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伯箫
我曾经使用过一辆纺车，离开延安那年，把它跟一些书籍一起留在蓝家坪了。后来常常想起它。想起它，就像想起旅伴，想起战友，心里充满着深切的怀念。
那是一辆普通的纺车。说它普通，一来是它的车架、轮子、锭子跟一般农村用的手摇纺车没有什么两样；二来是它是延安上千上万辆纺车中的一辆。那个时候在延安，无论是机关的干部，学校的教员和学员，部队的指挥员和战斗员，在工作、学习、练兵的间隙里，谁没有使用过纺车呢？纺车跟战斗用的枪、耕田用的犁、学习用的书和笔一样，成为大家亲密的伙伴。
在延安，纺车是作为战斗的武器使用的。那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共高潮，配合日寇重重封锁陕甘宁边区，想困死我们。我们边区军民热烈响应毛主席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结果彻底粉碎了敌人困死我们的阴谋。在延安的人，在所有抗日根据地的人，不但吃得饱，穿得暖，而且坚持了抗战，取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开荒，种庄稼，种蔬菜，是足食的保证；纺羊毛，纺棉花，是丰衣的保证。
大家用自己纺的毛线织毛衣，织呢子，用自己纺的棉纱合线，织布。同志们穿的衣服鞋袜，有的就是自己纺的线织的布或者跟同志换工劳动做成的。开垦南泥湾的部队甚至能够在打仗练兵和进行政治、文化学习而外，纺还能够毛线给指战员做军装呢。同志们亲手纺的线织的布做成衣服，穿着格外舒适，也格外爱惜。那个时候，人们对一身灰布制服，一件本色的粗毛线衣，或者自己打的一副手套，一双草鞋，都很有感情。衣服旧了，破了，也“敝帚自珍”，舍不得丢弃。总是脏了洗洗，破了补补，穿了一水又穿一水，穿了一年又穿一年。衣服只要整齐干净，越朴素穿着越称心。华丽的服装只有演员演戏的时候穿，平时不要说穿，就连看着也觉得碍眼。在延安，美的观念有更健康的内容，那就是整洁，朴素，自然。
纺线，劳动量并不太小，纺久了会腰酸胳膊疼；不过在刻苦学习和紧张工作的间隙里纺线，除了经济上对敌斗争的意义而外，也是一种很有兴趣的生活。纺线的时候，眼看着匀净的毛线或者棉纱从拇指和食指之间的毛卷里或者棉条里抽出来，又细又长，连绵不断，简直有艺术创作的快感。摇动的车轮，旋转的锭子，争着发出嗡嗡、嘤嘤的声音，像演奏弦乐，像轻轻地唱歌。那有节奏的乐音和歌声是和谐的，优美的。
纺线也需要技术。车摇慢了，线抽快了，线就会断头；车摇快了，线抽慢了，毛卷、棉条就会拧成绳，线就会打成结。摇车抽线配合恰当，成为熟练的技巧，可不简单，很需要下一番功夫。初学纺线，往往不知道劲往哪儿使。一会儿毛卷拧成绳了，一会儿棉纱打成结了，急得人满头大汗。性子躁一些的甚至为断头接不好而生纺车的气。摔摔打打，恨不得把纺车砸碎。
可是关纺车什么事呢？尽管人急得站起来，坐下去，一点也没有用，纺车总是安安稳稳地呆在那里，像露出头角的蜗牛，像着陆停驶的飞机，一声不响，仿佛只是在等待，等待。直等到纺线的人心平气和了，左右手动作协调，用力适当，快慢均匀了，左手拇指和食指之间的毛线或者棉纱就会像魔术家帽子里的彩绸一样无穷无尽地抽出来。那仿佛不是用羊毛、棉花纺线，而是从毛卷里或者棉条里往外抽线。线是现成的，早就藏在毛卷里或者棉条里了。熟练的纺手趁着一线灯光或者朦胧的月色也能摇车，抽线，上线，一切做得从容自如。线绕在锭子上，线穗子一层一层加大，直到大得沉甸甸的，像成熟了的肥桃。从锭子上取下穗子，也像从果树上摘下果实，劳动以后收获的愉快，那是任何物质享受都不能比拟的。这个时候，就连起初生过纺车的气的人也对纺车发生了感情。那种感情，是凯旋的骑士对战马的感情，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的射手对良弓的感情。
纺线有几种姿势：可以坐着蒲团纺，可以坐着矮凳纺，也可以把纺车垫得高高的站着纺。站着纺线，步子有进有退，手臂尽量伸直，像“白鹤晾翅”，一抽线能拉得很长很长。这样气势最开阔，肢体最舒展，兴致高的时候，很难说那究竟是生产还是舞蹈。
为了提高生产率，大家也进行技术改革，在轮子和锭子之间安装加速轮，加快锭子旋转的速度，把手工生产的工具改成半机械化。大多数纺车是纺羊毛、纺棉花的劳动实践中培养出来的木工做的；安装加速轮也是大家从劳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创造发明。从劳动实践中还不断总结出一些新的经验。譬如纺羊毛跟纺棉花有不同的要求，羊毛要松一些，干一些，棉花要紧一些，潮一些。因此弹过的羊毛折成卷，弹过的棉花搓成条之后，烘晒毛卷和阴润棉条都有一定的火候分寸。这些技术经验，不靠实践是一辈子也不会知道其中的奥妙的。
