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也有人推测辛贝特和拉维夫是由一个右翼外围活动分子的小组驱使的。他们声称拉维夫也可能是其他的情报来源向辛贝特报告了阿米尔的暗杀计划。按照这种推测，特工很可能早就打入了阿米尔圈子的内部，将阿米尔枪里的子弹换成了空包弹。阿米尔意识到子弹被换以后，又换了回来。在向拉宾开枪以后，阿米尔为了避免自己被枪击就大叫“子弹是空包弹”。
在调查拉宾遇刺案的时候，原最高法院大法官梅尔·桑姆加领导组成了一个国家调查委员会，负责对导致阿米尔枪击总理得手的违反保安规范程序的情况进行调查。辛贝特的首脑、特工、警察和目击证人等均被传讯。
听到拉宾的死讯后，阿米尔一脸笑意，并对法庭说：“我感到满意。”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听后大为愤怒，他谴责阿米尔毫无人性。
调查结果表明，阿米尔并不是利用保安队伍万分之一的失误机会而刺杀得逞的。事实上，拉宾的保安系统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在这次集会以前，发生过一系列右翼极端主义分子策划的袭击，而这一切并没有引起保安官员的足够重视，他们和拉宾一样相信犹太人不会为了政治原因杀害自己的同胞，但显然他们错了。
在集会进行准备工作的时候，辛贝特、警察和其他有关方面的各个单位都做了大量的部署，从各部门总共调配了1000名保安人员。以色列国王广场的讲台背后的市政大楼灯火通明，似乎照亮了广场上的每一个角落。拉宾和西蒙·佩雷斯都增加了保镖人数，计划了紧急情况下的撤离路线。由于之前发生了伊斯兰吉哈德领导人被暗杀的事情，保安工作的焦点集中在了巴勒斯坦原教旨主义者通过狙击手、炸弹或自杀性爆炸进行攻击的可能上。几乎没有人想到犹太人会袭击拉宾。
即便如此，很多在集会现场的人都将那晚的安保工作看作了一个笑话。表演的舞台周围可以随意进出，一名摄影师拿着假通行证竟然通过了台侧工作繁忙的保安人员。在停车场，保安的漏洞就更大了，尽管他们发现了阿米尔，但两名在停车场值勤的新警察认为他丝毫不具有威胁力。即使是部署在那里的便衣警察也没把阿米尔当回事儿，就因为他是犹太人。
当时录下事发现场情况的业余爱好摄影者罗尼·坎普鲁，据他本人事后回忆，他当时就觉得阿米尔看上去像一个潜在的谋杀犯，十分可疑。所以他拍摄了很多阿米尔的镜头。
这些保安系统的漏洞给刺客提供了可乘之机。按规定，拉宾从走下台到向汽车走去时应该有10名保镖跟随，但实际上只有5名保镖在他身边。就这5名保镖在护送拉宾的时候也没有做到全心全意，他们不扫视四周，紧盯着前进的方向。后来，由于负责在拉宾身后注意情况的保镖被拉宾差遣去后面看看自己的妻子是否跟上，这个空子让阿米尔乘虚而入。
即便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果拉宾穿着防弹背心也许还能减轻些子弹的冲击力，但后来拉宾的妻子莉娅说，并没有人提醒她丈夫要穿防弹背心。
枪击事件发生以后，安保人员的不称职依旧继续。可能由于阿米尔大叫子弹是空包弹，所以安保人员陷入了困惑带来的迟钝中，有好几秒钟拉宾都处于毫无保护的状态。由于临时更换司机，司机并不知道预定的撤离路线，在送拉宾去医院的路上，他竟然选择了一条他能找到的唯一未被堵住的街道，但却走错了方向。最要命的是，事发后，一大群的安保人员没有一个人想到事先打电话给医院，要他们准备好抢救总理。
