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扬的身上藏着代表们的出国证件，她心里非常紧张。前几天，她从上海到天津给母亲过生日时，邓颖超(周恩来的夫人)帮她做出国的准备。邓颖超借给她一件紫红色的毛衣，并把证件缝在毛衣下摆的一个角上，一旦证件被敌人发现，代表们就无法出国了。
所幸，一路都很顺利，他们平安地到达了哈尔滨。
四位代表住进了一个苏联人开办的小旅馆，李大钊带一位青年代表去投奔在哈尔滨经商的本族哥哥李景瑞。
这次出国，不可能取得军阀政府的同意，所以，他们不能办护照，必须绕过军阀张作霖部队李景瑞想方设法为他们雇了三辆马车，而且帮他们换了一些卢布，还准备了一些路上要用的必需品。
准备停当后，六位代表都集中住到小旅馆里，以便第二天一同启程。
店主虽是苏联人，却能讲一口熟练的中国话。李大钊还不放心，又向店主人了解出国要注意的事情。
店主说："你们六位同志，起码需要坐三辆马车。每辆车连车夫算在里面不能超过三个人。而且每辆车还一定得用四匹马拉。"刘清扬惊讶地问："怎么需要这么多的马来拉呢？"店主回答："你们闯出国境的时候，车子一定要跑得快；马多车轻，才能够跑得快啊！还一定要选择膘满肉肥的好马呢。你们的马车可雇妥了吗？"李大钊说："一切我都托一位亲戚办好啦。我明天天亮以前我们就动身。"店主又说："车夫必须熟悉这一带的情况。国界那没有一点隐蔽的地方，山头上的碉堡，不分昼夜有卫兵在放哨。要是他们发现有人偷渡国境，准要开枪射击的。可是内行的车夫选择的道路，卫兵是绝对瞄不准、打不中的。有时候，士兵一发现有人偷渡国境，也会派马队追赶下去，但是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很少。他们对待自己的职务也绝不是那样认真、那样忠心负责的。黑夜里天气那么冷，他们能不声张就不声张。但是你们也不能疏忽大意。闯越国境的马车一定要轻便，能一口气闯过山坡才好！"临睡觉时，店主人还叮嘱他们："你们好好休息吧！明天过国境的时候，是非常紧张的，精神上对任何不利情况都得做准备。"第二天拂晓，天还没亮，三辆马车停在小旅馆门前。
李大钊和刘清扬坐在最前面的一辆车上。四车夫就扬鞭催马，飞奔上路了。
赶了约两个小时的路，天蒙蒙亮时，正好来到国境线上。
马车在两个碉堡中间的一条路上飞奔。路上不见一棵树木，到处光秃秃的。只见碉堡上不时有人影晃来晃去。万一被碉堡上的人发现，连个藏身的地方都没有。
车夫一鞭又一鞭地抽打着正在奔跑的马。一片黎明的寂静中，马蹄敲打在石头上的声音格外清脆，格外响。
这声音，终于惊动了碉堡上的守兵。从碉堡上传来了一阵枪声。
赶路人的心情非常紧张，车夫的鞭子又快又响，车上的人都捏着一把汗。直到碉堡被远远地甩在身后，车夫才长长地舒出了一口气，手中的鞭子不再扬起，马儿也放慢了脚步，迈着均匀的步伐小跑着。
李大钊他们知道险关已过，互相对视着发出这时，旭日升起，照耀着大地。远处的一切都是那么清晰，在一片原野的尽头，现出了一座小小的房屋，那是一个小车站---是苏联的车站。站长夫妇非常热情，夫人做饭做菜，站长忙前忙后地为李大钊等人安排住处。这天晚上，客人们就都住在主人的卧室里。
从满洲里到莫斯科，他们整整走了十二天。抵达莫斯科后，刘清扬从毛衣下摆中取出白绫绸做的代表证明，上面用鲜红的字写明六位代表的姓名。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举行。这次会议有来自全世界五十多个民族的共产党代表参加，是列宁逝世后，共产国际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7月1日，李大钊化名琴华，代表中国共产党在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发言。他表示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和维护列宁主义的坚定立场和明确态度，并向共产国际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会后，李大钊除在东方大学讲学外，还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参观、访问。
李大钊特别感兴趣的是工厂附设的婴儿室。因为他一贯主张妇女走出家庭，但对如何实现儿童公育，只能停留在理论和设想阶段，没有实践的机会。