为了交流经验，共同提高，纺线也开展竞赛。三五十辆或者百几十辆纺车摆在一起，在同一段时间里比纺线的数量和质量。成绩好的有奖励，譬如奖一辆纺车，奖手巾、肥皂、笔记本之类。那是很光荣的。更光荣的是被称为纺毛突击手、纺纱突击手。举行竞赛，有的时候在礼堂，有的时候在窑洞前边，有的时候在山根河边的坪坝上。在坪坝上竞赛的场面最壮阔，“沙场秋点兵”或者能有那种气派。不，阵容相似，热闹不够。那是盛大的节日赛会的场面。只要想想，天地是厂房，深谷是车间，幕天席地，群山环拱，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地方哪一种轻工业生产有那样的规模哩？你看，整齐的纺车行列，精神饱满的竞赛者队伍，一声号令，百车齐鸣，别的不说，只那嗡嗡的响声就有飞机场上机群起飞的气势。那哪里是竞赛，那是万马奔腾，在共同完成一项战斗任务。因此竞赛结束的时候，无论纺得多的还是纺得比较少的，得奖的还是没有得奖的，大家都感到胜利的快乐。
就这样凭劳动的双手，自力更生。纺线，不只在经济上保证了革命根据地的军民有衣穿，不只使大家学会了一套生产劳动的本领，而且在思想上教育了大家，使大家认识劳动“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意义，自觉地“克服那种认为劳动只是一种负担，凡是劳动都应当付给一定报酬的习惯”。在劳动的过程里，很少有人为了个人的什么斤斤计较；倒是为集体做了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才感到是真正的幸福。
就因为这些，我常常想起那辆纺车。想起它就像想起旅伴和战友，心里充满着深切的怀念。围绕着这种怀念，也想起延安的种种生活。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工作，学习，劳动，同志的友谊，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把大家团结得像一个人。真是既团结，紧张，又严肃，活泼。那个时候，物质生活曾经是艰苦的、困难的吧，但是，比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生活来，那算得了什么！凭着崇高的理想、豪迈的气概、乐观的志趣，克服困难不也是一种享受吗？
跟困难作斗争，其乐无穷。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五日春节
［鉴赏］
吴伯箫（1906—1982），原名吴熙成，山东莱芜人。当代教育家、散文家。出版有《烟尘集》、《出发集》、《北极星》等。有《吴伯箫文集》（上、下两卷）问世，《吴伯箫散文选》是其较好的散文选本。
《记一辆纺车》选自《北极星》。作者说：“1961年，我陆续写了一组反映延安生活的短文：《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窑洞风景》，还有这篇《歌声》。前三篇从衣食住和生产劳动方面写延安……《歌声》从精神生活方面写延安”（见《就〈歌声〉答问》）。《记一辆纺车》就是通过记“纺车”写“丰衣”的。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边区军民响应毛主席“自己动于，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开荒，种庄稼，种蔬菜”；“纺羊毛，纺棉花”。那时“纺车是作为战斗的武器使用的”，是丰衣的保证，是胜利的保障。
在一辆普通纺车的记述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既富有那个时代的特色，同时也极富诗的意境、美的意义。
此文纯系“赋”的写法。赋者，铺也。赋，就是铺陈，就是直说。这种“直说”，既无人物，又无情节，全靠“铺陈”的本事，是很有难度的。但作者铺叙得法：他采用“轮辐向心”的写法，抱定中心（即文章主题，为全文“轴心”），方方面面（每段像是一根辐条，一个方面），一一写来，直至将文章写“全”、写“严”、写“圆”，真是面面俱到，点水不漏。吴伯箫这种“以赋为文”的写法，把传统的“状物”散文（纺车是“物”）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恐怕就是吴伯萧对当代散文的一个有益贡献了。
直陈其事，当然这里面也有“比”，如（毛线或棉纱）“就会像魔术家帽子里的彩绸一样无穷无尽地抽出来”，联想甚新奇；也有典故的征引，如引曹植诗“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形象而恰切；特别是“物中有人”——状“物”而“人”（我或我们）却能出没于其中……所有这些，自然融合，结为一体，娓娓道来，自能流入读者心田。
苏珊·朗格在《艺术问题》中说：“所谓艺术品，说到底也就是情感的表现”，“当某种情感被完美地表现出来时，我们就说这件艺术品是优秀的。”《记一辆纺车》作为一篇优秀的散文，就在于纺车成为一种情感符号，它在这里已绝非一架普普通通的纺车了，它体现着一种精神——那是延安的革命精神；它造就了一种境界——一种史诗般的境界。这正是这篇作品的精华，这也正是这篇作品感动人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