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李老师，还是我们高考1977届读大二的时候吧。那年，虽已上完了两门通史基础课，但听到程应镠先生为七九届亲授中国通史，便再去旁听这三流大学中一流名家的课，为的是一睹其风采。阶梯教室中听者如云，连走道上与窗台边都站满了外系的蹭课者。程先生上大课时，有个助手随侍在侧，帮着擦拭板书与推移黑板，课后便为学弟妹们解疑答难。据消息灵通者透露，那位助手就是李培栋老师，程先生当年最期许的学生，故而留校做了助教。在那场“阳谋”里，程先生中枪，殃及池鱼，李老师也被发落到中学教书。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他在中学也干得十分出色，无论做历史教师，还是当教导主任。程先生复出主事，第一个就把他调回了母校。
我们77届与有的老师交往，颇有脱略形迹之外者。大三大四时，与李老师相处已在师友之间，记得他在闲聊时说起自己论《洙泗考信录》的文章，对引用《资本论》里关于桌子跳舞的着名比喻，不无得意之色。那篇文章劈头就说：
有些思想一旦凝结为着作进入社会，传播下来，也会如木桌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一般，“用头倒立着，并从它的木脑袋里，展开比桌子自动跳舞还更不可思议得多的幻想”，它们会起着远非着者所能预料甚至完全违背着者本来期望的那种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后果。
借用马克思的譬喻来评价崔述《考信录》的思想史价值，既警策，又到位，全文也文采飞扬，论证机辩，确是一篇好论文。
我毕业留校，与李老师做了同事，有时也戏尊他为程门大师兄（实际上，他是我的老师辈，这一称呼颇有点没大没小）。他对我说，他当年留校原是指派给张家驹先生当助手的。前几年，我发心编集《张家驹史学文存》，便向他求助。他刚为《师道永恒》写了张家驹传，为弥补脱离上海师大十余年间的亲炙空缺，他沉入校档案馆查阅卷宗，向知情的老先生采访口述史料。李老师不仅联系上了张家后人，解决了着作权问题，他搜集的张先生论着目录，提供的张先生手稿复印件，更为我的编集奠定了基础。其间，我感受到他对张家驹先生浓浓的师生情，他却一再夸赞我为张家驹先生、为上海师大中国古代史学科做了一件大好事。我知道，这是对学弟的勖勉，好道人善是他待人接物的一贯之道。重返历史系，李老师担任过系副主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还承担过上海师大第一个国家社科项目，课题似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因素的关系。也许张家驹先生去世过早，李老师的学术兴趣明显聚焦在魏晋南北朝。他与这段历史结缘，自然与程应镠先生早年的播种密切相关。据他回忆，1957年春天，程先生讲中国通史魏晋南北朝那段时，李老师以助教身份随堂听课，听程师说及陶侃与清谈时流不同，便深入研究，写出了《晋书·陶侃传》的读书报告。孰料风云突变，先生落难，学生株连，刚起步的研究，“像一个神圣又复杂酸辛的秘密一样，从此被珍藏了起来”。十年动乱中，李老师以“漏网右派”而在劫难逃，被几次抄家，一度隔离。“文革”结束，他在中学抄家物件中发现了自己那篇纸张泛黄的读书报告，激动得流出眼泪，这才发觉自己“内心深处实际上从来没有忘情过和这些东西相联系着的岁月”。回归大学后，程先生鼓励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篇读书报告写成正式论文，也就是发在学报上的《陶侃评传》。其时，我们大三，对这篇大作深表折服，也即他说的“被当时历史系的几位学生所欣赏”。
李老师似乎最擅长人物研究，除了《陶侃评传》，《论孔融“儒变”》、《鱼豢“发蒙”》，包括晚年为《晋书》补《孙秀传》，无不机杼独运，识见不凡，其高清度也略如他自许的“古人须眉表情皆可再现”。他关于《晋书》研究的系列论文，在学术圈子内颇得好评，深具影响。这些论文，后来大都收入他的《魏晋南北朝史缘》，该书卷帙不大，却很有见解。周一良先生列举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队伍时，曾推许“上海师大历史系有李培栋、严耀中等”（见《毕竟是书生》所收《纪念陈寅恪先生》），也可见他在当时同行中的地位。
后来，李老师被学校安排到校教务长、校长助理等领导岗位上。他深知行政工作对专业研究的巨大杀伤力，用他的话说，却“在兼任行政工作的‘负伤’情况下继续着专业研究”，执着延续着他的魏晋南北朝史缘。可以断言，倘若没有行政岗位的杀伤力，他一定会留下更为可观的学术成果。
