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看了这封信后，火冒三丈，他几下把信撕碎，摔在地上，对送信人说："不管是谁家的孩子也不该叫他的车把式打，不管是谁家的场，也不该让他的篷车随便轧坏。我没有别的话跟他说，你告诉他，叫他提防点，他在乐亭县里坏事干得太多了！"李大钊气愤地说："无耻！我饶了你，乐亭的老百姓也不饶你呀！"接着，李大钊又对家里人说："你们以为他是真的服罪了吗？没有的事，这只不过是装样子给别人看看，其实，他的话里还埋藏着伺机报复的妄想哩！他一看见比自己厉害的，就把脖子缩到脖腔里去了。一有机会，他又要出来咬人！"老岳母担心地说："这种人，啥事都干得出来，惹他做啥？他将来一定会报复的！"李大钊义正词严地回答："不管是哪一个，只要他干对众人不利的事，我就一定要制止的！哪怕是比孟养泉更凶恶的人，我也绝不退缩。要是什么都怕沾到自己头上，那只好啥事都不管，那哪儿行呢？跟这种人是绝不能善罢干休的！"李大钊的立场始终站在人民一边，为人民的利益，同恶势力进行斗争，从不畏惧，从不退缩。
播火者和斗士李大钊不仅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之一。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后，1920年9月，李大钊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有了这个组织，各种革命活动开始走上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轨道。革命知识分子更加注重从事实际的工人运动，反对空谈，活动内容从主要进行一般民主主义常识的宣传，改变为着重对工人进行阶级教育，有了更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
1920年的十月革命节，向工人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通俗小报《劳动音》创刊了。这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周刊，出版刊物的目的是提高工人的觉悟、促进工人的团结，指导工人运动。
《劳动音》出版后，受到工人群众的欢迎，很快在长辛店等地的工人中广泛流传开来。
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劳动音》非常注意马列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在第一期中就批判了一些知识分子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缺点。批评他们"只向知识阶级作"学理"的宣传，而不向无产阶级作实际的运动，结果还只是空谈！"并且明确指出，今后的劳动运动，一方面要加强社会主义的宣传；另一方面"更要积极从事于实际的运动---教育与组织---得寸进寸，得尺进尺，如此作去，五年十年，二十年以后，也许见着我们希望中的效果，若空谈，只是偷懒，只是自杀。"在李大钊领导下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不仅这样宣传，也是这样去身体力行的。
1920年冬天，为了更好地宣传和组织工人，他们决定在长辛店创办一所劳动补习学校。1921年元旦，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了。
还派了"常驻教员"。
年轻的教员们抛开舒适的学习环境，来到长辛店，挤在一间小屋里居住，连点灯用的油瓶都是从工人家里借来的。
每个人一个月发七元生活费，吃饭用去三元钱，他们用省下的几元钱买来茶叶、糖果，招待工人们。
他们的举动感动了质朴的工人。工人把他们看做自己人，积极地到补习学校来听教员讲课，遇到什么难解的问题也来找教员交谈。1921年5月1日，长辛店工会成立。长辛店工会是我国最早的现代工会之一，是京汉铁路工会由北向南发展的起点。
在李大钊领导下，工人运动迅速发展，郑州等地也先后办起了工人补习学校。
李大钊也亲自到郑州等地视察和指导工人运动。
1921年3月的一天，学校教员对来学习的工个大员要和你们见面。"工人们都很好奇，纷纷问这位大员叫什么名字。
