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岂有文章觉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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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重温胡适(4)

从1942年起,胡适就开始收集世界各国关于怕老婆的故事、笑话和漫画,他发现,中国有好几百个怕老婆的故事,日本却无一个;美国、英国、斯堪的那维亚有好几百个怕老婆的故事,德国却无一个。“倘然我们做一个结论说,人类中间这一种怕老婆的低级种子,只能在民主国家里繁殖,不会产生在极权国家的土壤上,或者还不会错吧?”

除了日本和德国,还有俄国,胡适说,全世界唯此三国无怕老婆的故事。他还提到与德日同属轴心国的意大利,不过是拿来作为反例,称意大利不乏怕老婆的故事,所以他预言意大利迟早会背叛轴心国,果然,1943年9月,意大利便向盟军投降了。

有没有怕老婆的故事,有多少怕老婆的故事,便是判定一个国家民主与否、民主程度高低的标尺?“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反之,凡是没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独裁的或极权的国家。”从这“两个凡是”来看,胡适显然把问题简化了。不说其他,反躬自省,在中国,怕老婆的故事代不绝书,然而中国——无论古今——与民主的距离,相比德国、日本,孰近孰远?不论民主的结果,还是民主的基因,与怕老婆的关系,一旦上升到宏大叙事(譬如一国的政体),也许并不如胡适所预期的那么大。

有些时候,不是民主自身的问题,而是我们观察民主的视角出现了偏差。我们惯于视民主为庞然大物,殊不知民主更应该落实于个体的细微言行;我们惯于从政治的高度考量民主,殊不知民主更应该化入公民的日常生活;我们惯于宣讲“民主是个好东西”,殊不知民主只是最不坏的东西——“不坏”与“好”,意思相同,角度相异,就像你面前有半杯水,乐观主义者说:还有半杯水!悲观主义者说:只有半杯水!认为民主为好东西,那是从乐观的角度;认为民主为最不坏的东西,那是从悲观的角度,现代政治的建构,毋宁更接近后者——当然,民主首先必须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基于此,可见怕老婆与民主之间,假如有一条隐秘通道的话,其前提当为:这里的民主,不必宏大化、政治化,而是一种形而下的生活方式、日用伦理——用胡适自己的话讲,民主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胡适高谈怕老婆的故事与民主国家的关系,则属误入歧途;反倒是发生在他身上的怕老婆的故事,更易呈现民主的要义,与他对民主理念的热爱和追逐。

与蔡朝阳一样,胡适常常将“怕老婆”三字挂在嘴边。古代中国,针对女性,有“三从四德”之说,胡适将其改编为“三从四得”,压在男人头上: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有人从巴黎给他捎来十枚铜币,上面铸有“P.T.T”的字样。他顿生灵感,说这三个字母不是“怕太太”的谐音吗?于是将铜币分赠友人,作为“怕太太会”的证章。这就有些恶作剧的意思——胡适向来喜欢开玩笑,他还说,自己属兔,老婆属虎,兔子见到老虎,焉有不怕之理呢。

事实上,宣扬自己怕老婆的男人,未必是真怕。1961年5月6日,《征信新闻》(后改名《中国时报》)刊文“胡适之伪装惧内”,称胡适尊夫人江冬秀作女皇,“这是虚君,实权自在首相手中”。胡适读到这一节,哈哈大笑。

一个“怕”字,并不足以表现胡适以及许多号称怕老婆的人对老婆的真实态度。这一面源于汉语的匮乏,另一面,则是在父权主义的中国,历来男尊女卑,如今,但凡尊重女性,主张妻子与丈夫是平等的主体,便容易被扣上“怕老婆”的恶名。反之,如“怕老公”,却被视为常态,而非作为一种弊病,风行于闲人的口角。

胡适谈“怕老婆”的时代,中国正从父权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可悲的是,至今转型尚未成功——故他不免使用一种激进甚至极端的姿态,譬如拼命抬高女性的家庭和社会地位,以拨乱反正,平等男女。“怕老婆”云云,并非畏妻如虎,敬妻如神,究其实质,胡适的“怕”,第一是容忍,他一直呼吁“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第二是平等,以“怕老婆”为利器,解构男尊女卑的父权主义传统——自由与平等,都是民主的前提。

切记,胡适谈“怕老婆”的意图,在于男女平等,而非女尊男卑。一旦“怕老婆”之怕沦为对河东嘶吼的恐惧与屈服,夫与妻,如兔子与老虎,那便无关民主。以“怕”为基石的政体,不是民主,而是专制。