退休以后，李老师依然活跃在新四军研究会、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与上海师大老年大学等机构。我就好几次因他荐引，或到炎黄文化研究会做学术发言，或在老年大学讲中国历史。他为上海师大老年大学策划了《八家讲坛》，并打趣道，我们的“八家讲坛”，主讲人都是名家教授，而且文史兼备，学术水平肯定超过央视的“百家讲坛”。今年六月，他还为《八家讲坛》设计了汉魏六朝的八讲课程，把我也拉去讲《李固与汉代清流》的专题，他还准备亲任序论课的讲授。但九月份开学时，听说他身体欠佳，取消了序论课。却没想到，未及半年，他就辞别了人世。
在写这篇小文时，李老师的夫人通过他的学生转达，希望我代拟追悼会的挽联。尽管我不擅此道，却义不容辞。李老师与夫人是大学同学，都师从程应镠先生，是我的前辈学长。沉吟再三，拟了一副挽联：
令同道者长追怀，率性论文结史缘；
教未亡人永忆念，多情立雪到程门。
李老师，追悼会那天，我预定要赴外地，不能送上最后一程，就先把这副挽联敬献程门大师兄的灵前吧！
（本文原载2012年12月22日《文汇报·笔会》）
与某两会委员论“黄色”书
××委员（缘于尊驾身份，姑隐高姓大名）：
在2012年3月7日《羊城晚报》上，拜读到你在两会期间的伟论：
作为“炎黄子孙”，老是把“黄色”跟“色情”联系起来很不妥，应该把“黄赌毒”“扫黄打非”之类的提法改成“淫赌毒”“扫淫打非”。
所据理由言之凿凿：“用黄色统称带有色情意味的东西，主要是受西方影响。”你还研究了历史：1894年，英国有家《黄杂志》创刊，专登带色情意味的作品，“黄=色情”由此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你对“黄色”深有研究，总该知道“黄绢幼妇，外孙齑臼”的出典吧，你的发言当得上这一典故射覆的评价：“绝妙好辞”！我热盼你据此提交议案，更企望你的议案被采纳，好体现出咱们两会代表委员参政议政的一流水平。我尤其佩服你在历史语言学上的深厚造诣，指出了“黄色”在东西文化中的根本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有本质区别，黄色的涵义也不同：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黄是中华民族的称谓；黄色是古代高贵的色彩，为皇家御用，象征灿烂辉煌。
猗欤休哉！不胜钦佩之至之余，我还想以浅薄的知识给你的高见做点补充，也算是学习心得。见笑！见笑！
从语义学角度说，把“黄色”释为“色情”，在历史文献学上还真难找到有力的书证。你的研究不无道理，以“黄色”指“色情”，也许确如自由、平等、民主一样，是近代西方舶来品，完全不符合咱们倡导的中国特色。
你强调指出“黄色是古代高贵的色彩，为皇家御用，象征灿烂辉煌”，迷恋“黄色”而不吝赞词，也在情理之中——帝制存在二千年，结束不过一百年，至今还在“再想活它五百年”的大限之内。你又在皇城根下发这番高论，难免沾点儿“皇家御用”气。
不错，“黄色”历来被国人视为“喜色”，古代相书说：“黄色，喜征”，吉利的征兆也。这种在色彩上长期积淀的民族心理，本该归整个民族所共有，但在君主独尊的专制政体下，普天之下，还莫非王土呢，天子与皇权独占黄色，使其成为皇帝御用色，也是理所必然的。于是，帝王居住的宫禁叫“黄闱”，一称“黄屋”。“黄屋”不仅用来代称帝王，还借指帝王的权位。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里就借以责问满清王朝：“果能敝屣其黄屋，而捐弃所有以利汉人邪？”
“黄色”成为帝王专用色远不止此。皇帝的帽子呼作“黄冕”；他的鞋子唤做“黄屦”；他的仪仗称为“黄旗”，也有叫做“黄麾”或“黄麾仗”的。天子仪仗打的伞，也是黄色的，故名“黄伞”。元人有元旦（正月初一）朝会诗云：“黄伞宝幢微影动，一时吹面受东风。”当时元日朝会之隆重绝不亚于当今两会，“东风吹面”，可是皇恩浩荡啊！帝王的车驾叫“黄盖”，也称“黄屋车”，只有天子车才能“黄缯为盖里”嘛！只要皇帝高兴，这种“黄屋车”也像赏给奴才“黄马褂”那样，让臣下坐上那么一两次。据《汉书·蒯通传》，皇帝“以黄屋朱轮迎范阳令”，你现在的官职比小小县令大了去了，倘若有幸生在汉代，也可能有机会登上黄屋车“驰骛于燕赵之郊”，那大概比你坐接送代表委员的两会大巴要更爽。
“奉天承运”的皇帝诏书以黄麻纸书写，别名“黄敕”或“黄麻”。帝王颁布天下的公告也用黄纸写的，就称“黄榜”。虽然叶适有诗发牢骚，说“黄榜未沾恩”，那是他们没有福分，丝毫无损于黄榜的“灿烂辉煌”。皇家封条的材质是黄纸或黄绢，也名“黄封”。据《容斋随笔》，宋徽宗大兴花石纲，“豪夺渔取，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玩，即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封表志。而未即取护，视撤不谨，则被以大不恭罪；及发行，必撤屋决墙而出”。即便如此，那些被强征强拆的士民百姓，也绝不敢对“灿烂辉煌”的“黄封”有微词的。
