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竞底精神
精神是人的意志、意识和心理状态。
竞底精神特别用于衡量：一个人能承受多大的竞底压力，能对别人施加多大的竞底压力，敢冒多大的风险。因此，竞底精神也可称为竞底意志。
直白地说，竞底精神代表着一个人的心有多狠：
1、对自己的狠。这种“狠”体现在对内竞底上，对应于《厚黑学》中的“厚”，即能否要求自己对一切不可忍之事忍耐；
2、对他人的狠。这种“狠”体现在对外竞底上，对应于《厚黑学》中的“黑”，即对他人能否下得了狠心，下得了黑手。
3、对风险的承受。从广义上讲，这种承受也可归结为对内竞底，因为巨大的风险会让人坐卧不宁，而这需要极强的忍耐性。
对内竞底的精神尤其体现在面对困境的时刻：
那些能够决绝地、义无反顾地面对异常艰难的困境，并不为困难压倒的人，拥有坚强的对内竞底精神；
而那些面对一般困难，即借故逃避，固守不前，对内竞底精神则相当贫弱。
在这种时刻，竞底精神就直接表现为忍耐。
由于数千年的竞底熏陶，中国的忍耐文化得到极大发展和沉淀。中国人关于忍耐，有众多的说法：
退一步海阔天空、忍字头上一把刀、退而求其次、小不忍则乱大谋；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逆来顺受、能忍自安、船到桥头自然直、君子有容人之量；
君子不念旧恶、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守得云开日月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百忍成金；
……
爱因斯坦曾两次短期访问中国，他在旅行日记中，谈到对中国的印象：
“在外表上，中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但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儿童福利的要求低微，他们要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天真，但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每天5美分的工资，天天敲石子，他们似乎驽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他们好像是受折磨的、驽钝的、不开化的民族，而同他们国家的伟大文明的过去好像毫无关系。他们是纯朴的劳动者……在劳动，在呻吟中，并且是顽强的民族。”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国人的性格》中写道：
“没有比中国人的忍耐力更让欧洲人吃惊的了…我在中国期间，有几百万人死于饥荒，有的人还会为了几块钱卖掉自己的孩子，让他们给别人去当奴婢，如果拿不到这笔钱，他们甚至会杀死自己的孩子…贪心是我认为的中国人最大的缺点，生活艰苦，挣钱不易，为了得到金钱，除了极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以外，很多人都贪污或者犯罪，有时仅仅为了几分钱，几乎所有苦力阶层的人都会甘愿冒生命危险。”
英国人麦高温说：“一个中国人，不管他的社会地位如何，不管他是商人、苦力、匠人，还是工人，他都给人一个这样深刻的印象，在他粗鲁和缺少教养的外表背后，有着强壮的身体以及极强的忍耐力…中国人能迅速适应任何环境…中国人能够忍受各种各样的苦难，也正是由于这种斯巴达式的忍耐和坚强，他们年复一年地靠着很少的粮食生活，像奴隶一样干着繁重的一层不变的工作，而没有一天的休息…特别要提出的是中国妇女的坚强并不输给男人，她们承受着痛苦和悲哀，承担着家庭生活的重任，却没有一句的怨言。”