最后依然要申明,哪怕如胡适这样用心良苦的“怕老婆”,并不必然通往民主,同理,一个国家,怕老婆的故事再多,并不必然是民主国家。我们只能说,怕老婆如胡适、蔡朝阳者,相比那些善于欺压老婆、欺压女性与弱者的壮士,与民主的距离,则更近一米;他们更具备民主的潜质——如你所见,在胡适、蔡朝阳们的中国,民主仅仅是一种潜质。

2012年6月20日

从胡适与蒋介石的一张合影说起

胡适与蒋介石合影

胡适与蒋介石有一张着名的合影,摄于1958年4月10日。查曹伯言、季维龙编着《胡适年谱》,当天上午九点,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在南港中研院考古馆楼上发表演说,称这一职位,自朱家骅卸任以来,蒋介石请他出山,他正在病中,曾数次恳辞,后念及中研院工作者都是老朋友,深感义不容辞云云。随后,他请前来主持就职仪式的蒋介石致辞。查《蒋介石年谱》,蒋介石的讲话内容主要为发扬民族伦理道德,复兴中华历史文化等。仪式结束,二人合影。

照片之上,胡适与蒋介石并肩而坐。蒋正襟危坐,仪容严整,身体向胡适一侧微倾;胡却跷起二郎腿,谈笑风生,意气自若。这充分体现了二人的人格与性格之差异。蒋介石中年豹变,此后一贯以庄敬自律,从精神到举止,莫不合于礼法,他参与公务的照片,几乎都是正颜厉色,不苟言笑。胡适恰恰相反,他的照片,我收藏近百张,其青年时期,偏于严肃,眼中的焦灼与迷惘像时代的阴霾一样挥之不去;中年以后,不论在何种场合,与何人合影,大都神态从容,襟怀洒落,从他脸上,你可以读出什么叫清雅,什么叫坦荡,这不仅缘于年龄和阅历的增进,更缘于修为和思想的通达。

胡适与蒋介石这张合影,流布甚广。如你所见,它常被拿来与周其凤和一些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对比,以胡适的端正,暗讽周其凤的卑屈,进而批判北大——胡、周都曾担任北大校长——的堕落。这些批判能否成立呢,纵使结论无误,其批判的逻辑能否自洽?以一人而废一事,正如以一人的面相、行止而废一人,不免以偏概全。

胡适与周其凤,确有差距。除了造物的不公(胡适是美男子,周其凤如土行孙),我以为最大的差距,并不在他们与权力者的关系(若论关系,胡适与国民党当局之亲近,岂是周其凤所能比),而在他们的人格。这不是要刻意贬损周其凤,然而我们必须承认,不论是基于个人还是时代的因素,都注定了他不可能像胡适那样拥有健全的人格。这种人格,保证了胡适与任何权力者合影,都可以一脸坦然、淡定。

胡适并不孤单。他的学生傅斯年,在蒋介石面前,比他还要霸气,不仅平起平坐,高翘二郎腿,还嘴衔烟斗,说话指手画脚,当时满朝文武都在蒋介石两旁肃立,无人敢坐。

这能说明什么呢:胡适一身傲骨,不向权力者屈身?蒋介石胸襟博大,尊重知识人?无论哪个答案,显然都抬举了一张照片的历史重量。拿胡适来讲,他的性情,其实并不以傲骨见长,他留给后世的人格遗产,当是自由、理性、宽容与坚忍,也许可以加上“独立”——这与傲骨接近,不过还是不能等同。

在我看来,胡适与蒋介石并肩而坐,言笑自如,只不过在表明:这是两个正常人。就像奥巴马,可以弯腰九十度,让参观白宫的小男孩抚摸他的脑袋,这能说明小朋友勇敢么,或者奥巴马谦恭?美国人会觉得,世间事本该如此,何必过度美化。

我们不能因为跪惯了,见到一个人直立行走,便高呼英雄,望而兴叹,他只是正常人而已。胡适与蒋介石的这张合影,当作如是观。

对于胡适、蒋介石等民国人物,如今我们所陷入的误区,是神圣化,正如以前所陷入的误区,是妖魔化(说起来,坊间对周其凤亦有妖魔化之嫌,听说他在北大师生口中的名声并不差)。对妖魔化,自然要拨乱反正,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然而无论怎么反正,都该谨防过犹不及。

在神圣化与妖魔化之间,平恕之道和平常心才是治史之本。可惜,今人研究民国史,陈义过高之误,几乎无所不在,区区平常心竟成了稀世之珍。须知民国的月亮,并不比今日更圆。民国有自由、开放的一面,同样有专制、混乱的一面。胡适在蒋介石面前,谠论侃侃,直言无讳,这是事实;雷震案前后,他对蒋介石的委曲求全,被唐德刚斥为“懦弱的本性……毕露无遗”“百无一用之可怜”,被殷海光斥为“乡愿”“早年的胡适确有些光辉,晚年的胡适简直沉沦为一个世俗的人”,这何尝不是事实呢。

