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敦促黄樵松尽快起义，黄在决定立即起义以后，让戴炳南去具体布置起义事项。但这时戴开始犹豫不决，他总觉得现在起义时机还并不成熟。但在黄樵松坚持下，不得不勉强去做自己下级的工作。当戴师长把自己最亲近的人找来，并在双方对天发誓后，讲出了黄樵松的起义计划，这时却立即受到二十七师副师长仵德厚与另一个欧姓团长的强烈反对。他们反对起义的理由，无非是军官家属大多数都在西安，怕受到胡宗南打击报复。二是不愿意背叛现在正在南京当卫戍司令的老上司孙连仲。恩主与扈众者之间的道德关系，历来是军阀军队的灵魂，在众人看来，这支军队是老军长一手带出来的。此时戴炳南本人受到极大压力，他如果坚持执行黄樵松实行起义指令，那么，他已经不可能越过这些强烈反对起义的下级，再加上他本人本来就认为起义时机并不成熟，既然事情已经败露，于是反戈一击，在仵、欧的建议下，直接去向阎锡山告发自己的恩人黄樵松。
阎锡山得知情况后大为吃惊。据说他当时愣了有好几分钟说不出话来。如果三十军叛变成功，他就会被当作三十军献给共军的见面礼。他设计打电话将黄樵松召来开会，黄不知是计，赴会时被捕。徐向前、高树勋与黄樵松之间的秘密通信也随后被军统查出，铁证具在。黄樵松被军统逮捕后，已经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他在一张名片上给妻子写了“仰事俯畜，全靠你了，来生再见”几个字作绝命信。接着，共产党派出的秘密前来太原联络的第八纵队参谋处长晋夫等人也不幸被诱捕，他们均被送到南京军事法庭，蒋介石故意让南京现任卫戍司令孙连仲去审问黄樵松等人，意思是，你看看你是怎样教育下级的。
黄樵松这个河南汉子，有着中原豪杰的性格，临死前说了几句给人印象很深的话，他说：“要杀就杀我，共军他们是我请来的客人，王参谋也是我命令他去联络的，他们没有罪。好汉一人做事一人当。”解放军八纵参谋处长晋夫，被杀前也高呼口号。他们均光荣就义。解放后成为烈士。
现在回想起来，为什么戴炳南秘密联络的那些师团级军官，此时会如此强烈地反对起义？为什么他们没有看到全国大势？当时坚决反对起义的关键人物，正是台儿庄战役时的敢死队长，现任二十七师副师长的仵德厚，欧团长甚至跪下来央求戴炳南前去向阎锡山告变。应该说，当时是1948年10月，辽沈战役正处于胶着状态，当时的大势远不如一年后那么明朗。中层军官对历史大趋势的感觉可能不如上层军官那么敏感。他们并没有大势已去的感觉，这种感觉只有在平津战役与淮海战役以后，才会在广大官兵中渐渐弥漫开来。在他们看来，军人不问政治，军人只知道职守，在大势并不明朗的情况下，旧军人气节、袍泽情谊，知恩图报的旧军人伦理，怕家属受打击的心理，在这时就会起作用了。
二十七师师长戴炳南由于告变有功，成为“党国英雄”，从少将师长升为三十军中将军长。副师长仵德厚也以精忠于党国，升为主力师二十七师的师长。这个戴炳南自知已经有共产党的血债在身，为了自保，从此以后，成了与解放军不共戴天的敌人，仵德厚也自知没有退路，成为反共的过河卒子与拼命三郎。由于三十军由反共强硬派执掌权力，使出浑身解数来坚守太原，三十军从当年台儿庄的抗日英雄部队一变而为解放军的死敌，他们把八年抗战中磨砺出来的对日军的作战能力，全力用来对付徐向前部队对太原的进攻。
太原战役的艰苦惨烈可以想象，此战役可能是解放战争中最残酷的战役之一。由于缺乏重型武器，徐向前领导的解放军十八兵团牺牲甚大，打了半年没有打下来，太原城里人相食的事件时有发生，直到解放平津的十九、二十兵团与四野炮一师的重炮部队前来支援，在双方付出极大伤亡代价之后，太原才被解放。此时已经是南京解放之后了。
三十军的命运的再思考
如果我们现在再反思一下，就会注意到三十军起义的失败的悲剧，与黄樵松本人也有关系，事前他没有做过什么说服沟通的工作，对下级中的关键人物所想并不太了解，平时治军甚严，也引起一些下级不满，当他把起义方案告诉戴炳南时，明知戴态度犹豫不决，却仍然让这个动摇分子去做风险巨大的布置起义的具体事情，后者一旦遇到反对阻力就根本镇不住，黄军长所用非人，谋事不周，与起义失败关系甚大。
三十军的命运，是一个被迫被推入内战旋涡的非嫡系军队的命运。在胡宗南那里，三十军只是蒋介石让他领养的孤儿，他自己的黄埔嫡系军队在八年中甚少与日本人正面作战，而身经百战的三十军，却又不是他的嫡系血脉。他顺水推舟把它抛出去防卫太原城，美其名曰用主力部队的机械化师去支援阎锡山，在蒋介石那里就有了很好的交代。
三十军军长鲁崇义自己不愿意去打内战，就把副军长黄樵松推出来，黄樵松也不愿意去，却顶不住孙连仲、胡宗南、鲁崇义的三重压力而不得不去，胡宗南送黄樵松上飞机时，只说了句“太原易守难攻”这样的官样话。黄樵松到了太原，人员补充与军需供给都甚为困难，写信给老上级南京卫戍司令孙连仲叹苦经，孙也只能劝他向胡宗南求助，胡又推托唐塞。黄军长到了太原后情绪一直十分低落。他是在焦虑心态极为强烈的情况下起义的，事前并没有对起义可行性做过周密的考量。