可以说，忍耐和竞底，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正因为中国下层百姓无止境的忍耐，才使得竞底者可以恣意将他们打到底线；同时，也正因为百姓长期被迫生存在底线状态，他们又不得不练就出一身过硬的忍耐功夫。
中国人在无穷忍耐的同时，常常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等漂亮的口号来激励自己，渴望通过异于常人的忍耐，往上爬到竞底者的地位，获得将他人打到底线的权利，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从奴隶到将军”、“多年的媳妇熬成婆”。
案例：柳传志的“折腾”人才观及忍耐成才
联想的柳传志有个观点：人才是利润最高的商品，能够经营好人才的企业，才是最终的大赢家。他的这种理念，和当年唐太宗的“天下英雄尽入我磬中矣”，所代表的意思非常相似，只是气魄小了许多。因此，从好听的一方面说，柳传志的人才观象唐太宗那么英明；从难听的一方面说，柳传志的人才观，比当代社会整整落后了一千多年。
但这种理念在中国商界却广为流传，奉为经典。
这样的人才观，表明柳传志本能地把自己当作统治者、竞底者，而把人才当成工具。什么叫经营好人才？就是要把人才的可用性，最大程度地压榨出来。这和任正非的“拧毛巾哲学”、郭台铭的“血尿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拧毛巾哲学”要求将毛巾的最后一滴水拧干，“血尿哲学”希望手下不到血尿程度，工作还有潜力可挖。
当然，以上这些观念，都意味着竞底。
其实柳传志的这种观念，和山西黑煤窑使用劳工并没有两样。黑煤窑倾向于雇用身强力壮、驯服听话的劳动力，因为这样的人最经得起井下高强度劳动的折腾，也最能出活，也能经营得最好。
实际上在商界，柳传志就以喜欢折腾出名，他有句名言：人才是折腾出来的，折腾是检验人才的唯一标准。
有个故事说他当年的潜在接班人杨元庆，被他当着大家的面狠狠地骂了一通，杨元庆被骂得哭了（唉，杨元庆的竞底精神多么脆弱，真为联想的未来捏把汗）。他第二天给杨元庆写了封信，这封私人信件后来流传到了网上：
（你）只有把自己锻炼成火鸡那么大，小鸡才肯承认你比它大；当你真像鸵鸟那么大时，小鸡才会心服。这封信翻译成竞底语言则是：只有你的竞底实力非常大于下属时，你手下的被竞底者才会承认你比他们大；而只有你的竞底实力远远大于下属时，他们才会对你心服。（柳传志的这个思想，正符合竞底落差理论，在下面小节中将专门分析。）
柳传志靠着这种竞底功夫，将联想带成了国际企业，这表明竞底战略在中国有很深广的成功基础。有些读者读到这里，可能会认为柳传志的方法非常适合中国现实，值得发扬光大，那么恭喜你，你具有一个竞底者所必须的“成者王候败者寇”的思想，在你看来，成功高于一切，而手段和方法都是为成功服务的。
话说回来，我们不知道，比尔盖茨找他的校友巴尔默来做微软总裁时，是否也像柳传志折腾杨元庆那样，好好地、反复地折腾了一阵子。但可以肯定的是，比尔盖茨绝对不是由于巴尔默抗“折腾”能力很强，有极高的忍耐功夫，而聘请他做微软总裁的。否则比尔盖茨应该到中国来找微软的全球总裁，到华为、黑煤窑、联想去找总裁，因为那些人的忍耐功夫，远远胜过美国人。
我们也可以对照来看看IBM董事长小沃森的人才观，他说：“我对IBM的最大贡献是我能够挑选一些年富力强、极富才华的人，并通过劝说、赔礼道歉、奖金刺激、演讲鼓励、当他们生病或出事故时和他们的妻子聊天……以及用尽各种我能够使用的方法，使他们相信我是个宽宏大量的人。”
对于忍耐，中国学者林语堂在上个世纪认为：
“忍耐、无可无不可、老滑俏皮是中国人三大恶劣而重要的德性。忍耐的特性为民族谋适合环境之结果，那里人口稠密，经济压迫使人民无盘旋之余地，尤其是家族制度的结果。家庭乃为中国社会之雏形……中国人之忍耐盖世无双，中国人把忍耐看作崇高的德行，我们有句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训练此种德行的最好学校是一个大家庭，那儿有一大群媳妇舅子内嵌执绋，老子和儿子朝夕复习，这种德行极力互相容忍……