若你一定要赞颂胡适的傲骨,却不该以这张合影为例,倒是在合影之前,蒋介石致辞,勉励中研院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反共抗俄”“复国建国”之艰巨任务,随后胡适上台答谢,第一句话就是“总统错了”,“我们要体谅他,这是他的热情所使然”。他强调,中研院应该“为学术而学术”,恪守学术本位。对此,蒋介石气愤至极,甚至“终日抑郁,服药后方可安眠”,他写日记道,这是他“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胡适“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狂人”,以至于在胡适担任中研院院长期间,他再未踏入中研院一步。论证胡适的傲骨,这一幕无疑更具说服力了。

转念一想,这原也寻常。恪守学术本位,当是知识分子的本分,他们挺拔的脊梁,本该有这一块骨头。

2013年6月23日

从王照到胡适:天下事哪有捷径

王照(小航)曾参与戊戌变法,彼时他官居礼部主事,一折参倒该部六位堂官,震惊朝野。变法失败,他被迫流亡日本,寄身康有为、梁启超门下,然而他与康梁不是一路人,终告决裂。后来他反思变法,不仅抨击荣禄、刚毅及守旧党“皆误国者也”,还批判康梁等“亦庸医杀人者也”。

他曾述及与康有为的一段争论:“戊戌年,余与老康讲论,即言‘……我看止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迄今三十二年矣,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王照与康有为年纪相当,故称其“老康”。

这则史料,我在胡适的书中,至少读到两次。1930年10月8日,年过七十的白头老人王照访胡适不遇,留下一大包文字,想来应是《王小航先生文存》的底稿。1931年5月31日,胡适为王照的四卷文存作序,结尾便引用了这段话。

王照“三十余年拙论不离普及教育一语”:戊戌年,他主张多立学堂,以教育为新政之本;民国元年,他在上海发表《救亡以教育为主脑论》;民国十九年,他作《实心救国不暇张大其词》,依旧主张根本之计在于普及教育。这样的人,这样的精神,最对胡适胃口。因为他自身便是如此。如“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胡适一讲,同样是三十余年。

1948年3月3日,胡适复信正读大学、年轻气盛的陈之藩,再次引用了这段争论,并告诫陈“别说缓不济事,缓不应急”。

王照的同代人、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的一段回忆录,可为参照。李提摩太写过一本题为《现代教育》的小册子:“……在小册子中,我建议中国政府进行教育改革,并为此每年投入一百万两白银。对这个建议,李鸿章的答复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我说,那是‘种子钱’,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他问什么时候能见成效。‘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我回答道。‘噢!’李鸿章回答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反观现实,在我们身边,“缓不济事”、“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的话语正泛滥成灾,“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蓄,终身不得”的告诫却乏人问津,或被视为迂远之论。不要说三年,有些人,连三天都不愿等待,对他们而言,仿佛明天就是世界末日,还说什么深谋远虑、百年大计?

到底有没有时间呢,历史足以证明康有为的错误。中国的转型,确然千钧一发,迫在眉睫,然而,如今距离王照与康有为争论的年代,已经超过了百年,转型犹未完成,教育尚需普及,可见时间并非决定性因素,正如王照在三十二年后的感慨:“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

尽管在戊戌变法时期处于同一阵营,王照渐进,康有为却激进,王照主张日拱一卒,康有为却主张一步将军,他们争议的关节点,并不在时间,而在思想与行动的方式。

针对病入膏肓的中国,王照的药方是静养,康有为的药方当属猛药,如其上皇帝书所云:“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可惜药效过于刚猛,非但不能药到病除,反而加重了病情:康有为们的急躁、操切与轻浮,正是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一大缘由。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曾用五个“太”形容其兄的改革纲领:“伯兄(康有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地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他开出的药方,则与王照近似:“但竭力废八股,俾民智能开,则危崖上转石,不患不能至地。”后来他在狱中,还对谭嗣同说:“今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我辈死,中国强矣。”

历史不容假设,假如戊戌年的改革,不是由康有为、谭嗣同,而是由王照,以及更加稳健的张之洞、陈宝箴来主导、规划,朝廷能否突围,中国能否自救,谁知道呢。然而我们由此必须承认,改革与时间的关系一向十分微妙,它迫于时间的压力,却最需要时间的打磨;言必称“缓不济急”,将失败的责任推到时间头上,正是一种懒惰、懦弱的行为。

我们生活的时代,是否还需要康有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像王照这样的主张,永远不会过时;像王照这样的人物,永远不可或缺。他是做事情的人。在“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鲁迅语)的中国,做事的第一要务,当是坚忍一心,积微成着,决不能指望一步到位,一劳永逸。

王照说:天下事哪有捷径!

2013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