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我们开始在马德里奇工厂里安装那些卷帘。他们把我们的东西放在一个又小又黑的房间里，里面有一张瘸腿桌子和一个破板条箱放我们的工具和存货。我们没有拿到的一件重要东西就是钱，甚至连最初谈好的三分之一的订金都没拿到。然而这种令人难过的事实对于执行订货却没有任何影响。那位经理在一开始说得好好的，但是后来却变了腔调，特别是在我们把所有材料都收集齐了以后。他一面催促我们快干活，一面要求干出的活儿的质量要超出一般的标准。我们注意到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一涉及钱的事情，他就变得好像忙得不得了。“所有的一切都将毫无问题，只要你们干完了这些活儿。”他总是这么说。
马塞尔以为这位经理先生是一个诚实的德国人。但是有些人告诉我们他其实是个德国犹太人。当这些活干完的时候，一切就真相大白了，但是那时已经为时太晚。我们从早到晚，像奴隶一样苦干了三个星期，我们付出的努力和时间甚至超过了他们指望一般犹太工人所能做到的。我们强迫着自己没有休息，毫不惜力……但是付出的这一切却什么也没有得到！我们遇到了许多事先没有预料到的技术难题必须克服；我们由于没有经验而产生了许多困难，我们经常面对绝望的时刻；我们甚至忽略了那些本来应该是我们的主要靠山的个人订货，饥饿的幽灵开始变成我们的常客。
由于能够搞到的钱越来越少，马塞尔不得不想方设法减少开销。他发现如果我们把纸横着裁比竖着裁能够节约很多纸；那样我们就可以不去覆盖窗户高度以外的空间了。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在实验的那天晚上，那位经理先生和一些其他官员来检查我们这项革命性的发明在空袭期间的遮光效果，可是这时大楼的灯光却好像这些帘子都被卷起来似的大放光明。情况表明，这种黑纸出于本性抵制这种裁纸方法的改变，拒绝按照马塞尔的愿望和灯火管制规定的要求平展展地待着。那些板条都向里卷，这样在卷帘的底部就留下了一条几厘米宽的空间。我们的任何说明和解释都丝毫不起作用。这个实验检查团的成员中，没有一个人相信这种质地精良、十分昂贵的纸会有这么一种往里卷的倾向。在和经理先生进行过一场唇枪舌剑的辩论之后，马塞尔屈服了，他保证我会把所有的问题解决掉。当然，应付的工钱都扣住没给，要到我们完成了补救工作以后再谈。
事后证明，要完成这项改进工作，远比马塞尔向那位明察秋毫的经理和他的下属们所说的要复杂得多。我得重新剪下每一个卷帘，把它翻个个儿，加长，并且重新粘好。如果新做一个只会更容易一些，但是我们毫无选择，因为我们既没有纸也没有钱了。从开始进行补救工作以来，已经过去了三个星期，我每天总是在宵禁之前几分钟才回到家里，这时候发现所有的人都睡着了。我打开厨房的食品橱，发现除去有两只瘦弱的蟑螂之外，食品橱里完全是空空如也。它们肯定已经和我一样饥饿难当了，因为在那儿既找不到面包屑，也找不到土豆皮或一星半点的饲料甜菜。我觉得我饿得直叫着要吃洗衣粉，但是连装洗衣粉的小桶也是空空的。母亲醒过来，担心地问是谁在那儿搅得四邻不安。
“是我，妈妈。我简直要饿死了、累死了。有什么可吃的东西吗？”
“我们也是空着肚子上床睡觉的。去睡吧，也许明天事情会好起来。不要浪费蜡烛了，那是咱们的最后一支蜡烛。今天我什么东西也没能带回家来。那个管事儿的把我从咱们的店里赶出来了，不允许我回去拿任何东西。就是这么回事：我一直预料会有这么倒霉的一天的，现在这一天已经来了。他们付给你们什么东西了吗？这件事会怎么收场呢？”她轻轻地悲叹一声，默默地哭泣着。
