口，以此打破已然形成权力结构，瓦解长孙集团的势力。
如果废后之事得以实现，朝臣们就会明白这个朝堂还是高宗一个人的世界，人心才能归拢。武昭仪此时和皇帝的利益完全一致，也会穷尽自己的聪明才智帮助高宗来对抗长孙无忌等人，调走程知节就是武昭仪提出的建议。
刚刚过去的一年，在武昭仪身上发生了太多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她用小公主的意外暴毙打击了王皇后，伤人一千自损八百，这种超越人类极限的对战方式，对武则天的身心造成了极大伤害。
为了安慰表面失魂落魄的武昭仪，高宗又宣布武昭仪的直系亲属可以出入宫禁，使她能得到畅叙家庭之乐，这使武昭仪很感动。多年不见的母亲杨氏和姐姐坐着宫车进入后宫，母女、姐妹相见，悲喜交集。她14岁入宫，其间已经16年没有见面。
姐姐已经守寡，带着贺兰氏的一双儿女一直同年老的母亲生活在一起，一家人好不容易能在皇宫相见，也算实现了儿时向母亲许下的诺言，一家人能够在一起享尽荣华就是最大的幸福。
晚春时节，宫苑的梨花在一夜春雨过后悄然绽放。武昭仪的姐姐韩国夫人，虽然已年近四十，孀居经年，但姿容未衰，别有一番风情。她的女儿正值豆蒄年华，举止柔媚，含苞待放。母女二人的出现使高宗皇帝在枯寂的年月中得到了某种慰藉与补偿，他频频降旨将她们召入寝宫，赐予美食，寻欢作乐。不久之后，随着母亲被封为韩国夫人，母女二人双双成了高宗皇帝枕畔的娇娃。
很多年后，武昭仪都无法忘记在岐州万年宫撞见高宗与姐姐武氏相拥而眠的情景，那是令她极为尴尬的一幕。韩国夫人嫁给贺兰氏，不久丈夫就去世了，留下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对于武昭仪的得宠，她的内心充满了羡慕与嫉妒。
韩国夫人并没有取代妹妹的地位，或和妹妹争宠的野心，她只想也得到君王的一份宠幸。她是妹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姐妹，分享一点妹妹的幸运也不算过分。可是她忘了一点，这个妹妹和一般家庭的妹妹有很大的不同。14岁进宫，历经常人难以忍受的苦痛与煎熬，才获得今天的地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她不会像对待王皇后、萧淑妃那样，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
武昭仪以极其冷静的态度接受了高宗与姐姐之间的关系，她的冷静与沉默反而赢得了高宗皇帝的尊重与同情。高宗甚至有些内疚，这个默默忍耐的女人，忍天下最难忍之事。亲生女儿被杀这种世间最痛苦的不幸，也没有让她疯狂。而她的丈夫又在她最苦痛的时期，和她的姐姐纠缠在了一起。
高宗皇帝将这种负疚之情、丧女之痛全部发泄在了王皇后身上，又坚定了他的废后之心。
与此同时，幽禁之中的王皇后正在后宫度日如年，在母亲柳氏的唆使下，想借用鬼神之力，来完成人力所不能及的逆转。也就是巫术、巫蛊、鬼邪之道，统称为厌胜之法。具体的操作手法就是用桐木制成人形，然后由施法者在上面刻上对方的名字或星宿，然后在胸部、头部、脚部打进钉子，施法者口中念念有词。委托施法者相信，过不了多久，对方便会被鬼神摄魂夺魄而死。
朝廷严禁厌胜之法，尤其宫中更是大忌，这等同于谋反罪。只要发现有人使用巫术，所有参与人员及其亲属不是死罪，就是流放。
到了这一年的九月，一则颇为可疑的传闻“皇后和魏国夫人柳氏沉迷于巫术”在宫中悄悄播散，经由武昭仪上达高宗。
一场突击搜索的结果是，有人在王皇后的床铺底下发现了一只桐木人，这个桐木人的形状酷似高宗，它的身上钉满了铁刺。看起来，这个妖魅的妇人正用一种奇异的巫术在加害圣上。高宗联想到自己近来四肢疼痛，时常恶心，国内灾祸不断，边疆诸战连连败北，顿时吓出一身冷汗来。
桐木人是高宗的可能性不大，皇后和柳氏母女没有必要将死亡的诅咒指向高宗，她们施行某种巫术的对象只能是武昭仪。自从稀里糊涂地被视为杀死小公主的凶手，王皇后的忧闷可想而知，自己又无法自证清白，只能任由武昭仪的枕头风吹得高宗皇帝深信不疑。
曾经骄傲、冲动而又固执的王皇后只能整天以泪洗面，哀叹命运不济，人心难测。而她的母亲柳氏既心疼女儿，又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就这样消沉下去，这是危险的。母女二人陷入有冤无处申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她们只能将最后的希望系于超越自然的神秘力量，以期扭转败局。
一些宦官们深知桐木人事件的内幕，他们躲在角落里用敬畏或惶惑的目光观察着武昭仪，在急风骤雨般的宫廷之战中噤若寒蝉，而事件的策划者武昭仪此刻正坐在书案前撰写她入宫后的第一本著作《女则》。
文章针对后宫所有女性，身为女子应该遵守哪些道德礼仪。其实作为昭仪，武氏是没有资格做这件事的，这个工作应该由母仪天下的皇后来做。
按照正常程序，这类对嫔妃女官的劝诫之书皆由品性方直的皇后负责撰写，比如说，高宗的母亲、长孙皇后曾有《女训》一书。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女则》都是对《女训》的模仿与复制。但这似乎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此书的问世多少给世人这样一个印象：身为昭仪的武氏现已侧立于历朝贤淑女子之列，其位居皇后只是时间问题。
武昭仪自幼熟读四书五经，言辞文章风采飞扬。《女则》告诉后宫的所有嫔妃宫人，身为女子应该恪守先帝们制定的所有道德礼仪，其中有一条规定嫔妃以下的宫人不许随便接近皇上。
由武则天来完成这样一本女子贤德之书，具有极大的讽刺效果。在世人议论她身为先皇的才人，现在又成为高宗的昭仪，甚至向着皇后的宝座发起冲击。自己做着反道德的事，又拿着道德的标尺去约束别人。
后来人们才知道，这本书并不只针对王皇后，也同样针对她的姐姐韩国夫人。当后宫嫔妃们在捧读《女则》时，不得不叹服武昭仪的深谋远虑和对现状未来的深度把握。由此看来她在身为昭仪撰写《女则》时已经考虑到日后的皇后之道了。
高宗将长孙无忌再次召入太极宫，向他表达了自己废后的想法：王皇后嫉悍凶险，不堪母仪天下；而武昭仪贤淑明达，可取而代之！
长孙无忌在一旁默默地听着。一直没有开口说话。在高宗情绪激动的时刻，沉默不语是他用来对抗圣意最有效的选择。而这一次，废除王皇后这一想法已经成为植根高宗皇帝心底的信念。
高宗皇帝以厌胜为罪，禁止柳氏进入皇宫；七月，他又把王皇后的舅舅柳奭降职为遂州刺史；柳奭赴任的路上经过扶风，可能对前来接待的地方官说了几句怨言，长史于承素又检举他泄漏皇宫里的秘密谈话，柳奭所说应该是皇后废立之事。正所谓墙倒众人推，柳奭又被贬为离京更遥远的荣州刺史。
高宗皇帝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一手打压王皇后的同时，他又一手力挺武昭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