君主政体必借助官僚机器才能运转，御用“黄色”也有条件地下延到官僚特权阶层。殿试后用黄纸书写录取的榜单，唤作“黄金榜”；甲科及第的进士榜单，便叫“黄甲”。杨万里诗云：“名登龙虎黄金牓，人在烟霄白玉京”，天子脚下高中进士的春风得意劲不难想见。名登“黄甲”，就飞黄腾达，系官印的黄丝带称“黄绶”，也以“黄绶”喻指官吏。陈子昂有诗说：“奈何苍生望，卒为黄绶欺。”说老百姓的巴望，最终被当官们糊弄。这些贪腐官才不在乎陈子昂式的怒叱，“笑骂由汝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他们盯着的是斗大黄金印。君不见，宋词写道：“除非腰佩黄金印，座中拥红粉娇容，此时方称情怀，尽拼一饮千钟”。古代早就如此，当了官，“腰佩黄金印”，才是泡小蜜、包二奶与她们“一饮千钟”的前提条件。有的词豪气干云：“胞胎里便带黄金印，千丈志，一跳身，独步青云”，那说的是古代“官二代”，有个好老爸，在娘胎里与生俱来就有青云直上的官运。那黄灿灿的官印不就“象征灿烂辉煌”吗？
时至今日，“黄色”仍有“象征灿烂辉煌”的内涵。红歌所唱的“改革开放迎来新时代”，两会代表委员都说是政治、经济、文化最昌盛的“黄金时代”；咱们召开两会的人民大会堂的金色大厅，不也是黄灿灿，富贵气派，灿烂辉煌吗？而每年两会，都是小股民热盼指数大涨的“黄道吉日”，等等；等等。
不过，以我的才疏学浅与孤陋寡闻，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涉“黄”语词里，也有不仅不“象征灿烂辉煌”，反而带有挖苦贬损的词汇。略举数例，以一反三，质诸高明，给个说法。
我先要请教你，“黄门”一词是不是指那些被人不齿的宦官、太监、阉人？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有云：“岂可见黄门而称贞哉！”意思说，黄花闺女在见到黄门时，一再强调奴家贞洁全无意义，她们不知道那些阉人是无根之人。
我还要请教你，“黄口小儿”一词是不是多用于讥笑叱骂的场合。唐人有诗云：“黄口小儿初学行，唯知日月东西生。”说的就是那些无知小儿，连起码常识都还懵懂不解，竟然信口雌黄，胡说八道。
我再要请教你，“黄汤”一词是否最先指黄酒——可不是你辈喝的国酒茅台哦。其后泛指酒类，例如元杂剧《酷寒亭》唱道：“这黄汤强如醇醪糯”。而在现代汉语里，骂人喝酒也叫“灌黄汤”。但我敢肯定，你在发高论前，决计不会灌饱黄汤的。
我更要请教你，史书说东汉末年，“覆亡之迹，未若桓灵之际”，黄巾起义打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旗号，这里的“黄巾”之“黄”与“黄天”之“黄”，你说它是“灿烂辉煌”，还是“作乱犯上”？
你对历史那么有研究，让我也班门弄斧说一个“黄”段子。在宋代，御史台好比最高纪检部门，任其职者每月“必一言事”，“否则谓之失职”。但南宋政治生态恶化，“扼塞言路”，御史台成员“亦多牵掣”，而月课的频度却远高于你们一年一度的两会，这可苦坏了御史台的“黄绶”们，只得不痛不痒地“泛论君徳、时事之类，皆取其陈熟缓慢、纯无撄拂者言之”。有一个监察御史轮到月课言事，憋了半天进言道：
“都城货买炒栗者，皆以黄纸包之，非便。乞禁止。”
他禁止小贩用“黄纸”的理由，也应与尊见同出一辙，黄色“为皇家御用，象征灿烂辉煌”，岂容斗屑顽民如此滥用！当时尽管尚无网络，这雷人的进言还是不胫而走。南宋笔记《庆元党禁》记完这事，补上一句：“闻者哂之。”听到的人都笑翻了！
你是粤人，不知是否知道敝地越人有句谚语，也是涉“黄”的，叫做“黄胖摏年糕，吃力不讨好”。鲁迅在给兄弟的信里说：“出力多而成绩恶，可谓黄胖摏年糕。”我们有些热情参政议政的两会代表委员，虽说些糗话，但代表人民当家做主，至少像那位监察御史一样，出于不想坏大事的初衷，用心良苦，皇天可鉴，你也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吧？
最后，再与你讨论一句有“黄”的成语。郭沫若在大后方时鲠骨犹存，其《蜩螗集·咏史》道：“雷鸣瓦釜黄钟毁，做到黄钟愿亦尝。”在郭老看来，那是个“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但他仍希望自己能成为时代的“黄钟”。如今“换了人间”，哪里还有“瓦釜雷鸣”的可能与份儿呢？但愿每年两会，都有像你这样的代表委员传来发聋振聩的“黄钟大吕”之声，给咱们小民百姓带来笑出眼泪的快乐。谢谢！
余不一一。再论下去，你那盆“黄花菜”都快凉了！
（本文原载2012年3月24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迎接实话谢幕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