“哦，这件事就要收场了！”我一边说着一边吹灭了蜡烛，让黑暗加速未来的到来。母亲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我的话，这时一阵震耳欲聋的敲门声打破了可怕的寂静。“是谁呀？”我问道，以便拖延一些时间。我知道，即使你有十把锁也挡不住夜晚的来访者。他们的来访从来不是什么吉兆。
“警察！”门外犹太警察的声音在吼叫，他们总是搞这种夜间袭击，随身带着皮鞭和黑名单。随着这声吼叫，我听见受惊的家人光脚在黑暗中噼里啪啦寻找逃路的声音。他们碰得东西七零八落地掉下来，他们都堵在了门口，根本别想出去。“我要——”我还没有说完，母亲的一只手就捂住了我的嘴，她悄声说道：“他们是来检查身份证的。”我还想说点什么，但是她把我推倒，让我躲到床底下。就在我爬进这个未必起作用的藏身之所的时候，我的前额上被什么人敲击了一下。当我肚皮贴地向前爬的时候，我又挨了另外一击；马塞尔已经在床底下了，他抱怨我打了他的头。
我们听见一把钥匙在锁头里转动的声音，还有房门吱嘎一声打开的声音。一道手电光从我的脸上划过，在地板上晃来晃去，一双擦得雪亮的靴子走到我们藏身处附近时停住了，手电筒光也一下停在靴子尖上。还没有等那个警察说出他这次出人意料的造访的目的，没等我有时间和马塞尔琢磨出什么办法使我们能从这次最危险的搜捕中脱身，这时我突然感到迫切地要说出一个秘密。对这个秘密我曾经庄严地握手，发誓要永远保守下去，绝不泄露。我开始说：“马塞尔，你记得吗……”但是我的舌头在嘴里僵住了，我无法继续说下去。这个秘密与齐格?马赫勒有关系，他因为一条腿受伤，已经和我们在一起待了几个月，母亲曾经给他治那条腿。福斯卡、约胡达和波尔德克每周来看望他几次，我们总是悄声说话，所以马塞尔听不见。齐格有一次在遭遇德国人的时候被枪打中了膝盖，所以他不得不隐藏起来。和这四个人一起，我们属于一个阿基瓦地下五人小组。我的工作是伪造各种文件和官方印章。很显然，我们被人出卖了，他们是来把我永远地带走的。我想要告诉马塞尔，他的使命就是为他英雄哥哥的牺牲报仇。
但是在这紧张的气氛里，我还没有来得及说出我的秘密，随后事情的发展表明，这次警察对我们的造访却完全是为了另一回事。“你们窗户上有过一个书法绘画的广告。那个画广告的人还活着吗？”从他的声音听来似乎并没有什么恶意，但是我母亲怕其中有诈，所以举棋不定，不知该回答“是”还是“否”。最后，在隔了似乎是无限漫长的几秒钟之后，她才敢说：“他还活着。怎么回事？”我的心在怦怦直跳，我想象得出我母亲也是如此。“塞皮西局长正在找一个搞书法绘画的人。告诉他明天带着他的工具到秘书处报到。”那个警察也没有再费事道一声晚安，就扬长而去，他的任务完成了。在经过这番打搅之后，那一晚我们再也无法合上眼睛，我们也无法停止彼此把自己的推测说出来。
“这事儿会怎么样呢？”爸爸问道，好像他指望我们能知道那个德国人的心思似的。“可能是有人给你告密了，因为你的一个广告上有错误。”马塞尔说道，他想要吓唬我，“这可能又是一个你的‘干完了，把活儿送去了，什么钱也没给’的主顾。”母亲说：“我认为这是个好兆头。你就要在就业局找到工作了，你就要有绝对安全保障了，会有好报酬和好多吃的东西。在那儿工作的人随便哪个都能一个人吃一整个面包。我有一种感觉，今天咱们得到了一些好消息，因为我做了一个梦。”像通常一样，她总是试图看到事物美好的一面，而这时我却在发愁：他们不应该一味地要求我干一些根本做不到的事儿。
“你跟那个局长说话的时候，你应该主动向他提出半价卖给他一些卷帘。我会给你佣金的。”马塞尔开玩笑说。也许他正在重新点燃他的商业灵感。伊祖提出了另一个建议：“如果你的工作量太大干不完，告诉他们，我能够帮助你剪那些字母，还能裁纸。”
