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03年，五粮液下属的子品牌高达100多个，各种不同规格的新产品则有300多种，其中有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等家喻户晓的名牌，但更多的是运作不良、良莠不齐的杂牌。
这么多的子品牌都借着五粮液这个母品牌，集中在非常有限的白酒市场，进行竞底式的杀价竞争，使得五粮液这个金光闪闪的高档品牌，在人们的心目中，仿佛蒙上了一层灰垢，变得模糊不清，表现在财务指标上，就是五粮液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双双大幅下跌。
五粮液觉察到这样的品牌竞底战略，正把自己拉下掺水底线，因此在2006年提出“1+9+8”品牌战略，即“一个世界品牌，九个全国品牌，八个区域品牌”。
虽然这样做，杯子里的水还嫌太多，但看来这些四川汉子还算明白事理，在还没有击穿泡沫底线之前，开始主动回头了。
7、风险底线
中国人的风险意识向来薄弱，对很多中国人来说，灾难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之前，风险是不存在的。另外，中国人也有“富贵险中求”的习语，仿佛为了赚钱，就得敢于冒风险。
在这两种观念的作用下，中国人很容易将平时用于防范风险的资源，挪作它用，使自己懞懂而快乐地生活在风险底线状态。平时他们无视或刻意漠视风险，而等到风险降临时，往往会酿成奇祸。
案例：深圳“舞王俱乐部”大火：中国消防通道法则
2008年9月20日，“舞王俱乐部”在舞台表演节目时，没有表演资质的演员（风险一）向上方发射自治的烟火枪（风险二）。几十秒后，火灾爆发；一分钟后，全场停电，一片漆黑。大火导致44人死亡，80多人受伤。
这是一家无牌无证的俱乐部（风险三）。据深圳人大代表杨剑昌介绍，深圳龙岗2/3的娱乐场所都无牌无证。这家俱乐部只有两个消防通道，其中一个不太被人熟知（风险四），且通道内都堆放着杂物，没有应急指示灯（风险五）。消防大队曾在8月就消防通道排风系统等不合格，发出过6项《整改通知书》，但显然这点鸡毛小事情，很快就被“妥善地摆平”了（风险六）。
2007年2月，东莞发生特大火灾，由于消防通道被阻，堆积大量易燃物品，导致13人死亡；
2007年6月，深圳一个酒吧发生大火，因消防通道被锁死，造成3人死亡……
在中国的火灾史上，因为消防通道堵塞酿造的人间惨剧，难以计数，据不完全统计，仅沈阳一地近三年来，因消防通道堵塞造成严重伤亡的火灾，就达84起，死亡60人。
而据2008年年初不完全统计，近10年来，全国共发生因消防通道堵塞，酿成的群死群伤特大火灾109起，死亡2694人(不含深圳那44个冤魂)。
消防通道是什么？在建筑设计要求中，它是保障人们面临突发灾难时的逃生线，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备用资源。但在相当多的中国人眼里，它却是不用白不用、不用太可惜的房地产资源。
对待这种重要的消防通道，人们常常会先摆一点小杂物，再逐渐放置更多的大杂物，造成最终的堵塞。其实，任何一种竞底，都是这样发生的，只是有些“不幸”击穿了底线，有些暂时还没有。
为此，我们特别总结出“中国消防通道法则”，以警醒读者：
平时用于防范风险的备用资源，一定会被逐渐占用，不到引发重大后果，不肯回头。
这一法则作为一项潜规则，在中国各个方面应用得相当广泛：
如在采矿业中本来应该用于安全设施的预算，或者被老板们当作利润分配掉，或者干脆没有设立这类预算，使采矿在高风险下进行，直到发生大规模的矿难；
如在某些高污染行业，为了节省成本，让员工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作业，直到发生重大职业伤病事故，引来媒体曝光为止；
如官员或企业家们将休息时间长期忙于应酬，最终因过劳或疾病倒下；
如血汗工厂牺牲员工的睡眠时间，直至发生过劳死，引起媒体关注；
如出事故后为了避免媒体曝光，给真假记者发“封口费”，直至被有良心的记者捅破；
……
8、标准底线
标准是衡量事物的准则。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存在着大量的标准，如千克、米、ISO900X、食物安全标准、消防验收标准等等。正是仰赖于这些标准，人类世界才能正常运转。因此，标准理应被严肃对待。
中国人即使没有遭遇过所谓的“七两秤”“八两秤”，但也一定对此有所听闻。缺斤少两，就是一种对标准底线的竞底。同样，屡屡发生的掺杂使假，也是中国人对标准底线的竞底。
但在中国的商界，为了削减成本，标准常常成为竞底的方向，其中最普遍的是食品安全标准和生产安全标准：
如使用瘦肉精的猪肉、用硫黄薰白的银耳、以避孕药催熟的黄鳝、大排档中使用的潲水油，中国人在食品安全上使用的竞底招数，是如此花样翻新，不堪入目，以致有人惊呼：
中国最大的国家安全问题，就是食品安全问题！
为什么中国的食品安全底线，会被频繁竞底呢？
1、国家管理不严所致。如在中国毒奶粉事件中，除三鹿的个别高层人员被刑拘外，其他如伊利、蒙牛、光明等掺毒厂家，无一人受到刑事追究，这无异于为后来的竞底者，做出了不良引导。