“中国人民曾忍受暴君、虐政、无政府种种惨痛，远过于西方人所能忍受者，且颇有视此等痛苦为“自然法则”之意，即中国人所谓天意也。”
民众这种超强的忍耐力，所结出的硕果是“（民国期间）四川省一部分税赋预征已达三十年之久，人民除了暗中诅咒，未见有任何有力之反抗。若以基督徒的忍耐与中国人做一比较，不啻唐突了中国人。”
“税赋预征已达三十年之久”，这样的底线实在太骇人听闻了！蒋介石政权不垮台，实在是天理难容啊！
而中国的积弱积贫，和中国人无原则的忍耐，自然有密切的逻辑关联。
案例：评任正非在2008年对华为优秀党员的训话
林语堂曾说：“无可无不可之品性，大部分缘于个人自由缺乏法律保障，而法律复无宪法之监督与保证。”
他又举了两个例子，说西方母亲教育孩子“仰昂你的头颅，爽爽直直回答人家的问话”；而中国母亲总是千叮万嘱地告诫儿子“少管闲事，切莫干预公众的事情。”
林语堂在上个世纪痛斥中国人劣根性的这些话，我们可以在21世纪中国最先进的高科技企业中找到。任正非在2008年对华为的优秀党员的训话时说：
“我们一定要有点忍耐。我为什么有点担心呢？担心社会可能不忍耐。如果社会不能忍耐，出了乱子的时候，我们应严格要求员工不准发表任何政治言论，更不允许上街去参加什么活动……关键时刻你不能发表任何讲话，给社会添麻烦…你乱发表言论，你上街游行，我们是要辞退的……千万不要以为自己能改变这个世界，其实我们才是幼稚可笑的，不要有太多幻想。”
对于任正非苦口婆心所阐述的这些道理，林语堂数十年前就评论过：“无可无不可本非高知之德性，而作为一种社交的态度，由于缺乏法律保障，而感到其必要，那是一种自卫的方式，其发展之过程与作用，无异于王八蛋之发展其甲壳。”
任正非讲得对吗？当然，竞底者在微观层面上总是对的，就像皇帝应不应该把能干的大臣杀掉呢？从自家天下长治久安的角度来看，当然应该，但从整个民族的角度，还应该吗？
从宏观来讲，皇帝的错误在于：他身居如此高位，却不肯站在全民族的生存发展角度思考问题；而任正非的狭隘在于：华为是中国的标杆企业，他却不肯承担一点改良大环境的社会责任！
忍耐者蝇营狗苟，只注重自己眼皮底下的私利。但即使如此，忍耐只能带来一时的微观发展。中国正是像任正非之类的忍耐者太多，以致2000多年的光阴飞逝，却没有实质的宏观进步。
实际上，象任正非、宗庆后之类的竞底者，也是用竞底来对待宏观环境的变化：只要环境许可，就尽可能地挣钱，不放弃最后一个银子；一旦觉察环境濒临底线，马上手持早已备好的绿卡或他国护照，飞去大洋彼岸，以使自己的人财二全，因此他们对改善宏观环境，只认为是纯付出的成本，兴趣索然。
中国竞底者在对下属洗脑时，很爱谈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他们最喜欢喊的口号是“大河有水小河满”，任正非也经常这样喊。但他可曾把这句口号，用在宏观环境和微观发展的方面？因为没有宏观环境的制度和文化保障，任何微观的一时发展（即华为今日的强大），也难逃“倾巢之下，岂有完卵”的隐患！
在竞底精神的对内方面，除了忍耐，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冒险。
中国人普遍相信“富贵险中求”，尤其对于缺少核心技术、大量资金、权力资源的普通百姓而言，要获得成功，除了百般忍耐之外，还必须敢于冒人不愿冒的风险。
对于冒险，中国人有不少语录：刀头舔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破釜沉舟、兵行险着、
冒险挑战的是风险底线，其结果充满了不确定性。中国商业史上，因冒险而翻船的商人多如过江之鲫：红顶商人胡雪岩、“中国首富”牟其中、爱多VCD老板胡志标、德隆唐万新兄弟、长虹倪润生……
为何失败者的墓志铭林立，而中国商界还有很多勇于冒险的故事呢？
