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那几天我们两人躺在田野边的空草地上，他说，他那里下放了不少受监督改造处分的知识分子，只要不平反，他们都会坚强地生活下去，但是，只要一平反，他们往往会选择自杀，前几天这里就有一个人跳了河。（林彪事件后，1973年后也有过“落实政策”工作）我听后觉得不可理解。我问这是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等这一天，等不到这一天他们就不甘心，但是等到了以后，又觉得人活着没有意义，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
可以肯定，那么多年来，他没有机会与别人这样畅谈过，他太需要我这个弟弟在他身边听他倾诉了，但我当时已经超假多日，再也不能不走了，他一定要我多留一天，哪怕半天也好，但我执意要走，他几乎有点近乎哀求我了，我在前面走，他一路跟在我后面，用带着哭泣的声音劝我留下来，须知他是一个自尊心非常强的人。我仍然不愿意回头，现在想来，我的心也实在太硬了，这是我终生后悔的事。其实，即使再留半天也还是可以的啊。他一定在我走后难过了好多天，不得不重新适应他那个孤寂无望的环境。
他是1947年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毕业的高材生，据他说，他那一届航空系毕业生总共只有七个人，本是天之骄子。1949年已经到了台湾后，在那里又得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研究生的入学邀请信，但他却为了爱情与报国之心，想方设法一定要回来。
堂哥萧功伟的大学毕业照
他告诉我，他在台湾好不容易才找到了我父亲在黄埔军校的结盟兄弟，当时的台湾的空军参谋长刘国运。他说，刘伯伯问他，是不是就不要再回大陆了，就在台湾给他找个女朋友，成个家，更何况已经得到了美国入学信，台湾尤其他这样的人才，未来前途无限。但他说，他离不开大陆的家，离不开他热恋中的女友，执意要回大陆去。这位刘将军于是设法为他与另一位堂哥萧牧弄到两张从台北直飞贵阳的机票。据他说，这是一九四九年从台湾飞回大陆的最后一架飞机，此后几天，贵阳就解放了，从此台湾与大陆两地分隔成两个世界。
没有想到，萧功伟回到大陆后，此后经历的却是一辈子的苦难，一回来，女友就与他划清界限，与他分手了。他根本无法向组织证明他的政治清白。作为有严重嫌疑者，他从东北航空工厂总工程师位置上调离到江西南昌航校，后来又从航校调到南昌职工业余大学教物理学。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从事金属物理的基础理论研究。到了“文革”中他又不幸被打成“反革命”，下放到江西农村监督劳动。然而，他从江西写给上海亲人的每一封信都充满乐观自信，他的坚强意志令人不得不钦佩。他一定要等到平反那一天，“文革”中他多次来上海，再从上海转到北京去告状，在他带来的那一大包材料中，最重要的是他多年来研究金属物理的尚没有发表的论文，他要告诉北京信访站的接待人员，他的研究对于中国的工业与超赶国际先进科学水平是多么重要。每次他来上海，我都与他谈得很深，帮他出主意，常常通宵达旦。每次上北京告状，我都送他在上海北站上火车。
四人帮倒台后，他终于平反了，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还当上了江西科学院的副院长，工作没多久却患了严重的精神忧郁症，后来又发展为精神分裂症。也许支撑他的精神的生命元气已经被苦难提前耗尽了，他的病在此后二三十年中始终没有真正好过。
也许他给我谈到的那些平反后的知识分子的不幸命运，以另一种方式在他身上应验了。人们会百思不解，当命运开始根本转折时，他为什么会倒下？
也许，科学就是他的宗教，他在常人难以坚持的极度艰难岁月中能乐观地生活下来，是因为有这个宗教的神圣目标追求支撑着他，感召着他。然而，在落实政策以后，他虽然获得了自由，但随着他越来越意识到，他的科学理想要实现，无论从年龄、条件、精力、知识诸多方面来说，已经变得越来越可望不可即。当他意识到这个殿堂离他远来越远时，他的生命支柱就断裂了。
我深信，如果他在1949年年底没有从台湾回大陆，他也许不会受到如此多的磨难。他的人生道路会完全不同，他本可能成为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一流科学家的。他有十分强烈的诺贝尔情结，有一种对科学的如痴的热爱，精力充沛，才华横溢，充满智慧与活力，他的格律诗写得很好，为了纪念我们逝世的爷爷，他就写了一本古体诗集《春风时雨集》，他甚至还能背诵数以百计的唐诗。这样优秀的有真性情的人，不但中国，就是世界上也已经越来越少了。可以说，他的一生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缩影，一个杰出科学家在极“左”时代的不幸命运与苦难，全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如果不写下这些，也许以后也没有人知道，在我们生活中，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离科学最高殿堂那么近，却又如同宇宙中的流星一样，离得越来越远的人，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真正有追求精神的中国科学家，一个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二十世纪中国的科学界的最后一位唐吉诃德。
