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日本对华出口产品的价格，比90年上升了3%，而对华进口产品价格，则大幅下降了18.4%。人家的东西是越来越贵，我们的东西却越来越便宜！
仅这二个差额，日本每年从对华贸易中节省将近200亿美元。在深圳宝安，李志强隔壁的工厂生产电扇、榨汁机、烤面包机等等，其平均批发价格从1993年的7美元，下降到2003年的4美元。
竞底的丰收悖论显示：干得越多，反而越不赚钱。
但不干行吗？不干，当然更是死路一条。
所以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说中国根本不是制造大国，因为中国生产一个芭比娃娃，仅得到1美元，除去材料只剩下几美分。而美国人靠着设计、流通、销售，将那个1美元的娃娃卖到了10美元，因此美国才是制造大国。如果“制造”是指增加价值，那中国确实不是制造大国，而只是生产大国。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竞底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同质化。
因为竞底扼杀了创造性，因此中国的企业盛行抄袭，抄袭的结果自然是同质化，而同质化的产品主要靠杀价来获得订单，因此自然做得越多，赚得越少。
C、国际贸易中的自然资源禀赋理论。
经过数千年漫长的竞底式熏陶和培养，比起其他国家的国民，中国人有以下适于竞底战略的“优异秉性”：
1、等级观念强，下级对上级服从恭敬（至少在表面上），缺少平等意识；
2、特别能吃苦耐劳，因此可以承受西方人难以忍受的底线状态；
3、有足够的智力，否则中国乳品业想不出在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之类的竞底怪招。
这三种秉性，是成为一个优秀的被竞底者所必需的特性。正是由于这种禀赋资源，中国才能用低于其他国家的价格比较优势，成功夺得世界加工中心的地位。因为这种加工中心正需要：足够低的成本、足够强的执行能力、足够快的学习能力、足够弱的原创意识。
一个竞底的大国，守纪律、低成本、讲服从，确实适合做生产。但中国式的竞底，员工总是想偷工，老板总是想减料，所以做生产也不能做到最好，只能做低价低质的产品。
D、信息不对称：
所谓的“信息不对称”，就是中国人说的“从天津到北京，买的不如卖的精”。
由于企业的老板(竞底者)比员工(被竞底者)掌握的信息要多得多，因此他们很容易利用信息优势对员工竞底。
中国数千年的社会，为何皇帝一定要执行“愚民政策”？甚至为什么官方语言要用文言文，而不是普罗大众都能明白的白话文，就是想利用信息不对称，对公民竞底。
E、劣币驱逐良币。
劣币驱逐良币指的是：人们把成色好的货币收藏起来，因此市场上只剩下成色差的货币在交易、流通。
在竞底战略中，“劣币”是指生存条件恶劣的人群，而“良币”则指生存条件较好的人群。
由于竞底的人们更能够忍受恶劣的生存竞争，他们将从生存条件良好的人手里夺过工作机会，将他们逐出劳动力市场。
如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其本质原因就是中国人以更低的生存条件，向泰国、韩国、马来西亚等较高生存条件的国家竞底，从而使低附加值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到中国，实现了“劣币驱逐良币”。
而到了2008年，阿迪达斯将制鞋厂从中国迁往越南，就因为中国工人的日薪为5美元，而越南则为3.5美元。
因此可以看到，竞底战略只能使人永远生活在温饱线附近，而不能过上丰裕的生活，因为不断会有“劣币”将这种生活夺去。
F、隐性成本：
显性成本是看得见的实际支出，而隐性成本则隐蔽性较大，不易量化和察觉。
如一个工人在机械厂操作没有防护设施的冲床，他所承担的风险，就远高于操作有防护的设备，这种风险就是隐性成本之一。
竞底者为了节省成本，常常故意漠视工人所支付的这类隐性成本，从而节省企业的整体成本，使自己获得更大的竞争力。但这样一来，操作工显然就遭到竞底，因为他的劳动条件更加接近底线。
珠三角的机械厂常常发生手指截断事故，以致做手指缝合手术的诊所，生意畸形般地兴隆，就是这种竞底的直接后果。当然，比起山西黑煤窑来，珠三角的这些工厂可算是非常“人道”的了。
G、和隐性成本近似的一个观念：外部性
经济活动的影响，常常可能超出对买卖双方的福利影响，而扩大到旁观者身上，这就被称为外部性。如造纸厂直接将废水排入河道，污染了水源，对下游的民众就造成了影响；建筑工地制造的噪声，干扰了邻近居民的生活等等。
中国人非常善于投机取巧，常常变着法儿把该自己承担的成本，推到企业外部的社会上，从而形成负外部性。当自然环境的污染越来越被人们关注时，企业就转而污染不那么被人们敏感的人文环境。如史玉柱的“送礼就送脑白金”的广告；伊利在毒奶粉事件后，连篇累牍地在电视上播放“放心”广告，都是对人们心理和情绪的恶劣污染。这和废水污染水源一样，都是对人有害的负外部性，只是由于立法滞后，因此他们对民众的竞底，除了遭到民众的反感，并未付出经济上的成本。