三十军的命运与东北辽沈战役中的六十军十分相近，后者是云南的龙云的杂牌军，在台儿庄也是一线部队，虽然没有三十军如此全国知名的赫赫战功，但也是劳苦功高，内战时也是被推上东北长春最前线。两个军策动起义的时间都是在1948年10月，所不同的是，曾泽生的第六十军起义因谋事周密而取得成功。起义后被改编为解放军第五十军，后来参加了朝鲜战争。而三十军却再也没有机会摆脱在内战旋涡中走向死亡的命运。
戴炳南的命运可想而知，在太原解放后，他化装逃出，不久后在民居中被捉。两个月后以罪大恶极判死刑。当年此布告在太原街头可谓铺天盖地，现在太原城里健在的老年人都能记得。
台儿庄时的师长池峰城过早脱离了三十军，建国后被当作历史反革命送入监狱，五年后死于狱中。八十年代初得到平反，现在已经是众所周知的民族英雄。
台儿庄战役时，三十一师康法如副师长在肠子被打出来的情况下，还带领部下与日军巷战肉搏。抗战后解甲归田。1951年镇反时被捕，他在狱中自信没有什么问题，儿子去看他，他说过几天就可以回来了，然而公审大会后被立即处死，终年52岁。虽然此前有数百居民自发签名保这位抗战英雄，仍然无济于事。他的儿子现在已经八十多岁，希望自己活着的时候能看到父亲平反的一天。现在还在争取之中。
仵德厚本是个台儿庄战役中的民族英雄，但他后来却成为反对起义的强硬派，他是促成戴炳南告变，并最终影响了这一段历史的关键人物，太原战役后，被判十五年，十年后又加刑十六年劳改，在监狱与劳改中度过了二十六年后，才放出来，回村才得知，苦等了他二十六年的母亲与妻子在贫病交加中刚于不久前去世，儿子是穿着白布孝鞋来迎接他的。
长期以来，这位陕西汉子一直在砖石场里做重体力活，身无半文，然而在村里他身上总是穿着那件旧而干净的中山装，走路始终如军人那样挺着胸，他在那顶极普通的便帽边缘里塞进一些东西，看上去就像一顶军帽。后来陆续有记者发表了介绍其生平的文章，《南方周末》与凤凰网还有专门介绍这位台儿庄战役中的英雄的报道，读后令人嘘唏不已。我见到过年轻的武警战士们与他合影的相片，人们在他身上看到的是一种军人精神，在一个世俗化了的功利社会里，人们总能从中感受到一种值得敬重的东西，2007年去世，终年97岁。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曾致电悼念。
三十军的命运，始终与它不得不卷入内战旋涡有关。人们可以从这个军历任军长的命运中隐约感觉到这个军的悲剧性格。三十军自建军以来，有九人做过十任军长，其中因反对内战而被蒋介石处决的竟有三位，张印湘（第一任）、彭振山（第三任）、黄樵松（第八任）；因对抗革命而被新政府处死的一位，戴炳南（九任）；因反革命罪而狱死的一位，池峰城（第七任）。这些死者竟占了九个军长中的五人。剩下四位中，两位去了台湾，他们是孙连仲（第四任），以及当年台儿庄战役时的军长田镇南（第五任），两位留在大陆，一位早脱离军界，于建国初病死，只有末任中将军长鲁崇义在大陆因起义得以善终，1994年在重庆逝世。由上述统计可知，这支抗日战争中为中华民族立下不朽战功的军队，用仵德厚出狱后写的一句诗中的话来说，这是一支在八年抗战中“无日不战”的军队。它的命运也是令人感叹系之。
三十军的历史在这里说得够长了，不过，还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件与共和国历史关系甚大的一件事，那就是胡耀邦差一点就成为太原起义事件中的烈士。胡当时是华北兵团的政治部主任。他接待了前来密商起义事宜的三十军参谋王震中。胡知道事情重大，向徐向前请示要亲自前去太原城里与黄樵松密谈。徐向前显然具有丰富人生经验，他直觉地感觉到问题的复杂性，根据《徐向前回忆录》记述，徐向前当时说，“那边的情况没有搞确实，去不得啊”，于是改派了另外一个级别更低的参谋处长晋夫单刀赴会，这是一位很有前途的知识分子型的青年干部。关于此事，胡耀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任总书记时，对访问者的回忆也予以证实。结果晋夫代替了胡耀邦成为雨花台烈士。
如果徐向前没有阻止胡耀邦去太原，共和国的历史将肯定由此而改写。四十年后的八九之交的重大事件或许将不会发生，当然，胡耀邦将只是无数为共和国牺牲的普通烈士中的一名，他将不会在中国改革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并作为中共革命的人文精神的象征资源，在现在与未来始终发出夺目的光辉。