（本文原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
学者与侠士——回忆哥哥萧默
在哥哥萧默逝世前两个多月，我从上海来北京开会，与往常一样，离京前，我总要住到他家里，那是我们最后一次长谈。此前不久，他刚从医院里被抢救回来。这样出生入死的过程已经经历过好多次，见怪不怪了。他告诉我，他不久前刚脱稿的《建筑的意境》已经交给出版社了，嘱我在这本书出版以后一定要好好读一下。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对建筑艺术的心得与总结。写的方法完全不是学院式的，这本书就是写给大众看的。他大概已经做好了自己看不到这本书出版的思想准备。当我从快递员手中接到这本从出版社刚发来的新书时，斯人已去，百感交集。
那次谈话过程中，他精神特别好，所以谈的时间也特别长，一直谈到深夜，快结束时，他说，我们兄弟那么多年，谈话总是那么投机，也是我们的缘分。下一辈子，我们还是做兄弟。也许这就是他的人生告别语了。我说，不久我还会来北京，那时我们还要好好谈。我总觉得这样的日子还会继续下去，此前，我两次在收到他的病危告知，都从上海飞过来看过他，他每次都能挺过来，虽然常常大汗淋漓，人瘦成只有四十八公斤。肾病与心肺衰竭已入膏肓，然而，他总是那么乐观豁达，在精神上，你不会觉得他是个病人。不久前他还给我寄过一张在病榻上的新相片，他为这相片的题名是“虎卧神犹在”。
然而，这确实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两个月以后，也就是一年前的今天，电话里传来侄儿萧龙的声音，告诉我他爸爸已经永远离开我们了。
三十年来，他总是不断创造出医生所说的奇迹。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他在兰州出差，胃出血，要开大刀，推进入手术室前，他反复叮嘱主刀医生，一定要把胃的另一面翻一下，看看胃的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医生很自信，说那一边不会有问题，不必看，他在上全身麻醉以前，还是坚持请医生一定会再看一下。医生答应了，那医生在开刀过程中果然顺便翻看了，到这时才大吃一惊，发现胃的另一面，几乎全坏了，非当场切除不可。正是他的那种预感，以及坚持向医生提醒，才让他多活了三十年。
其实，十年前他已经进入肾病晚期，他又有幸在八年前换了肾，从此又焕发起了精神，他还特别为已故的捐肾者烧起一炷香，说不管他是谁，我要感谢他给了我另一次生命。他非常珍惜这次新生命。
这八年以来，可以说是他的学术井喷期，他把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着作《敦煌建筑艺术》与由他主编的《中国建筑艺术史》全部重新修订过，还出了好几本书，而且越写越精彩。他的一个学生来看他，说他这一辈子做了三辈子的工作，指的就是他这八年做的事，完全超出常人的想象，表姐说他整个人就是个奇人。
《一叶一菩提》图书的封面
他写的敦煌生活的回忆录《一叶一菩提》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许多人都说没有想到，一个专业建筑学者居然能有这样的文笔，把“文革”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众生相都写活了。有一位文学编辑说，他的这本书，在当代文学史上可以留下一笔。而这本书，七哥告诉我，一共只写了五十天时间，是在思潮泉涌时一气呵成的。这本书出版后，记得有一次我去贵州，遇到一位组织会议的青年朋友，他知道我是萧默弟弟，就告诉我，《一叶一菩提》太吸引他了，他是花了一个通宵，把那本书一口气从头看完的。后来我告诉他这件事，他为此还高兴了好久。他总是对我说，换肾以后，让他多活了一次人生。
每次谈话，我们总是有谈不完的话题，不过这些年来，他最关心的还是中国的大势。他对极“左”的一套深恶痛绝，对官场腐败与社会不平充满义愤，对中国未来民主充满期待。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总是要用自己的笔去抒写自己忧国忧民之情，以及对人生与社会的感受。换肾八年以来，他就是在“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境界中度过的。
我们家兄弟三人，功平、功汉（萧默）、功秦，分别以出生地北京、汉口、西安为名。我们出身于起义军人家庭，由于父母五十年代初就去世了，我在上海由姑母抚育。两个哥哥在北京读大学。五哥萧功平读的是农业机械学院，七哥萧默读的是清华大学建筑系。虽然从小我们三兄弟就不是生活在一起。但我们三兄弟关系特别亲，萧默是我家的二哥，家族里排行老七，我称他七哥。五哥与七哥这两个哥哥把父母一样的感情投在我的身上。
我记得那是我小时三年级时过六一儿童节，刚戴上红领巾，一回到家，就收到了他从北京寄给我的一大包礼品。折开来一看，是一套十六册的安徒生童话集。这套书一直陪伴我度过少年时代，收到这些书时的心情愉快，我直到现在还不会忘记。过了许多年以后，他才偶然中告诉我，这是他在学校里卖血省下来的钱。