H、帕累托最优。
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状态：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
在国外，低端产业转移到中国后，由于产业的简单和中国人的聪明肯干，像志强厂这样的企业很快就会达到帕累托最优，也就是说，不使某些人的境况变坏，就无法使某些人的情况变好。
因此，老板李志强为了使自己的境况变好，当然要有选择地将一些人的“境况变坏”，他不敢对强势群体下手，自然要对弱势群体动脑筋，这样的结果，就是不得不给工厂的打工妹们以更大的压力，尽可能地压缩她们的报酬，加大劳动强度，延长工作时间。也就是说，不得不对她们竞底。
J、个人利己，兼可富国：
这是亚当斯密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观点，但却不适用于中国。
因为在中国，竞底者(老板和官僚)在大量聚敛钱财后，往往会将财富和家人转移到国外（非竞底环境），那样富的是别国，并不能起到“富中国”的最终效果。
所以，如果中国一直竞底下去，富强永远难以实现。
K、制度经济学的解释：
制度经济学认为：有利于市场交易的优质制度，是一种有效的资源；来自于市场交易的劣质制度，是一种负面的制度成本。经济学家公认，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中国的制度离真正的市场制度结构还甚远。而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尤其需要良好的制度。
在缺乏良好制度的前提下，中国人必然承受巨大的制度成本，因此大部分利润被制度消耗掉，当然只有生存在底线状态，也就只能不断地竞底。
K、基于博弈论的解释
博弈论中，有一个著名的“囚徒困境”：甲乙两人合伙作案，结果都被警察抓起来，被隔离审讯。如果两人都不坦白，警察会因证据不足而各判一年；如果一人坦白，另一人不坦白，坦白者将作为证人不会被起诉，而另一人将重判十五年；如果两人都坦白，则因罪名成立各判十年。
面对这样的抉择，甲乙各自的最佳选择就是坦白，即最符合他们个体理性的选择。但对两人整体来说，却是一个最差的结果。
甲乙二个罪犯的典型囚徒困境
甲：坦白 甲：不坦白
乙：坦白 乙判10年，甲也判10年 乙获释放，甲判15年
乙：不坦白 乙判15年，甲获释放 乙判1年，甲也判1年
从这张表中可以看出，甲乙的最佳选择是“都不坦白”，这样二人可得最优结果。
但囚徒困境的奇特之处在于，如果甲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他的最佳选择却是“坦白”：
A、如果乙也坦白，甲只要判10年，比不坦白的判15年要优；
B、如果乙不坦白，甲可以马上获释，也比不坦白的判1年要优。
因此甲当然会选择“坦白”，同理乙也会选择“坦白”。
但二个人都进行最优的选择，却得到了最差的结果。
李志强和他的对手张自强就面临着囚徒困境：如果两人都选择生产高价格、高质量的电话机，那么两人的公司都能发展；而其中一人生产高质量、高价格的产品，而另一人则以低价格、质量很勉强的产品来抢夺订单，那么只有后者能生存，前者将倒闭；如果两人都选择生产低价格、质量勉强的产品，那么他们虽然都能生存，但日子将过得很艰难。
李志强在这个囚徒困境中做出了他认为对自己最优的选择，也就是生产低价格、质量勉强的产品，同时非常艰难地生存着。这种选择使电话机加工业成了利润极低的产业，因此，李志强和他的打工妹们的关系接近零和博弈。
李志强与其对手张志强的囚徒困境
李志强：低价格 勉强的质量 李志强：高价格 高质量
张志强：低价格 勉强的质量 李难以发展，张难以发展 张一家独大，李不能生存
张志强：高价格 高质量 张不能生存，李一家独大 李公司发展，张公司发展
显然，李张二人的最佳选择是走“高价格高质量”，这样二人可得最优结果。
但李志强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他的最佳选择却是“低价格、勉强的质量”，同理张志强也会选择“低价格、勉强的质量”。
但二个人都进行最优的选择，却得到了最差的结果，这就是竞底。
案例：蒙牛与伊利的赞助奥运之争
蒙牛和伊利是呼和浩特的二家乳品企业，历来同质化竞争激烈，都喜欢用广告忽悠消费者，也同样是2008毒奶粉事件中的罪魁祸首。
2008中国举办奥运会，这自然是二家企业进行事件营销的重头戏，因此他们都为成为奥运赞助商进行了强力的争夺，这种争夺渐渐把他们套入了囚徒困境：
蒙牛、伊利申奥的囚徒困境
伊利：高额赞助 伊利：不高额赞助
蒙牛：高额赞助 蒙牛血本无归，伊利血本无归 蒙牛进行独家赞助，伊利出局
