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竞底:中国企业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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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底线(5)

到2003年,五粮液下属的子品牌高达100多个,各种不同规格的新产品则有300多种,其中有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等家喻户晓的名牌,但更多的是运作不良、良莠不齐的杂牌。

这么多的子品牌都借着五粮液这个母品牌,集中在非常有限的白酒市场,进行竞底式的杀价竞争,使得五粮液这个金光闪闪的高档品牌,在人们的心目中,仿佛蒙上了一层灰垢,变得模糊不清,表现在财务指标上,就是五粮液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双双大幅下跌。

五粮液觉察到这样的品牌竞底战略,正把自己拉下掺水底线,因此在2006年提出“1+9+8”品牌战略,即“一个世界品牌,九个全国品牌,八个区域品牌”。

虽然这样做,杯子里的水还嫌太多,但看来这些四川汉子还算明白事理,在还没有击穿泡沫底线之前,开始主动回头了。

7、风险底线

中国人的风险意识向来薄弱,对很多中国人来说,灾难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之前,风险是不存在的。另外,中国人也有“富贵险中求”的习语,仿佛为了赚钱,就得敢于冒风险。

在这两种观念的作用下,中国人很容易将平时用于防范风险的资源,挪作它用,使自己懞懂而快乐地生活在风险底线状态。平时他们无视或刻意漠视风险,而等到风险降临时,往往会酿成奇祸。

案例:深圳“舞王俱乐部”大火:中国消防通道法则

2008年9月20日,“舞王俱乐部”在舞台表演节目时,没有表演资质的演员(风险一)向上方发射自治的烟火枪(风险二)。几十秒后,火灾爆发;一分钟后,全场停电,一片漆黑。大火导致44人死亡,80多人受伤。

这是一家无牌无证的俱乐部(风险三)。据深圳人大代表杨剑昌介绍,深圳龙岗2/3的娱乐场所都无牌无证。这家俱乐部只有两个消防通道,其中一个不太被人熟知(风险四),且通道内都堆放着杂物,没有应急指示灯(风险五)。消防大队曾在8月就消防通道排风系统等不合格,发出过6项《整改通知书》,但显然这点鸡毛小事情,很快就被“妥善地摆平”了(风险六)。

2007年2月,东莞发生特大火灾,由于消防通道被阻,堆积大量易燃物品,导致13人死亡;

2007年6月,深圳一个酒吧发生大火,因消防通道被锁死,造成3人死亡……

在中国的火灾史上,因为消防通道堵塞酿造的人间惨剧,难以计数,据不完全统计,仅沈阳一地近三年来,因消防通道堵塞造成严重伤亡的火灾,就达84起,死亡60人。

而据2008年年初不完全统计,近10年来,全国共发生因消防通道堵塞,酿成的群死群伤特大火灾109起,死亡2694人(不含深圳那44个冤魂)。

消防通道是什么?在建筑设计要求中,它是保障人们面临突发灾难时的逃生线,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备用资源。但在相当多的中国人眼里,它却是不用白不用、不用太可惜的房地产资源。

对待这种重要的消防通道,人们常常会先摆一点小杂物,再逐渐放置更多的大杂物,造成最终的堵塞。其实,任何一种竞底,都是这样发生的,只是有些“不幸”击穿了底线,有些暂时还没有。

为此,我们特别总结出“中国消防通道法则”,以警醒读者:

平时用于防范风险的备用资源,一定会被逐渐占用,不到引发重大后果,不肯回头。

这一法则作为一项潜规则,在中国各个方面应用得相当广泛:

如在采矿业中本来应该用于安全设施的预算,或者被老板们当作利润分配掉,或者干脆没有设立这类预算,使采矿在高风险下进行,直到发生大规模的矿难;

如在某些高污染行业,为了节省成本,让员工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作业,直到发生重大职业伤病事故,引来媒体曝光为止;

如官员或企业家们将休息时间长期忙于应酬,最终因过劳或疾病倒下;

如血汗工厂牺牲员工的睡眠时间,直至发生过劳死,引起媒体关注;

如出事故后为了避免媒体曝光,给真假记者发“封口费”,直至被有良心的记者捅破;

……

8、标准底线

标准是衡量事物的准则。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存在着大量的标准,如千克、米、ISO900X、食物安全标准、消防验收标准等等。正是仰赖于这些标准,人类世界才能正常运转。因此,标准理应被严肃对待。

中国人即使没有遭遇过所谓的“七两秤”“八两秤”,但也一定对此有所听闻。缺斤少两,就是一种对标准底线的竞底。同样,屡屡发生的掺杂使假,也是中国人对标准底线的竞底。

但在中国的商界,为了削减成本,标准常常成为竞底的方向,其中最普遍的是食品安全标准和生产安全标准:

如使用瘦肉精的猪肉、用硫黄薰白的银耳、以避孕药催熟的黄鳝、大排档中使用的潲水油,中国人在食品安全上使用的竞底招数,是如此花样翻新,不堪入目,以致有人惊呼:

中国最大的国家安全问题,就是食品安全问题!

为什么中国的食品安全底线,会被频繁竞底呢?