教员说："不要问名字，叫他李先生。"有个工人与教员关系很好，知道当时从事革命活动是要冒生命危险的，所以教员要为来人的身分保密，就背着人悄悄地向教员打听。教员说："我告诉你，可别对别人讲，这个先生叫李大钊。"第二天，李大钊来到学校。他头戴黑礼帽，身穿夹长袍，一同工人见面就亲切地说："职工们都好啊！"他勉励工人说："你们要好好学文化、学技术。你们工人可不矮呀，工人够上天那么高呀！"他边说，边在黑板上写了个"工"字，随即又在"工"字下面添了个"人"字，说："你们看，"工""人"合在一起就是"天"。你们好好学习吧，好好努力，工人的前途远大得很呢！"这种讲法很新鲜，工人们听了都很兴奋。望同胞，两万万男子，两万万女子，要并肩前进，将来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好的中国。"李大钊的话使工人倍受鼓舞，他走后不久，郑州铁路工人就组织了工人俱乐部。
与此同时，李大钊还领导了北京八所大学的索薪斗争。
1921年初夏的一个晚上，李大钊一家人围坐在八仙桌前正要吃饭，夫人抱怨说："差不多快一年了，月月都欠薪，搞得人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每月大学里发的那点薪水，你又不如数拿回家来，再这样下去，家里就开不起锅了！"看看桌上摆的那盘臭咸鱼，和孩子们面前的那碗高粱米粥。李大钊沉痛地说："我们要是老有这样的饭菜吃，那太叫人满足了。你还不知道呢，大学里的职员们，每月收入那点点薪水，哪儿够一家老小充饥呀！现在军阀把持政权，净想争地盘，哪里还顾得上教育经费！职员们现在恐怕连口稀粥也喝不上了！"刚吃完饭，家里的电话铃响了。李大钊起身去接电话。他的脸格外严肃，只听他坚定地说："准备好了！一切都准备好了！明天七点钟以前我到学校里来。"见李大钊放下电话，夫人才担心地问："是不是明天就去？"李大钊毫不迟疑地说："当然要去！我憋了一肚子的话，想要跟那些家伙们讲讲道理。"夫人说："跟他们能讲出个什么道理呀？人家大权在握，想咋摆布就咋摆布！我看还是不去妥当些。"李大钊看了看妻子，他懂得妻子是在为自己担忧，但这是原则问题，他绝不能表现出畏惧。于是他斩钉截铁地说："一定要去的。难道我们就让他们这样摆布下去吗？他们不讲道理，我们只有反抗，把请愿变成示威！我们要质问这些坏蛋，他们到底把办教育的经费搞到哪里去了！如果这些狗豺们不肯出面，我们的请愿书也已经写好了，第二天下午，李大钊的夫人告诉孩子们："刚才北京大学来了一位伯伯，他说今天你爹到新华门前请愿去了。靳云鹏居然下令，叫卫兵用枪刺子戳散各校代表，听说有很多代表受了伤，不知你爹现在怎么样了。那位伯伯又到新华门前探听消息去了。"孩子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跑到胡同口去张望，他们盼望爹爹平安归来。可是等了很久，也不见爹爹的影踪，只好闷闷地回到家里。
这时，家里又来了一位客人，正在向李大钊的夫人讲他亲眼看到的情况。
只听他说："守常(李大钊的字)看见卫兵行凶，挺身向卫兵冲了上去，他的脑门被枪刺戳破了！我们雇了一辆人力车，把他搀扶到车子上，送到顺治门里首善医院去了。"夫人马上又问："医生检查过了吗？现在他怎样了？"来人说："没什么，放心吧！医生说是由于过当晚，全家人惦念李大钊的安危，一夜都没有睡好觉。
第二天一大早，全家人正准备去医院探视，李大钊头缠绷带，走进家来。
全家人喜出望外，围上去问长问短。
李大钊气愤地说："这些卖国军人们，他们哪里拿我们老百姓当人看呀！好像我们中国就是一个屠宰场，他们可以任意宰割鱼肉我们。这些豺狼们，只知道啃我们的骨头，喝我们的血，哪里还管什么教育不教育呢？可是，群众的激愤用武力是压制不住的，他们越压制，群众就觉醒得越快。"接着，他又向家人详细地讲述了请愿的经过。那天，八校教职员索薪团共派了三十名代表，去新华门总统府请愿。当时任总统的徐世昌正在总统府召开国务会议，拒绝会见代表。代表团就把事先写好的请愿书递进总统府。据说徐世昌看了请愿书后，脸气得煞白，一言不发，就把请愿他把请愿书摔到地上，恶狠狠地叫道："这还行？卫兵们，打！"于是，早已持枪荷弹的士兵们就把刀枪对准了手无寸铁的请愿团。
请愿团的代表们立刻受了伤，有一位先生左眼角被打伤，鲜血淋漓，伤势很重。见到这种惨状，李大钊忍不住挺身而出，向在场的群众揭露反动政府的卑劣行径。本来他已受了伤，加上心情太激愤，讲着讲着，眼前一黑，他就摔倒在总统府门前的影壁下，不省人事了。其他代表一看情况不好，急忙把李大钊送到了医院。
过了一会儿，有人拍打着门环敲门，两位先生急匆匆地走进李大钊的家。