蒙牛：不高额赞助 伊利进行独家赞助，蒙牛出局 蒙牛进行赞助，伊利进行赞助
面对这样一个困境，最明智的是奶农们，他们知道这二家“神仙”彼此斗法，在竞争成为奥运赞助商过程中花费太多，将来必定变相增加农民负担和波及奶农生计，他们将这种担心反映给呼市政府。同时由于乳品行业原材料涨价、产品降价的实际情况，呼和浩特市政府召开市长办公会议，建议蒙牛和伊利一起退出北京奥运赞助商的申请活动。
这是打破囚徒困境的一个较好选择。
随即政府领导与蒙牛总裁及伊利总裁分别作了沟通，两家共同确认《关于退出北京奥运合作伙伴申请活动的函》。在双方执行者都在场的情况下，蒙牛与伊利的退出申请函，以传真方式发送到奥组委。
但伊利击穿了市政府设置的这条底线，它随后又发出再申请赞助商的函，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成为奥运赞助商。
当年，伊利总裁入选CCTV2005年度经济人物，并接连荣获各种荣誉。
所谓的“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也许是竞底环境下的一种常态，因为竞底真正信奉的是“成者王候败者寇”，蒙牛这次“高尚”了一把，就死得无声无息；而伊利“卑鄙”了一把，则“赢得”极为光彩。
案例：美国的犹太人店铺和中国餐馆，在遇到劫匪时的不同策略和后果
囚徒困境在竞底人群中极为普遍，即使是在海外的华人，也常常可以见到。
阿仪一次到美国旅游，在一家中餐馆吃饭，不巧碰倒劫匪持刀抢劫老板。老板把钱柜里仅有的两百美元全给了他，劫匪走后，阿仪力促老板报警。老板说：“报警也没用，警察至少要半个小时才到。”
阿仪在国内听说美国警察效率很高，案发三五分钟即可赶到现场，她马上拨911报警。警察果然半小时后才来，但只是做了个笔录，就不吭不哈地走了。阿仪在背后大骂美国警察混蛋，但老板却帮着警察说话：
“唉，美国警察既称职，又不受贿，我们中餐馆受抢劫时，他们也是在三五分钟之内就赶来，当场把劫匪抓住，可我们害怕报复，都不愿站出来指证劫匪，警察只好把强盗当场放过，后来他们就对中餐馆的报警不热心了。”
而在旁边犹太人开的店铺，劫匪更是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他们在遭劫后，不但立即报警，还督促警察办案，如果认为警察办案不力，还会合伙出资悬赏缉拿劫匪，所以劫匪也就不抢犹太人。
这条街上只有一家犹太店，而中国餐馆有十多家，可劫匪只选择人多势众的中国餐馆动手，而且过了几天照样又来抢。
阿仪在美国中餐馆看到的现象，实际上在国内也很普遍：2008年深圳海事局书记林嘉祥猥亵少女，尽管有大量旁证及林本人的言行表明“猥亵成立”，但司法部门最终竞底式地判决林无罪，这无疑将助长今后类似事件更多发生。
我们不禁要问：是谁让我们走进囚徒困境的局面呢？
囚徒困境的一个最关键点，是警察可以根据甲乙的情况，调整对坦白或不坦白二各情况的判罪年限，正因为警察掌握了这一主动权，他才可以对甲乙二名囚犯竞底。
而在李志强和张志强的囚徒困境中，扮演“警察”角色是，是掌握行业核心技术、产品的国外供应商。如在中国的PC产业中，联想、TCL、方正、海尔等等，就是“囚徒”，而英特尔、AMD就是“警察”，这些“警察”制定了行业的游戏规则，让“囚徒”们身处困境，不断地彼此竞底，以便从中获得巨大收益，从而在美国总部不断进行竞优式的研发，开发出升级换代的产品，再来让“囚徒”们竞底。
这，就是当今产业全球化的实质。
博弈论中还有一种零和博弈，在零和博弈中，一方的所得，就是另一方的损失。
李志强和他的打工妹们，主要也是进行零和博弈。他的利润，主要来自于对打工妹工资的压低和克扣，他多挣1万块，可能打工妹们就得少拿9千块。因此李志强不得不靠 竞打工妹们的底，才能多挣钱。
如何才能达到双赢的多和博弈呢？比如李志强给打工妹加1元工资，而自己能获得1.5甚至1.2元的收益，那就能达到一种双赢局面。
但李志强对打工妹的潜力都用尽了，他已经没有办法，在给打工妹们加1元工资时，她们会为他挣得1.2元或1.5元的收益。所以他当然不会考虑为她们加1元的工资。而打工妹们则觉得既然老板给的是最基本的工资，自己也只能干老板要求的最起码的工作，是否能为老板增加收益，那不是自己应该操心的事。
因此，在竞底企业，多和博弈，即“大家合力把饼做大”的情况，很难出现。唯有大家眼睛盯着有限的那块“饼”上，彼此竞底，谁的竞底实力强，谁抢到的“饼”大。
案例：经济学人对竞底、竞优的相关论述
对任正非、李志强们遇到的竞底困境，西方经济学家所进行的专门性研究不多。究其原因主要有：
1、这是落后国家特有的现象，西方的经济学家不会把这些问题当作自己的课题；
2、国内的经济学者无不饱受多年的应试教育毒害，同时秉承了中国人缺乏科学精神的特性，因此他们热衷于传授西方经济学家为西方社会研发的最新理论，但对中国尤其是中国民营企业所存在的实际困难涉足较少。
且看看二个有份量的中国经济学人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