小学五年级时，他从清华大学放暑假后来上海，带我去杭州西湖旅行。一路上给我讲好多名胜古迹历史来历。在六合塔前，在苏小小墓，在岳坟旁，在长满青苔的张苍水墓边，给我一路讲过来，他面对长满杂草的古塔与荒凉的大殿，会赞不绝口。多年来，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带我去旅行，告诉我什么是建筑学上讲的“尺度”，如何欣赏古建筑的艺术美，为什么中国的园林有如此的魅力，故宫里的太和殿前为什么需要有那么大的空地，站在午门前面，你为什么会有一种渺小与压抑感，你的这种感觉与建筑造型有什么关系，中国的古建筑匠师们为什么要让人们产生这种心理，等等。从小我就对文学、建筑与历史有兴趣，就知道梁思成，后来又知道了常书鸿。正是多年来七哥以他对历史与文化的热爱来启迪我，我也在潜移默化中，对历史与文化的兴趣就这样滋育了出来。
1948年衡阳三兄弟的旧照，从左到右依次为：二哥萧功汉（萧默）、作者、大哥萧功平
七哥从清华建筑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新疆伊犁自治州的伊宁，在那个充满异国情调的边陲小城，他在那里当过建筑设计技术员与中学教员。1963年，在他的老师梁思成先生的帮助下，调到敦煌莫高窟从事建筑历史研究，在那里度过了整整十五年。他曾告诉我，他如何在那一个个黑洞洞的石窟里爬上爬下，在暗淡的手电筒光下，与古人进行着无声对话，并在数以百计的卡片上，一笔笔勾绘出壁画上的建筑形象。
受哥哥的潜移默化，我对敦煌也早已热忱向往，1973年秋，那时我还是上海郊区一家机械厂的工人，终于有了实现的机会，我积攒了一年工资，仅带了全部储蓄共二百多元，像一个漂泊者那样，从上海一路北上访古，到过开封、洛阳、西安、乾县、天水、兰州。我来到敦煌时，就住在书中提到的他那间与高尔泰谈天说地的小房间里，在那里，我才知道他们平时吃的只有粗盐、红辣椒与腌韭菜，在广袤的戈壁滩上、看到的是光秃秃的石山与沙山，听到的是敦煌佛阁上的孤寂铃声。
在七哥小房间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一捆捆写得密密麻麻的敦煌古建筑卡片。正是他在这十五年中，拿着长柄手电筒在黑洞里写下了这些卡片资料，为他以后在中国古建筑史研究方面另辟蹊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78年，七哥考回母校清华建筑系。他毕业后进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我也于同年考上了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从此我们有了更多的机会见面。三十多年来，我们每年都能见面。
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有这样的哥哥作为我的精神的引路人。回顾七哥的一生，其实，他也是一个充满幸福感的人。这并不是说他没有经历过什么苦难，恰恰相反，他的人生困顿、逆境与挫折，比我经历的要多得多。读过《一叶一菩提》的读者都可以从字里行间发现这一点：他的个性中有着一种极佳的自我调适结构。他的种种禀赋、性格与经验，合在一起，使他始终生活于充实之中，他是一个从来不知道空虚为何物的人，他对人生的达观态度，对生活困境的坦然，对复杂困境的应变能力，对挫折的体验中感受到人生的丰富性，对自己从事的事业的痴迷与执着，对生活与艺术中的美的敏锐捕捉能力，以及发现美的由衷欣喜之情，还有他的嫉恶如仇，他身上那种湖南人特有的坚毅刚愤与侠情义胆，都使他的人生有着比一般人更为丰富的色彩。他是一个学者，也是一个真正的侠士。
2014年1月9日
敦煌往事
这是我哥哥萧默（萧功汉）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十五年生活的回忆录。
作者196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被分配到新疆伊犁自治州的伊宁，在那个充满异国情调的边陲小城，当过建筑设计技术员与中学教员。1963年，在他的老师梁思成先生的帮助下，调到敦煌莫高窟从事建筑历史研究，在那里度过了整整十五年。他曾告诉我，他如何在那一个个黑洞洞的石窟里爬上爬下，在暗淡的手电筒光下，与古人进行着无声对话，并在数以百计的卡片上，一笔笔勾绘出壁画上的建筑形象。由于中国古代建筑都是易朽易燃的木质结构，唐代以前能保留下来的实物非常稀少，却被画师们在壁画上有意无意地记录下来了，使他有幸能从壁画中获得丰富的古代建筑信息，填补了史料的重大空白。1978年，他考回母校攻读建筑系研究生，后来成为一位有影响的建筑艺术历史与理论学者，这位建筑学博士所依据的学术资源，就源起于在敦煌十五年之所赐。不过，这本书并不是他在专业领域的学术回忆，而是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在那段特殊时期经历的真实记录。不同于有些回忆录的是，这本书并不是他的自传，关注的都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