一是中国人太多，即使99%的人不敢冒险，1%的人也有很大的绝对数量；
二是中国百姓的命贱，如陈胜、吴广、刘邦、朱元璋之类，即使冒险失败，能失去的也不多；
三是冒险的潜在收益巨大，由于大多数中国人不爱冒险，因此冒险是一种稀缺资源，一旦冒险得手，成功的果实十分丰硕，成功的故事吸引着后人不断前仆后继；
四是中国人走向成功的途径太少，不得不兵行险着。
案例：华为和联想的事业高度 与任正非和柳传志的竞底精神
任正非勇于承担困境，善于用坚忍的意志克服困难，确实对华为的发展起到了核心的作用。
在创业之初，不惜冒险借30%年利率的高利贷，前后投入一个亿，孤注一掷地开发万门程控。当时华为危难重重，险象横生，任正非曾在华为五楼的会议室对全体干部说：
“这次研发如果失败了，我只有从楼上跳下去，你们还可以另谋出路。”
和任正非相比较，柳传志的故事就失色很多。他曾亲自上门联系过客户，但却被人轰了出来，由于他常常要求下属“只有死攻，一定要不顾一切地把事情做完”，因此这一次他“在当时就是一心想做，要给公司其他人做出样子来，用这种事互相激励”。
凭着这个念头，柳传志咬紧牙关，排除万难，最终还是把生意做成了。
多年以后，柳传志取得了巨大成功，他还对此事颇为唏嘘：“被人轰出去，那是什么感觉？我四十岁的一个技术员，被轰出去……”
这种低强度的羞辱，从未在任正非的言谈中被提及，因为他遇到这样的情形，实在太多，多到完全麻木，没有感觉，认为这样才是理所当然，而用自己的“狼性”，可以有效地将这种“困境”处理好。
从柳传志这番耿耿于怀的感慨，可以看出其对内竞底功夫，比任正非还差得较远。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在同等条件下，吃的苦越“苦”，能成为的人也就越“上”。
联想和华为今时今日事业高度的差距，两位领头人的竞底功夫高低，显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毫无疑问，任正非执掌的华为，表现出远远胜过联想的竞底精神，正如一头猛狮率领的一群恶狼，胜过一头犀牛率领的一群斑马。
对外竞底，就是能把他人能毫不留情地打到底线，为了自己的需要，丝毫不受人类感情的影响，不顾世间舆论的人，则拥有最强大的对外竞底精神。
中国人对此也有不少“血淋淋”的语录：无毒不丈夫、斩草除根、斩尽杀绝、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除恶务尽、杀人如麻、草菅人命……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强势的竞底者，凭借毫不留情的对外竞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的“英名”留存在中国的青史上，如秦始皇、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等等，清朝的顺治皇帝在扫平中原期间，靠“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残酷竞底政策，大肆屠杀数千万平民。这些人由于他们的成功，而受到后人的景仰，也强化着后人的竞底理念。
中国有句古话说，“慈不掌兵”，这说的是带兵打仗是一项严酷的活动，心地仁慈善良的人难以胜任。竞底是要把他人或自己打到底线，同样需要铁石心肠。
李宗吾在《厚黑学》中将中国历史人物的成功秘诀，总结为“厚”“黑”两字。即为了成功，脸皮要厚，良心要黑——可谓点出了那些枭雄们的精髓。
实际上，《厚黑学》与竞底有共通之处，所谓的“厚”即对自己竞底要狠得下心；而所谓的“黑”即对他人竞底要下得了手。
不管是对内竞底还是对外竞底，都需要有坚强的意志。否则，竞底者在别人的悲情哀告，或自己的艰难困苦面前，容易打退堂鼓。
案例：竞底精神的较量：华为与巨龙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