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亦代
坐在逆行的车座上，在我的感觉里，即使列车在向前行进，也似乎并不是南下而是正在北上。火车过了长江大桥，过了南京，进了山洞。车里突然暗了下来，尽管有微弱的灯光；但一霎时又是满车阳光了。
就在这从亮到暗，从灯光到阳光的变换里，有什么东西在我心头触动了一下，不知怎的，在上海读书时每逢寒假到南京去看父亲的情形，又重新浮了上来。
父亲故世已经三十四个年头了，但他那坐在书桌前默默抽烟的神态却经常跟着我在各处跑。1949年5月下旬的一个凌晨，在上海一处八层的高楼上看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我高兴得流了眼泪：但我那时想的则是“如果父亲还活着……”，须知那时他死了还不到半载！
他在病床上整整躺了一年，到淮海战役捷报传来时，他已经每天便血喊肩胛痛，睡不好觉也吃不下饭了。不过每天我到医院去看他时，他总要问我新华社广播了什么好消息。那天我把淮海大捷的战讯告诉他，他那张已经十分瘦削的脸上露出了笑容，随即又低沉地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江，我能看到解放军过江就好了，但愿……”于是他凄然一笑，便躺下身来，挥着手说，“你回去吧，我今天很好。”我含着泪离开了病室。
他每天都对我说，“我今天很好”。而他的病情却越来越严重了。他在1949年1月8日凌晨，离透视发现他是肺癌，不过三天就去世的。临死前他神志还很清楚，嘴唇嚅动着，可是已经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他说了些什么吗？还是那句“我能看到解放军过江就好了”的话吗？
母亲生我那一年，父亲整三十岁，母亲产后一个月，便因产褥热不治故世了。父亲很伤心，不愿再在杭州老家里生活下去；他是留学日本学铁道工程的，便到北京京张铁路工作。以后又去江西修南寻铁路，到北京交通部当京官，然后又到粤汉铁路。总之，他很少回家，只有1926年他在浙江省道局工作时，才在老家住了一年多。以后患了咯血，差一点死去。病好后就到津浦铁路改行当审计人员了，因此我对他很陌生。
他在杭州的一年暑假里，一查我的功课，什么都过得去，就是代数刚刚及格，因此在暑假里规定由他自己给我补习。父亲是工程师，靠计算吃饭；母亲在日本学师范，回国当了数学教师，也整天与数学打交道。要是根据血统论，则我一定可以成个数学家，可叹的是我有各式各样的爱好，脑细胞里唯独缺少数学的因子；宁愿热得满身大汗和表兄表姊们玩“官打捉贼”，也不愿坐下来解一个方程式。父亲气伤了心，但也无可奈何。后来他病了，暑假也过完了。一直到考大学时，我就吃了数学不及格的亏，进不了我日夜想念的清华大学，然而懊悔已经太晚了。
这一次是我一生和父亲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最长的日子。以后他尽可能一年回杭州一次，总说来休假，事实上则是请了假来看我这个不肖子的。等我到上海读大学，他那时已经在南京津浦铁路做事，根本连杭州也不去了。
我和父亲虽然见面不多，但他的爱子之心则是很强烈而且是超乎一切之上的。有件事是最好的证明。我快九岁时，忽然家里人说父亲娶了位继母，马上要在暑假里回杭州来了。果然我放暑假没几天，父亲带了继母回来了，住了一个多星期，父亲又回九江去，而继母便在家里留了下来。我的一位表姊告诉我说父亲曾经决心不再结婚，但是现在祖母死了，没人照顾我，所以改变决心续了弦。回想那些日子我是多么高兴，父亲回来了，还带来了一位继母！我祖父母喜欢孩子，我的表兄表姊共有八个，他们都住在我家里，另外还有一个堂姊和一个堂弟。他们都有母亲，唯独我没有。听他们妈妈、妈妈叫得欢，不免心里艳羡。姑母们害怕我不好受，谁都要我叫她“干娘”（杭州人对姑母、姨母的爱称），那也不过是嘴上热闹而已。祖母疼我这个独根苗，但她去世得早，由两个表姊带管着我。她们也大不了我多少，恋爱、结婚够她们伤脑筋的。所以父亲在续弦时，事前就说明有个儿子，需要她抚养成人。