2、成千上万的公民是弱势群体，他们无法检验食品是否达标。如民众虽然怀疑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却没有可行的检测手段。
3、有些食品难以检测，如以病死猪肉灌制的香肠、熏制的腊肉。
4、食品只要吃了不出现明显的问题，不合格的证据通常就此灭失，无良厂家往往得以逃脱检查，这使他们很容易产生侥幸心理。相对于这种侥幸心理给他们的竞底动力，中国对食品违法的打击力度显然还远远不够。
甲乙二个企业的囚徒困境
甲：掺杂使假 甲：不掺杂使假
乙：掺杂使假 乙卖劣质货，甲也卖劣质货 乙大赚黑心钱，甲被淘汰
乙：不掺杂使假 乙被淘汰，甲大赚黑心钱 乙卖优质货，甲也卖优质货
显然，如果国家对掺杂使假的打击力量不够有力的话，不论乙的选择如何，对甲最有利的选择，都是“掺杂使假”，而实际上，许多地区政府为了保护本地企业的利益，本身就以“掺杂使假”的方式，对无良厂商表面打击，实际保护，这使得热衷于挑战标准底线的企业越来越多，最终形成法不责众的局面。
因此，政府在这一点上，也应该对这些无良厂家进行更为严厉的竞底。
案例：击穿标准底线的中国毒奶粉事件
由于多名婴儿吃奶粉致死，数千名婴儿患肾结石，2008年9月，三鹿集团被确认在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随即，伊利、蒙牛、光明等22家著名奶制品公司，也被曝出产品中添加了三聚氰胺。
由此，中国乳制品行业中的潜规则浮出水面。
三聚氰胺是一种化学物质，正常情况下怎么也和乳制品挂不上钩。因此在人们通常的底线中，乳制品当然不应该含有三聚氰胺，因此也从未将此项目，作为必须的检测内容。
但中国的这些无良乳制品生产商，为了降低成本，大量往鲜奶中掺水，为了掩饰稀释后的鲜奶蛋白质含量太低的事实，他们就添加三聚氰胺，以便蒙混过关。当然，在添加三聚氰胺时，这些无良厂家也有自己的底线——他们在供应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和出口的乳制品中，都没有添加，而且，他们“很智慧”地觉得：添加少一点应该不会出事。因此在每公斤奶粉中，蒙牛添加了28.6毫克，伊利添加了12毫克，光明每公斤含98.6毫克……，大都没有超过100毫克。
果然，喝了这些公司的婴幼儿奶粉的婴儿，基本没有表现出肾结石问题。这些无良厂家可能都心存侥幸地觉得，如果自己控制在这个添加量的底线内，竞底游戏可以一直玩下去。
但三鹿集团率先打破了这条“内部底线”，它在每公斤奶粉中添加了2563毫克三聚氰胺，导致众多婴儿死亡，从而引爆毒奶粉事件。
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无良厂家和公众社会在三聚氰胺问题上存在两种底线，他们大致觉得，只要添加的三聚氰胺不超过100毫克就可以相安无事；而公众社会正常的底线应该是0毫克。
有时，一件事物并没有明确的量化标准，如法官在判定夫妻是否感情破裂时，往往只能根据一些常识和相对模糊的主观感觉，而不会参照“一周不讲三句话；一季做爱不足一次，即为感情破裂”之类的硬性标准。
但官僚机构为了办事方便，或敷衍塞责，往往会对一些难以明确量化的事件，生搬硬套地设置标准，而这样的所谓“标准”，就一定会成为竞底的工具。为了维护这种标准的权威性，人们往往不得不做出荒诞滑稽的事。
案例：无知和官僚造成的标准底线
中国目前申办大学，还是采取审批制而不是准入制。为此，国家制定了众多的门槛，也就是标准，没有达到这些标准，就不允许兴办大学。
其中一条标准规定：独立学院至少要有五百亩地。国外有很多著名大学，也只不过两三百亩地，香港城市大学就一百多亩地，招了将近两万个学生。
中国的教育官员们大概以为，办大学和办农场一样，必须要有一定规模的土地，而不是由教学质量、教学水平所决定的。
所以有人质疑：到底在中国办大学，是“以人为本”呢？还是“以地为本”？
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胡乱制定标准，来进行选择、判断的竞底思维，只不过他们为独立学院所设定的这条底线，显得实在太无知了。
9、政策底线
与法律底线相比，政策底线常常根据形势的需要变动。尤其中国的经济一直处于搞活与调控这两极之间摆动，因此竞底者必须时时留意政策的变化。
中国的老板们雷打不动地收看中央电视一台的晚七点新闻联播，留意观察人事变动的各种小道消息，就是为了揣摩政策底线的变化趋势，以便据此调整自己的经营活动，而那些只顾埋头打理自己生意的商人，往往会不慎触到政策底线，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但对中国人来说，充分、及时地了解政策，并不全是为了更好地执行政策，相当多的人是想从政策中找到漏洞，好钻政策的空子。
什么是“政策的空子”呢？就是竞底者所喜好的竞底空间。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句话，就生动地刻画了中国人想对政策竞底的心态。
但如果对政策竞底没有掌握好时机、分寸，也有可能击穿底线，导致身败名裂。
案例：触犯政策底线，铁本惨遭搁浅