我父亲正是三十军参谋长，命运之神再次让他与厄运失之交臂。由于原三十军军长鲁崇义的坚持，也由于胡宗南要保存自己实力的私心，父亲与军长鲁崇义均被允许留在西安，没有参与到太原起义的流血悲剧中来，也没有在后来的太原战役中成为内战旋涡中的牺牲者。如果父亲去了太原，作为一个军的参谋长，黄樵松的起义计划不可能不让他提前知道，他当时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以他的思想与个性而言，他接受起义的可能性很大，那么，他将与黄樵松一样成为雨花台烈士，如果他拒绝黄的计划，而去效忠蒋介石的党国，等待他的命运，绝不会比戴炳南与仵德厚更好。当时只有两种选择，而这两种选择的结果都是没有任何悬念的。我父亲去与不去，对共和国的历史可以说毫无影响，但对我们家却关系甚大。
一年多以前，我在北京参加了一个关于宪政与社会主义的学术讨论会，见到了胡耀邦长子胡德平，我还与他还握了手。胡德平当时就坐在离我不远的座位上。当他发言时，我突发奇想，如果不是徐向前与胡宗南，由于不同的原因，阻止了我们两人的父亲前去太原，他们这两个分属不同阵营的、彼此并不认识的人，将都会身处于1948年10月的太原，说不定还会见上面。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不会有我与胡德平坐在这里一起开会的可能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战争中人的命运，这也是我们复杂而多义的人生。
成都起义：父亲人生的转折
太原战役中的三十军已经全军覆没，蒋介石与胡宗南为了安抚尚留在陕西的原三十军的另一部分官兵，把已经改番号为113军的那个军，再改回到三十军的番号。新三十军先是驻西安附近，后来退到汉中，再后来退到成都东郊，此时已经是1949年12月了。
此时的国民党部队，已经失去了战斗的意志，现在看来，毛泽东当年制定对大西南的战略部署，还真可谓“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军事大手笔。毛的部署是，先是不打草惊蛇，故意让胡宗南主力二十万精兵，留在汉中不动，只要解放军不动它，它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是决不会主动撤至四川的。与此同时，让二野刘邓大军从湖北加紧北上攻入重庆，再向西进，切断胡宗南将来一旦进入四川中部后再进入云南及中缅边境之路。到了这时，才让第一野战军（西北野战军）从北边把汉中的胡宗南的主力一步一步逼进成都平原。此时的胡宗南军队在刘邓的二野大军与贺龙的一野十八兵团的南北两面的钳形夹攻下，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此时已经是1949年年末，共和国已经宣布成立，全国大势已经相当明朗，胡宗南部从成都向东突围已无可能，因为四川以东地区大多数已经解放，胡部向南走也不行，重庆也已经在刘邓大军手中，且从成都通往云南与缅甸边境的路已经被二野堵死。现在只剩下唯一的路，那就是往西昌与西藏走。但西昌如此荒僻，根本养不了那么多的兵，即使没有追兵，由于一路上缺乏足够的给养供给，从那条路上走下去会有什么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胡宗南部的困境之深由此可以想见了。
12月初，当时，蒋介石还在成都，他把划归胡宗南指挥的十八兵团司令李振找去谈话，当时的蒋介石给李振的第一感觉是，这位委员长陷入忧虑神伤之中，由于睡眠不足而显得很疲倦的样子。蒋介石说的大意是，西昌是复兴基地，到了西昌以后还可步步向云南缅甸转移，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李振后来回忆说，如果是一二年前受到蒋介石的单独召见，他肯定会受宠若惊，但这次召见却使他哭笑不得。他觉得，军队上下离心离德，士无半志，全国只剩下西昌与云南一角，想通过“第三次世界大战”来复国，更是如同说梦一般。回驻地后，他把蒋召见时说的话说给参谋长听，彼此都沉默良久，若有所失，大家都感到前途茫茫。这就是当时国民党军官们的普遍状态。
可以说，此时在四川的胡宗南所属各部几乎到了兵临绝境的地步。国民党军内部弥漫着悲观的气氛，高级军官中都有大势已去的感觉。尤其是原先在成都压阵的蒋介石本人也于12月10日飞往台湾。再过了十二天，12月22日，连胡宗南本人都乘飞机逃往海南岛。临走前把军权让给第五兵团司令李文去指挥，当时军队中的消沉气氛可想而知。理解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在大西南的国军中，为什么再也找不到一年前太原起义中的戴炳南、仵德厚、欧团长这样的人了。大家心里都明白前途如何，只是不便公开言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