这一夜充满了他们的这些预言、建议和推测，直到天明。第二天早晨，我收拾我的工具，发现有一半工具不是丢了就是损坏了。几支秃笔被干结的胶水粘在了一起；圆规被人掰弯了；马塞尔把放螺丝钉和我钢笔的地方告诉我，我发现它们和钳子、破锤子以及各式各样的钉子、螺丝混放在一起；伊祖曾经拿我的彩色铅笔做游戏。一些钢笔的笔尖还算状态良好，一些成管的水彩颜料也还可用，其他可用的东西包括一块橡皮、半瓶黑墨水，还有那块布满了霉点的绘图板，就是在这块板子上，马塞尔曾经打算用质量极差的甜菜给大家做蛋糕，不过没有成功。
我按照约定七点钟到达了，满心指望会成为队伍中的第一个。可是天呀，办公室里已经开足马力地干上了；外面，成群结队的苦力正在被装上一队卡车。每天早上，这些工人都被派到军队医院和兵营里去打扫厕所，收集成堆的爬满跳蚤的衣服送去消毒，洗刷地板，铺设铁轨，把材料拖运到建筑工地，去干诸如此类的低下笨重的奴隶活儿。
纳粹的法律规定，所有持有身份证和出入证的犹太人每周必须参加一天的强制性劳动才能活命。然而有些人有办法雇个替身代替他们干上十二个小时的活，以免去那些打骂，而替身们仅为换取那些稀汤和偶尔才能得到的一片面包。
当我走近就业局的时候，立刻被从四面八方拥过来的那些急于取代我工作的替身们包围住了。“先生，今天他们提供的工作是在采石场开石头。那不是您干的活儿。只要您把您的身份证给我，我会把一切安排好的。”其中一个人热情地抓住我的衬衣要挽救我，他催促道：“你愿意让我代替你的位置吗？ 你知道，那个死亡天使汉斯来要一些人，我碰巧认识他。那个杂种就喜欢绞死犹太人。努，只要你把你的身份证给我就行了。等我在那上面盖好所有的公章，把它还给你的时候你再付钱。”
“多谢了。我接到邀请去和局长谈一项特殊的工作，”我一边说，一边指了指我的工具箱和制图板。这引起了他们的怀疑，他们目光中带着恐惧散开了，好像我染上了一种危险的疾病。
局长的秘书正在等着我。她只是问了问我能不能写哥特体字母，会不会画地图。我按照母亲教给我的，对所有的问题都回答说：“Jawohl(德语：是)。”如果我回答错了，我总能够道歉；无论如何，我不会失去什么。那位秘书给了我两张纸条，她说：“这张是允许你离开犹太人聚居区的通行证。另一张是给墙外面的德国警察的介绍信，在那儿他们会安排你的工作。”
在派出所，那位警察局局长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的讲话，我听了半天也没怎么听明白。每次他停顿的时候，我都站在那儿显出一副专心致志毕恭毕敬的样子，说道：“ J a wohl(德语：是)。”听完了这番徒有形式的指示之后，有人给我拿来一些卡片纸做的文件夹，让我按照一份目录把一些题词抄写在这些文件夹上。我开始工作了，却发现要让自己的双手不发抖真是难乎其难，我竭力保持手中的钢笔不哆嗦。墨水瓶里的墨水已经变得太黏稠了，橡皮擦也相当脏。警察局局长招来了他的助手，他们俩都说：“Allesin Ordnung”——“干得不错。”他们把我安顿在一间紧靠水房的小房间里，根据地板上留下的一些痕迹判断，这里曾有过一个浴缸。小房间里配有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大堆文件，我也要把这些文件一一写上标题和号码。