常州农民戴国芳以捡破烂起家，办起了自己的钢铁厂。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持续高温，钢铁非常紧俏，戴国芳理所当然地想扩建自己的钢铁厂。他的兴建计划得到常州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因为常州除了梳子、景泰蓝等小工艺品外，特别需要一些大项目，来提升当地的GDP，大型钢铁厂当然是个好东西。
而戴国芳也是个合适的人，他是个典型的苦行僧，在常州以“五不老板”著称：不坐高级轿车、不进娱乐场所、不大吃大喝、不赌博、不住高级宾馆，为了事业，把自己熬得骨瘦如柴，除了抽烟，没有其它爱好，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经常呆在工厂。
他的办公室里布满灰尘，没有秘书，来了客人都是自己端茶送水，他喜欢在工厂食堂招待贵宾，不热衷于政治公关，即使是国家部委级领导来视察，他也常常推托工作忙，而不去接待。
显然戴国芳是典型的对内竞底者，他家里的所有积蓄都投入工厂，即使作为亿万富翁上了富豪榜，也没有改变其对内竞底的本色。但这个农民实际上很专业、很能干，例如他和澳大利亚铁矿商谈成的铁粉合约价格，无论在当时还是到了2008年，都是国内钢厂中最低的。
常州政府的热情支持，使戴国芳的扩建项目从200万吨到400、600，最后定在840万吨，占地从2000亩变成9000多亩，投资规划400亿元。
而中国当时的政策规定，钢铁业投资额在3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必须由国家发改委审批，戴国芳获准立项的机会非常小。
为了抓住机遇，戴国芳在当地政府的默许和授意下，开始向这条审批政策竞底：他边设计、边施工、边报批，先后成立7家合资、独资公司，将项目化整为零，拆分为22个项目，向有关部门报批。
戴国芳事后说：当时所有手续都是政府搞的，我们也没有去过问这些事，当政府说可以动了，我们就开工了。
戴国芳对这一项目充满信心，他很自豪地表示“铁本要在三年内，超过宝钢。”后来有人认为，正是这句话触动了某些人的敏感神经，从而让他惹祸上身。
戴国芳所看中的钢铁业，是受垄断保护的重工业，存在着随处可见的低效率和高利润，他以一个民营企业家的竞底精神，自然能找到大量的赚钱机会，因此，铁本的一切进展顺利。
直到2003年底，国家下发《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盲目投资的若干规定》的通知，新一轮暴风骤雨式的宏观调控开始了。
很快，铁本项目引来国家九部委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专项调查。
为了保住项目，戴国芳病急乱投医，他按某些“谋士”的意见，进行自我竞底，交出一份自查报告，承认收购价值十几亿废旧钢铁中，曾虚开发票两亿元，抵扣税近2000万，并于第二天迅速补交了税款。
但他的自救失败了。2004年4月19日，戴国芳因“涉嫌偷税漏税”，协同妻子、岳父等10人被警方带走，亿万富豪仅有的8万元积蓄被彻底查封。4月29日，铁本的五大问题被高调公诸于世：违规审批、占用耕地，套取贷款、偷税漏税，等等。
两年后，戴国芳在常州中级法院受审时，罪名却和这五大问题毫无关系，只有他自己给自己查出来的“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而实际上，当时对国内的废铁回收行业，税务总局曾专门规定“废旧物资经营单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不违反有关税收规定，不应定性为虚开。”
因此，戴国芳在法庭上痛苦流涕、声泪俱下：“人家都是这样做的，为什么我吃官司？”令不少在场者深受感动，唏嘘不已。
而非常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铁本被严厉查处的同时，上海宝钢正在大上投资65亿元的中国钢铁业最大合资项目；澳大利亚博斯格投资17亿元的钢铁项目，从递交申请材料到颁发营业执照，只用了7个工作日。
更富有对比意义的是：2004年5月，中央电视台曝光的，同样违规审批的宁波建龙钢铁项目，最终却死而复活。
对建龙的“奇迹”，铁本的几个原高层认为，这是因为“建龙的几位董事都是全国人大代表，而戴国芳只是个纯粹的农民，不会搞政治，否则，铁本是通过江苏省批准的，而建龙甚至还没通过浙江省的批准，但为什么人家没事，就该戴国芳倒霉？”“他从不巴结政府，也没请过市领导吃一次饭，就是九部委来查，也没查出官商勾结的行为。”
政策底线，究竟是什么底线？也许戴国芳的例子，值得人们进一步深思。
戴国芳触碰政策底线的代价是：亿万财产灰飞烟灭，如今只靠政府每年发给的10万元生活费度日。
案例：华为员工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在中国企业中，华为以管理规范，员工执行认真，素质优秀而著称，但同样存在政策竞底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