1、国家管理不严所致。如在中国毒奶粉事件中,除三鹿的个别高层人员被刑拘外,其他如伊利、蒙牛、光明等掺毒厂家,无一人受到刑事追究,这无异于为后来的竞底者,做出了不良引导。

2、成千上万的公民是弱势群体,他们无法检验食品是否达标。如民众虽然怀疑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却没有可行的检测手段。

3、有些食品难以检测,如以病死猪肉灌制的香肠、熏制的腊肉。

4、食品只要吃了不出现明显的问题,不合格的证据通常就此灭失,无良厂家往往得以逃脱检查,这使他们很容易产生侥幸心理。相对于这种侥幸心理给他们的竞底动力,中国对食品违法的打击力度显然还远远不够。

甲乙二个企业的囚徒困境

甲:掺杂使假 甲:不掺杂使假

乙:掺杂使假 乙卖劣质货,甲也卖劣质货 乙大赚黑心钱,甲被淘汰

乙:不掺杂使假 乙被淘汰,甲大赚黑心钱 乙卖优质货,甲也卖优质货

显然,如果国家对掺杂使假的打击力量不够有力的话,不论乙的选择如何,对甲最有利的选择,都是“掺杂使假”,而实际上,许多地区政府为了保护本地企业的利益,本身就以“掺杂使假”的方式,对无良厂商表面打击,实际保护,这使得热衷于挑战标准底线的企业越来越多,最终形成法不责众的局面。

因此,政府在这一点上,也应该对这些无良厂家进行更为严厉的竞底。

案例:击穿标准底线的中国毒奶粉事件

由于多名婴儿吃奶粉致死,数千名婴儿患肾结石,2008年9月,三鹿集团被确认在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随即,伊利、蒙牛、光明等22家著名奶制品公司,也被曝出产品中添加了三聚氰胺。

由此,中国乳制品行业中的潜规则浮出水面。

三聚氰胺是一种化学物质,正常情况下怎么也和乳制品挂不上钩。因此在人们通常的底线中,乳制品当然不应该含有三聚氰胺,因此也从未将此项目,作为必须的检测内容。

但中国的这些无良乳制品生产商,为了降低成本,大量往鲜奶中掺水,为了掩饰稀释后的鲜奶蛋白质含量太低的事实,他们就添加三聚氰胺,以便蒙混过关。当然,在添加三聚氰胺时,这些无良厂家也有自己的底线——他们在供应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和出口的乳制品中,都没有添加,而且,他们“很智慧”地觉得:添加少一点应该不会出事。因此在每公斤奶粉中,蒙牛添加了28.6毫克,伊利添加了12毫克,光明每公斤含98.6毫克……,大都没有超过100毫克。

果然,喝了这些公司的婴幼儿奶粉的婴儿,基本没有表现出肾结石问题。这些无良厂家可能都心存侥幸地觉得,如果自己控制在这个添加量的底线内,竞底游戏可以一直玩下去。

但三鹿集团率先打破了这条“内部底线”,它在每公斤奶粉中添加了2563毫克三聚氰胺,导致众多婴儿死亡,从而引爆毒奶粉事件。

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无良厂家和公众社会在三聚氰胺问题上存在两种底线,他们大致觉得,只要添加的三聚氰胺不超过100毫克就可以相安无事;而公众社会正常的底线应该是0毫克。

有时,一件事物并没有明确的量化标准,如法官在判定夫妻是否感情破裂时,往往只能根据一些常识和相对模糊的主观感觉,而不会参照“一周不讲三句话;一季做爱不足一次,即为感情破裂”之类的硬性标准。

但官僚机构为了办事方便,或敷衍塞责,往往会对一些难以明确量化的事件,生搬硬套地设置标准,而这样的所谓“标准”,就一定会成为竞底的工具。为了维护这种标准的权威性,人们往往不得不做出荒诞滑稽的事。

案例:无知和官僚造成的标准底线

中国目前申办大学,还是采取审批制而不是准入制。为此,国家制定了众多的门槛,也就是标准,没有达到这些标准,就不允许兴办大学。

其中一条标准规定:独立学院至少要有五百亩地。国外有很多著名大学,也只不过两三百亩地,香港城市大学就一百多亩地,招了将近两万个学生。

中国的教育官员们大概以为,办大学和办农场一样,必须要有一定规模的土地,而不是由教学质量、教学水平所决定的。

所以有人质疑:到底在中国办大学,是“以人为本”呢?还是“以地为本”?