在苏联的土地上，他看到：妈妈们上班之前，把孩子送到工厂的婴儿室。孩子在婴儿室里游戏、吃饭、睡觉。下班后，母亲把孩子接回家。李大钊说："我们中国将来一定要这样做，妇女才能从家庭中解放出来！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李大钊在莫斯科附近参观了一所规模很大的孤儿院。这所孤儿院原是沙皇时代一个贵族的别墅，设备舒适，环境优雅。住在孤儿院里的孩子们，父母都在卫国战争中牺牲了。
看到会议代表来参观，老师领着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出来欢迎。
老师向孩子们介绍了代表来自哪些国家，并选择。"话音未落，孩子们手捧鲜花跑向各国的代表。一群戴红领巾的孩子向李大钊拥来。领头的一个男孩手捧一条红领巾，一个女孩手捧一束鲜花，他们把鲜花献给李大钊，又把红领巾戴到李大钊胸前。他们请李大钊担任他们的名誉队长。
临别时，这群少先队员围在李大钊身边照了一张像。李大钊对这张照片很有感情，几次拿出来给子女们讲述它的故事。可惜后来李大钊被捕时，这张照片也被敌人搜走了，从此就不见下落了。
李大钊在苏联住了四五个月，便启程回国。
回国时，他身穿一件皮大衣，扮成一个商人。车上的苏联列车检查员以为李大钊是个资本家，非要他拿出护照来检查。
李大钊坦白地告诉检查员："我没有护照。"于是，苏联检查员扣留了李大钊，严格地检查他的行李。在行里中，他发现了李大钊同苏联他拿着照片，端详着李大钊，狐疑地问："你到底是干什么的？照片上这个戴红领巾的中国人分明是你，这一伙戴红领巾的孩子又是我们苏联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李大钊微笑着对他说："我是来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因为中国反动政府不允许我们到苏联来，我是化装秘密来的，还要秘密地回去！我在莫斯科开完了会以后还参观学习了一个时期，现在要回国去了！你要是看了这张照片还不相信，我这里还有一个很好的证物！"他边说边从行李中取出共产国际送给每位代表的一只白瓷杯子，那杯子上印着列宁的肖像。检查员看到这只杯子，立刻热情地握住了李大钊的手，并送李大钊出了国境。
在从满洲里到哈尔滨的火车上，李大钊又碰上了反动巡警的检查。
一个朝鲜籍的巡警，仿佛对李大钊很了解，他对李大钊说："你的服装和你带的东西有些不相然会有人来搜查的！"说完，他就走开了。
李大钊想，他一定是在暗示自己什么。于是，李大钊立刻把一些文件拿出来销毁了，又把那张相片和瓷杯子掩藏起来。
过了一会儿，果然有几个列车警察来到车厢大肆盘查，由于李大钊已做好了准备，所以非常镇定，那些警察一无所获，李大钊顺利地过了关。回到哈尔滨，李大钊又来到了出境时的栖身处。主人问他苏联怎样，他兴奋地回答："好！好！工农当了家，中国革命非学俄国不可。"主人拿出日本人办的《盛京日报》，上面登着直系军阀政府北京卫戍司令对李大钊的通缉令，劝他："你不要回北京，还是到别处暂避一时吧。"李大钊笑了笑说："哪一个干革命的不被通缉？干革命还能怕通缉？"李大钊回到北京，又投入了新的斗争之中。
松柏耐岁寒1927年，由于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和工农群众运动的进一步高涨，严重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统治，于是帝国主义加紧与国内军阀勾结，镇压革命势力。
白色恐怖笼罩着北京城。这时，李大钊已把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旁边的旧俄兵营内。
敌人发觉国共两党的党部迁入东交民巷后，立即派出大量侦探在苏联大使馆周围严密监视。
看到环境如此险恶，许多老朋友托人带信，或亲自看望李大钊，劝他离开北京，但李大钊都拒绝了，他说："要走出北京并不难，就是工作离不开，我是不走的。"为了逮捕李大钊，敌人煞费苦心。
奉系军阀张作霖训练了一批军警，专门执行这项任务。他们被关在京师警察厅内，不许外出，以免走漏风声。
同时，张作霖派人分别与美、英、日三国公使接洽，以便取得他们同意派兵进入使馆区搜查苏联大使馆的兵营。
这些公使一贯敌视苏联，他们当即表示，俄国使馆已不享受使馆区内的权利，并称这是中国内部的治安问题，应当由中国自行处理，使团方面概不过问。
敌人还利用我们党的机关招工友的机会，派人打入机关内部，掌握了机关的一些情况。并逮捕了北京地区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李渤海。李渤海被捕后供出李大钊隐藏在苏联大使馆，还供出了其他一些共产党员的名单。