将近黄昏的时候，局长的助手来检查我的工作，他突然偷偷摸摸地从衣兜里拿出一个用报纸包着的纸包。他把那个纸包放在桌边上，告诉我那是给我的，但是我必须赶快把它藏起来，不要让任何人看到它。我在回家的路上打开那个纸包，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显然那是那个军官的早餐，它包括四片白面包，上面涂着厚厚的奶油，点缀着油腻的黄澄澄的奶酪。我不得不克服了那种急切地想要至少品尝一些碎屑以及享受一下子存在于我记忆里的美味的渴望。为了避免经受不住这种诱惑，我尽快跑回家去。
全家人迎接我就好像欢迎一位从前线凯旋归来的英雄。而我则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向他们叙述我这一天从头到尾遇到的所有事情。在通常可怜的晚饭时间过后，我把我带回来的那个纸包放在桌上，慢吞吞地把它打开。这时，蜡烛的光辉一下子把那些宝贵的奶油面包和奶酪展现在全家人的面前，我把面包和奶酪分成了均等的一份份的。我们开始津津有味地大吃起来，我们细细咀嚼反复体味着每一口美味。不由得回忆起战前我们吃过的各种食物。妈妈提醒我，那个时候我不喜欢炖牛肉，还责怪马塞尔那时候讨厌喝土豆汤，伊祖根本拒绝吃李脯布丁。而那时候爸爸向来不是抱怨汤太咸就是抱怨肉不够嫩。
“眼下你们的表现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好啦，好日子会回来的，不过你们得先学会少吵吵嚷嚷的抱怨，那样的话，你们会看见好日子的！”她断定。
给警察局的文件写上装饰性的标题，是一项对于战争来说很重要的工作，我在完成了这项任务之后，开始做门上的标牌，这些标牌指出这栋楼里每个房间的功能作用。我对于标牌上的官方重要性给予特殊注意：例如，“司令官”在第一行，姓名和军衔在第二行，而接见时间在第三行。不可忽略红边儿，它的粗细要随着字母的大小来增减。
在当了一个星期的书法家以后，我能够看到地平线上的一些光亮了。说实话，我并没有得到什么工钱，因为对于我们这些可有可无的犹太人，德国人认为你哪怕是干技艺最高超的工作都是一文不值，但是我每天都带回家一些好吃的东西，这多亏那位好心肠的副官。他是一个怪人，我对于他的事情根本一无所知。我的通行证过期了以后，他私下给我开了一份为期整整一年的正式工作批准书！在那个时候，它使我高兴地想到他相信战争将延续那么久，他的批准书使我能得到一份身份证……而实际上战争的结束在四年以后才终于来到。
由于有了合法身份，我在我们家的大门上贴了一个门牌，是用我所能写出的最漂亮的哥特式印刷体写成。这个门牌宣布：约瑟夫?鲍，受雇于德国警方的书法绘画艺术家。现在我有权得到官方批准的食品配给，那种担心我会被作为一个非法居住者驱逐出境的事情已经成了过去。马塞尔也设法为他自己搞到了一份一模一样的救命证书。既然他哥哥受雇于德国警察，不能继续修理那些灯火管制卷帘，那他本人就不得不去干这项工作，于是这项工作使他得到了一份工作批准证书和身份证。
[德文：约瑟夫·鲍 书法绘画艺术家受雇于德国警方]
于是，一些谣言开始流传，说是官方在发放各种证件上变得比较宽松了，甚至宽松到包括从别的犹太人聚居区来的逃亡者以及一些年老、有病和失业的人都可以得到。这种黄色身份证的激增并不是一个好兆头。
一天，那个副官走进我的房间，他在桌上通常放食物纸包的地方摊开了一张犹太人聚居区和周围地区的地图。聚居区的围墙用一条黑边标出，沿着墙外画着一些稀奇古怪的圆圈、方块和三角，里面都填有数字。他问我，我能不能把这张地图放大成四倍大小，并且在明天中午交出十份副本。我答应了，但是前提是我能够把工作带回家去做，因为家里有一张大一些的桌子和一个制图架。如果我要在限期之前完成任务，我就得干一个通宵外加明天一个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