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胡乱制定标准,来进行选择、判断的竞底思维,只不过他们为独立学院所设定的这条底线,显得实在太无知了。

9、政策底线

与法律底线相比,政策底线常常根据形势的需要变动。尤其中国的经济一直处于搞活与调控这两极之间摆动,因此竞底者必须时时留意政策的变化。

中国的老板们雷打不动地收看中央电视一台的晚七点新闻联播,留意观察人事变动的各种小道消息,就是为了揣摩政策底线的变化趋势,以便据此调整自己的经营活动,而那些只顾埋头打理自己生意的商人,往往会不慎触到政策底线,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但对中国人来说,充分、及时地了解政策,并不全是为了更好地执行政策,相当多的人是想从政策中找到漏洞,好钻政策的空子。

什么是“政策的空子”呢?就是竞底者所喜好的竞底空间。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句话,就生动地刻画了中国人想对政策竞底的心态。

但如果对政策竞底没有掌握好时机、分寸,也有可能击穿底线,导致身败名裂。

案例:触犯政策底线,铁本惨遭搁浅

常州农民戴国芳以捡破烂起家,办起了自己的钢铁厂。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持续高温,钢铁非常紧俏,戴国芳理所当然地想扩建自己的钢铁厂。他的兴建计划得到常州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因为常州除了梳子、景泰蓝等小工艺品外,特别需要一些大项目,来提升当地的GDP,大型钢铁厂当然是个好东西。

而戴国芳也是个合适的人,他是个典型的苦行僧,在常州以“五不老板”著称:不坐高级轿车、不进娱乐场所、不大吃大喝、不赌博、不住高级宾馆,为了事业,把自己熬得骨瘦如柴,除了抽烟,没有其它爱好,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经常呆在工厂。

他的办公室里布满灰尘,没有秘书,来了客人都是自己端茶送水,他喜欢在工厂食堂招待贵宾,不热衷于政治公关,即使是国家部委级领导来视察,他也常常推托工作忙,而不去接待。

显然戴国芳是典型的对内竞底者,他家里的所有积蓄都投入工厂,即使作为亿万富翁上了富豪榜,也没有改变其对内竞底的本色。但这个农民实际上很专业、很能干,例如他和澳大利亚铁矿商谈成的铁粉合约价格,无论在当时还是到了2008年,都是国内钢厂中最低的。

常州政府的热情支持,使戴国芳的扩建项目从200万吨到400、600,最后定在840万吨,占地从2000亩变成9000多亩,投资规划400亿元。

而中国当时的政策规定,钢铁业投资额在3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必须由国家发改委审批,戴国芳获准立项的机会非常小。

为了抓住机遇,戴国芳在当地政府的默许和授意下,开始向这条审批政策竞底:他边设计、边施工、边报批,先后成立7家合资、独资公司,将项目化整为零,拆分为22个项目,向有关部门报批。

戴国芳事后说:当时所有手续都是政府搞的,我们也没有去过问这些事,当政府说可以动了,我们就开工了。

戴国芳对这一项目充满信心,他很自豪地表示“铁本要在三年内,超过宝钢。”后来有人认为,正是这句话触动了某些人的敏感神经,从而让他惹祸上身。

戴国芳所看中的钢铁业,是受垄断保护的重工业,存在着随处可见的低效率和高利润,他以一个民营企业家的竞底精神,自然能找到大量的赚钱机会,因此,铁本的一切进展顺利。

直到2003年底,国家下发《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盲目投资的若干规定》的通知,新一轮暴风骤雨式的宏观调控开始了。

很快,铁本项目引来国家九部委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专项调查。

为了保住项目,戴国芳病急乱投医,他按某些“谋士”的意见,进行自我竞底,交出一份自查报告,承认收购价值十几亿废旧钢铁中,曾虚开发票两亿元,抵扣税近2000万,并于第二天迅速补交了税款。

但他的自救失败了。2004年4月19日,戴国芳因“涉嫌偷税漏税”,协同妻子、岳父等10人被警方带走,亿万富豪仅有的8万元积蓄被彻底查封。4月29日,铁本的五大问题被高调公诸于世:违规审批、占用耕地,套取贷款、偷税漏税,等等。

两年后,戴国芳在常州中级法院受审时,罪名却和这五大问题毫无关系,只有他自己给自己查出来的“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而实际上,当时对国内的废铁回收行业,税务总局曾专门规定“废旧物资经营单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不违反有关税收规定,不应定性为虚开。”

因此,戴国芳在法庭上痛苦流涕、声泪俱下:“人家都是这样做的,为什么我吃官司?”令不少在场者深受感动,唏嘘不已。

而非常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铁本被严厉查处的同时,上海宝钢正在大上投资65亿元的中国钢铁业最大合资项目;澳大利亚博斯格投资17亿元的钢铁项目,从递交申请材料到颁发营业执照,只用了7个工作日。

更富有对比意义的是:2004年5月,中央电视台曝光的,同样违规审批的宁波建龙钢铁项目,最终却死而复活。

对建龙的“奇迹”,铁本的几个原高层认为,这是因为“建龙的几位董事都是全国人大代表,而戴国芳只是个纯粹的农民,不会搞政治,否则,铁本是通过江苏省批准的,而建龙甚至还没通过浙江省的批准,但为什么人家没事,就该戴国芳倒霉?”“他从不巴结政府,也没请过市领导吃一次饭,就是九部委来查,也没查出官商勾结的行为。”

政策底线,究竟是什么底线?也许戴国芳的例子,值得人们进一步深思。

戴国芳触碰政策底线的代价是:亿万财产灰飞烟灭,如今只靠政府每年发给的10万元生活费度日。

案例:华为员工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在中国企业中,华为以管理规范,员工执行认真,素质优秀而著称,但同样存在政策竞底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