在帝国主义分子的默许和支持下，1927年4月6日清晨，数百名宪兵、警察、特务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强行进入了苏联大使馆。
这天正是清明节。上午，李大钊的夫人带小女儿出去散步了，李大钊伏在桌旁写东西。
忽然，外面传来一阵尖厉的枪声。随着一阵纷乱的喊叫声，只见许多人从低矮的围墙外跳进了院子里。
只听一声粗野的大吼："不要放走一个。"吼声未落，一群宪兵、警察、特务蜂拥而入，十几支枪口指向李大钊和他的女儿。
一个满脸横肉的特务从人群中拉出前几天被捕的工友阎振山，指着李大钊，问："你认识他吗？"阎振山摇了摇头，表示不认识。
"哼，你不认识吗？我可认识他呢！"那家伙得意地狞笑着，声嘶力竭地叫了声："给我搜！"李大钊早就做好了被逮捕的准备，敌人从他身上自然是什么也搜不出来的。
凶恶的敌人把李大钊绑起来带走了。临走时，他只是关切地看了女儿一眼，没有说一句话。
与李大钊先后被捕的，还有共产党员范鸿●0、谢伯俞、谭祖尧、杨景山，及国民党左派邓文辉、张挹兰等。
李大钊被关进了监狱。敌人使用酷刑逼供，用竹签钉进他的指甲缝，最后竟剥去了他的指甲。在敌人的淫威面前，李大钊没有说一句有损党的荣誉和革命利益的供词。
他在狱中自述中回顾了自己从事革命斗争的经历，表达了自己的信仰和抱负，宣传了反对帝国主义、改造国家的革命主张。在自述中，他把一切责任都承担起来，尽力掩护同时被捕的青年同志。
后来有人访问当时的狱卒，据他说："执行官吏受上峰指使，以种种方法，"诱导"先生(指李大钊)，使其供出同党人之行止，先生至终不说，只道我李大钊是共产党，其他同志的踪迹，概不知情。"当时一些资产阶级报纸也记载着："李大钊受审时？？态度极从容，毫不惊慌"，他"着灰布棉庭上，他"自谓平素信仰共产主义，侃侃而谈，不愧为革命志士本色。"敌人见硬的不行，又施展利诱的招术。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利用同乡关系来劝降，妄图用高官厚禄收买李大钊。
李大钊毫不容情地说："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军阀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李大钊话中带刺，杨宇霆岂能听不出来，他羞惭得无言以对，狼狈而去。
李大钊在狱中也没有停止过革命宣传。他不仅鼓舞难友的革命斗志，连看守的士兵和警官都成了他的宣传对象。
有的士兵自愿为他传送消息，成了他的"交通员"。有的警官私下说："上边的命令，我们也没法子想，像李先生这样的人，我们是十分信仰尊敬的。"备营救李大钊。李大钊得知这个消息后，极力反对，他说："我个人为革命为党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但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作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损失。"在此期间，蒋介石打密电给张作霖，主张把李大钊等人立即处决，以免后患。一些军阀说李大钊是"赤党祸根"，认为"巨魁不除，北京终久危险。"反动分子对李大钊既恨又怕，急于杀害他。
1927年4月28日上午10时，敌人的特别法庭突然开庭判决：对李大钊等人立即处以绞刑。
当天下午，李大钊等人便被押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行刑。在押解过程中，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
一个孤寂的院落里冷森森地矗立着绞刑架。即将行刑的革命者们被全副武装的军警押解进来。
面对死亡，李大钊是那样从容、镇定。他拖的尊严，第一个走上了绞刑台。
站在绞刑架下，李大钊挺直身躯，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说。
他嘲笑杀害革命者的反动分子"好像热锅里的游鱼一样，还想昏头昏脑地来演丑戏"。他慷慨激昂地说："不能因为今天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李大钊奋斗一生，直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牺牲时，他年仅3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