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蓝
人们对来自大海的贝壳，都充满一种异样的感情。这种现象并不奇怪，我甚至觉得每一种不同的贝壳，都是一首诗，或者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故事。
五十年代我在上海，接待过来自海洋国家的国际著名诗人聂鲁达。这位远涉重洋长途跋涉的艺术家，在他的行囊里，装了一箱各色各样、成千上万的贝壳。我看了他那些闪光的美丽的各种贝壳以后，笑着对他说：“你大概被这些贝壳上写的诗，和充满诗意的故事迷住了——”翻译同志把我的话，转告了他。他听了先还愣了一下，接着就连忙点头，热烈地和我握手。好像在他乡遇到了知音。
六十年代我遨游了祖国的东海岸之后，又到了南海。我对一位朋友表示了我对贝壳的爱好。第二天他来到我的住所，打开一个布口袋，哗啦哗啦地往我的桌上倒出了几百个黄的、红的、绿的、花色五彩的贝壳。我激动地抚摸着这些大的、小的、圆的、尖形的、卷筒形的光滑的贝壳，心想：这要多少时间，要经过多少人之手，才能收集到这么多珍贵的贝壳呵。他怎么魔术师似的一夜之间就将它们送来了呢。他微笑着说：
“这些贝壳是南海文工团歌唱队和舞蹈队的女演员们，几年来在外出演出过程中收集珍藏的。她们听说你来了，托我转赠给你。”
我又是惊喜，又是愧疚，竟责怪起我这位朋友来：
“咳！我又不认识这些年轻姑娘们。她们好容易收藏了这些美丽的贝壳，这里面说不定还有什么感情上的纪念品，你怎么这样粗暴，要她们送给我呢？——”接着，我就嚷着要他把这些美丽的贝壳给送回去。
朋友感到受委曲了。他说：
“你虽然不认识她们，可你到我们南海来了。她们是知道的。那天在会上，我只随便提到你喜爱贝壳，还说了你讲过：每一个贝壳都是一首诗，或者是一个富有诗意的故事。她们听着都笑了。其它，我什么话也没有说。我知道，只有文工团的女演员们才藏有珍贵、稀奇的贝壳，一般的男演员们只能拣得到一般的贝壳。而女演员珍藏的贝壳，连看也舍不得给你看，还舍得拿出来送人吗？所以我压根就没往这方面去想，怎么会粗暴到要人家送来呢？——”
“那后来又怎么送这许多来了呢？”
朋友摇了摇头，表示不太明白：“恐怕是你那两句话，打动了姑娘们的心，她们才纷纷托我把这些美丽的贝壳转送给你。她们说，那个从东海到南海来寻找贝壳的人，对贝壳如此知心，那就把最好的贝壳交托给他珍藏吧——！”
听到这些话后，我先是愣住了，接着又连连点头，热烈地抓住我朋友的手，也好像是在他乡遇到了这么多的知音，感到异常激动。
从南海回来后，我把这些珍贵的贝壳，非常爱惜地装在一个漂亮的奶油色塑料盒里，同我的一些珍贵的生活照片放在一起。孩子们见了都抢着要拿去玩。我一个也不给，只准他们围在小桌边看一阵。从孩子们又黑又圆的眼睛里，看出他们也是对贝壳充满了幻想的。女孩子问：
“这些贝壳——都是活的吗？会动吗？——”
“它们过去都是活的！——”我怎么说呢？他们都还小，不懂得每一个贝壳都是一首诗，或者是一个富有诗意的故事的话。至于有关贝类的自然科学知识，也要到她们长大上学之后，才能学到。我随手从一堆贝壳中，拣起一个长尖形的花螺，故意一扭一动地送到小女儿的鼻子跟前，吓得她又惊又喜地钻到我的怀里。
从此，玩赏这些贝壳，便成了我们家庭，以及来访的客人们的一种乐趣。
几年以后，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打、砸、抢的“英雄”们把我的家抄了，这些贝壳和生活照片全部被抄走。照片当然是撕毁，这些贝壳也都不见了。起先，我觉得对不起南海的那些不认识的演员姑娘们，在感情上觉得很难过，但后来，我也变得麻木起来了。从此下决心，再不收藏贝壳了，当然更不说什么每一个贝壳都是一首诗这类的傻话了。正常生活都无法保证，还谈什么诗和故事？