他们见到李大钊才如释重负地说："好极了，原来你已经回来了！我们一大早就雇了一辆汽车到医院接你，没想到扑了一个空。"其中一位先生劝李大钊："守常，听说外面风声很紧，卖国政府正要逮捕这次请愿的首脑呢！快随我们到那里避避风头吧！走，我们送你去！"李大钊听后毫无惧色，理直气壮地说："怕什么？他们欠下我们的钱不还，反倒要打我们，他们有什么道理呀？要是卖国政府果真传我，我倒有讲理的好机会了，可以当面和他们说说理。让他们来抓好了，看我痛痛快快骂他们一顿。"无论来人怎样劝说，李大钊坚决不肯走。随后，李大钊夹起他的黑色大皮包，又到女高师上课去了。
这次请愿，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李大钊亲自参加了这场斗争，毫不畏惧地领导群众同反动的军阀政府进行斗争。
奔赴苏联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1923年底，孙中山完成了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1924年1月20日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大钊身为共产党员，被孙中山亲自指派为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由于李大钊具有广博的学识，透彻的见地和坦诚的态度，孙中山对他极为倚重。会后，回到北京，李大钊担负起了国共两党在整个北方的领导责任。
李大钊的担子更重了，工作也更紧张了。他女儿回忆说："父亲这次回来，好像有了什么新的任务。一回到北京，他就把全副精力投入工作，忙得废寝忘餐。有很多青年男女，天天来找他。
他们在我家外院的书房里，常常是一直谈到深夜一两点钟才散去。"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方的工农群众运动迅速发展起来。
正在这时(1924年5月)，张国焘被军阀政府逮捕了。他向敌人出卖了李大钊及其他共产党的领导人。军阀政府内务部以"提倡共产主义，意图紊乱，殊属胆玩不法"的"罪名"，下令通缉李大钊。
李大钊不得不回到昌黎五峰山避难。
当时，还不到盛夏，来五峰山避暑游览的人很少，李大钊每天在祠堂里看书、写文章。
一天黄昏，李大钊正站在屋前眺望远山。忽然见到远处有两个人影向这里走来。李大钊机警地躲到树后观察动静。
两人越走越近，李大钊看清走在前面的是外甥，走在后面的是一位同志。他才从树后迎了出来。
李大钊让儿子和外甥出去放哨，说："要是有孩子们出去后，李大钊对这个同志说："你打扮成这种样子，叫我差一点认不出来呢！我走后北京的情况怎样？你一定先到我家去了吧？"这位同志向李大钊汇报了北京的工作情况，又说："这地方真僻静，要是自己来，我还找不到呢！"李大钊笑笑说："要是敌人到这里来抓人，只要我们往后面的松林里一转，管叫他们又得扑个空！"这位同志向李大钊传达了党中央的紧急通知："派李大钊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接着他又掏出一封信，笑着说："这是大嫂托我给你带来的一封信。好啦，我的任务完成了！我今晚还要乘车回北京呢！"送走客人，李大钊拆开了妻子的来信，才知道他离家的当天晚上，敌人就到家里来捕人，扑了个空，扫兴而回。第二天，全家回到乐亭老家，妻子很为李大钊担忧，李大钊很理解妻子，于是他给妻子写了一封长信。
在信中，李大钊告诉妻子，今后他再没有空闲的时间照顾家庭了，鼓励妻子坚强起来，不要为生活而焦急，应当振作精神抚养和教育子女。
这封信最后写道："目前统治者的这种猖狂行为，只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满北京，看那时的天下，竟是谁人的天下！"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李大钊把信交给儿子，告别了家乡，回到北京，准备去苏联。
在北京，李大钊与同行的其他代表会面，商量出国的办法。同去的还有五位代表：工人领袖、中央委员王荷波，工人代表姚作民，妇女代表刘清扬，青年代表彭泽湘、卜士奇。罗章龙也是代表之一，但他是后去的。
为安全出境，李大钊派两位青年代表先出发，去哈尔滨与党的秘密机关接洽，做出国的准备工当晚，李大钊同另外三位代表坐硬座客车出发。
四个人坐在同一车厢中，却装作互不相识的样子，谁也不理谁，免得一个发生意外后会株连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