继母出生于南昌的一家破落户，虽属名门，式微已久，知书而不识理。每天不打麻雀牌时，便手捧《红楼梦》；还以为一朝嫁人，夫婿须要赡养她的全家。可是又死爱面子，不说她要钱接济娘家，反而造出种种理由，说我要衣服鞋袜，还因为我自幼身体孱弱，每日需吃营养品。拿这些理由，一封封信给父亲要钱。父亲起初是有求必应，但后来起了疑心，因为衣服鞋袜和牛奶鸡蛋究竟所费有限。所以有一天，他趁公差之便，突然回到家里。
到今天，我依稀还能记得那一个对于他十分难过的下午。我正在布满暮色的后轩（那是一家人吃饭的地方，就在大厅背后）里做作业。大门响了，不一会我忽然看见父亲走了进来。他一边拉住我的手，一边端详着我，接着他就走上楼去。继母不在家，出去打牌了。我听见楼上有移动箱箧的声音。过了一会，父亲在叫唤我，我便跑了上去。
只见父亲呆呆地坐在我的衣箱旁边，箱盖打开着，一旁堆着我的衣物；一套发了霉的棉衣裤，几件夹衣衫，几件长褂，几套短衫裤，此外便是前穿后通的一堆破烂袜子。父亲阴沉着脸问我，这是你平时穿的？我不敢直接答复，只道妈说过年时再给我做新的。
以后的事，我现在已记不清了，就是在当时，我也没有弄明白过。只是几个月后，父亲又来了一次杭州，接着继母便回江西去了。表姊们告诉我说父亲和继母离婚了。这消息并没有使我吃惊，相反倒有些释然之感。
我自幼丧母，虽然祖母视我如瓌宝，但终究不是母亲。任何孩子，即使他挨了母亲的打，也比我这个没有母亲打的人日子好过，何况祖母也早巳去世了。继母来了，我满心以为我可以得到一个爱我疼我的人，我可以随便对之撒娇撒野的人。可是这个梦，还没有等送她来家的父亲离去，就完全破灭了，继母的理由是我已经是个大孩子，应当立规矩，不该再“纵容”我。因此在她看来，我一身无一是处。从此我和她之间，隔了一重厚壁。这重厚壁，便是她经常虎起的面孔。她给我立的什么规矩，别的不说，只说晚上非等她麻雀牌打完，才让我跟着她上楼睡觉，因为她怕我从床上滚下来。我就在牌声和赌徒的喧嚣中，做我的数学习题，背诵我的课文。我一生从来没有赌过，麻雀牌的技巧我一窍不通，而且深恶痛绝，也许和我当时的处境，不是没有关系的。
我怕继母，尽管她没有打过我一下（她不敢，如果没有家里的其他人，我想她早就不会饶过我的），可是少不了责骂。我有差错是责骂，我没有差错也是责骂。甚至她在牌桌上输了钱，也要对我唠叨一番，说是我搅了她的手运。
父亲并没有向我提他离婚的事，只是他自己照顾了我几天之后，便把我托给我母亲生前的寄姊家里去生活了。一直到三十年代初，有次我到南京去过寒假，他才和我提起这件事。他一个人住在南京胪政牌楼大同公寓，过着老鳏夫的孤寂生涯。早上天不亮就起来，匆匆摆渡过江到浦口津浦路局上班。晚上下班回来，有时和朋友们去听听戏，吃吃小馆子，有时候便一个人在寓室里，闷头在昏暗的电灯底下看书。他喜爱文学，有时也喜欢诌几句诗，当时上海出版的文学刊物塞满了他的那间斗室。
有一天黄昏，他带了我到夫子庙去吃了顿晚饭，两个人喝了些酒。回到公寓里，他在灯下默默地抽着雪茄烟，不时抬起眼来瞅我一下。我发现他的神情有些不平常，便说：
“爸，你有事要讲吗？我听着，你烟抽得太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