可是，万万没有料到，在收藏南海贝壳二十年以后的今年，我又在青岛拣起了一对红艳艳的贝壳，放在我的桌上。
那一天，一位中央广播电台的记者约我到青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去，认识了那里的一位研究员张福绥同志。这是一位身材高大、待人热情的海洋研究工作者。大概由于我对海洋的迷恋太深了、幻想太多了，所以一见面，就对他发生了好感。因为他做着我想做，而又不能做的工作。记得我刚来青岛，便连续几个早上和晚上，来到大海边，静静地坐在赤褐色的礁石上。我面对着脚下飞溅的浪花，一望无边的波涛，以及在天水之间闪闪发亮的星星点点，说不出是兴奋，还是沉醉，弄得我长久长久地不忍离去。先还以为这是我们生长在山区和平原的人，对海的一种特殊的眷恋。后来，我发现一些在舰队工作的水兵们，也是这么爱坐在礁石上，长久地凝视着如此广阔，如此千变万化的大海，难道他们还没有看够海吗？于是，我便觉得海始终是一个令人困惑的谜，而偏偏又如此诱惑着人们向她窥视，并产生一种强烈的要征服她的欲望。航空兵要征服的蓝天，是一个空间的海洋，云雾风雨的海洋；水兵们要征服的大海，却是一个很难说明的水的世界。
想起征服大海，我记起今年四月在广东时，汕头地委李书记陪我去饶平县，参观他们几年前搞的围海造田。小汽车沿着围堤跑了一天，看到了围下来的一百几十万亩稻田，看到一条全长五千多米，全部用石头垒起的防海大坝。雄伟的工程使人想到当年围海时的艰苦。据说，除了动员饶平和澄海两个县的几十万民工，还有几万解放军和干部参加了劳动，所用的石方，全靠广东农民兄弟用自行车驮运。我看到一张照片，一块重约三百来斤的石头，捆在车上的后轮货架上。广东同志骑车技术实在高超，驮这么重的石头，仍然可以骑在上面飞跑。在当时向海要粮的口号下，出现了许多英雄故事，我们听了，至今深为感动。但事隔几年之后来看围海造田的结果，到底如何！群众议论纷纷，毁誉不一。实际情况是围田中，只有十几万亩能种谷，另外几十万亩却没有围成，淤积着几米深的海水。而且围堤大大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沿海群众捕捉不到鱼、虾，反而减少了经济收入。看来，向海要粮这个口号是利少害多的。不按规律办事，主观上想征服海洋，结果却破坏了海洋。海洋研究所的同志们，包括张福绥同志，他们才是真正征服海洋的力量。所以我们才刚刚见面，便觉得很熟悉了。张福绥是研究贻贝的，目前侧重攻研贻贝（又名淡菜）的繁殖，和扇贝（俗名干贝）的试验配种。今年各地提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发展多种经营，发扬优势”的口号，在胶州湾沿海，开辟了大量养殖场，不少公社纷纷饲养经济价值很高的对虾，可惜缺乏喂养对虾的饲料。于是有人提出发展淡菜，用淡菜来喂养对虾。这一来，对张福绥他们研究淡菜大量繁殖的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那天，张福绥邀请我们几个人参观了他们楼下的小小试验室。设备很简单，一个用水泥筑的小水池，只有半人高，大约四、五米长，这就是培殖小贻贝的地方。他们通常把一些橡胶绳子扎成一把，让贻贝的卵依附在绳子上，然后放在水里孵化、培育。等它生长出来，便放到海上养殖场去。孵养出来的小贻贝，有多大呢？密密麻麻地附着在胶绳上，只有西红柿里面的籽那么大小。张福绥说：
“你们要有兴趣，可以到我们海上养殖场去看看。”接着他又说，“现在有人提出开辟‘海上牧场’，这是一个大胆而又充满理想的海上养殖事业。当然实现起来还有一些条件要解决。但是海上牧场，却是对海洋最大限度的利用，每一亩水面都不会荒芜。如果选择像胶州湾这样的海面，出口小，养殖的海产不会外流，是很适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