阿米尔被判终身监禁的第二天，桑姆加委员会说辛贝特曾经是享誉全世界的最佳情报组织，而就是这样一个厉害的情报网居然忽略了犹太极端分子正计划谋杀总理的警告。这对1995年就被任命为辛贝特负责人的卡尔米·吉龙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丑闻。
桑姆加委员会对拉宾暗杀案的调查透露，在阿米尔和他朋友商量了他将要暗杀总理的计划后，其中一个密友将这一计划告诉了他以前在陆军情报部的一个指挥官。该指挥官立刻将此消息报告给了警察，警察又告诉了辛贝特。据说，计划虽被知晓但他们并不知道刺杀者的名字，只是被告知了一些辨认阿米尔的信息。
尽管刺杀阴谋的说法有鼻子有眼，但在12月初，桑姆加委员会还是驳回了所有传闻的阴谋推测，将调查的重点放在了卡普勒对拉宾刺杀现场的业余录像带和许多目击证人的证词上。
最终，委员会认为拉宾的死不是阴谋所致，而是安保工作完全失效造成的。
五永恒的《和平之歌》
凶手终被绳之以法，在得知凶手是犹太人之后，全世界在震惊中暗暗松了一口气——还好是个以色列人。
是的，假设如果凶手是巴勒斯坦人，那估计人们看到的将是凶残的报复、和平协定的撕裂和民族与民族的战争。因为凶手“幸好”是个犹太人，所以巴以两国领导人才会继续更加积极地推进和平，实现拉宾的遗志；以色列人民才会满怀悲痛，而不是带着种族仇恨出现在拉宾的葬礼上。
在拉宾死后的数小时之内，全以色列人将他升级为国父式的人物，一个安全守护神、和平的化身。数千名以色列人成群结队地前往伊奇洛夫医院，他们手持蜡烛，以痛苦、催人泪下和哀伤的音调唱起了《和平之歌》。成千上万从集会带着振奋心情回家的人们，再一次回到了曾让他们心潮澎湃的国王广场。
人们聚集在拉宾的家门外和他在耶路撒冷的官邸，手举写着“我们死去的父亲”“我们爱戴的依扎克”的标语。电视上整夜向全国不间断地播放着哀悼拉宾的节目，以色列的国民对前途的不确定和恐惧更加严重了。
第二天上午，一群学生来到拉宾在耶路撒冷的寓所，在围栏和街沿上有着数千支蜡烛燃烧整夜留下的烛泪。巴里兰大学的学生也情绪沉重地举着“我们谴责”的标语牌聚集在一起追思拉宾。
中午，一辆载着拉宾灵柩的灵车在8名将军的陪伴下缓缓驶出了特拉维夫，向耶路撒冷驶去。下午2点，拉宾的灵柩抵达以色列国会，被安放在装饰着蓝白两色以色列国旗的国会大楼前厅里。拉宾的妻子莉娅及儿孙们站在灵柩的旁边，默默地流泪。西蒙·佩雷斯、最高法院法官、犹太教大教士、外国大使以及其他高级官员向拉宾致意。
从白天到夜里，普通的以色列民众形成了不断的人流，带着鲜花、国旗和数不清的蜡烛来到了拉宾的灵柩前。直到次日凌晨，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将国会大厦围得水泄不通。在通往国会山的路上，随处可见小型的、临时凑成的追悼仪式。
在附近的赫兹尔国家陵园中，有一个区域是专门留给该国着名人士的，在靠近前总理梅厄和艾什科尔墓地的地方，就是拉宾最终安息的土地。
周一上午太阳升起的时候，以色列保安部出动了一万人马准备保护数十位从世界各地飞来参加拉宾葬礼的国际要人。约旦国王侯赛因、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等一些曾经是以色列敌人的国家领导人纷纷来到耶路撒冷，送拉宾最后一程。
阿拉法特在听到拉宾遇刺的消息后悲痛欲绝，他希望能参加拉宾的葬礼，并用哀求的口吻与西蒙·佩雷斯和拉宾夫人商量，告诉他们拉宾会希望他去的。
但由于阿拉法特是一个太有争议的人物，所以出于安全考虑，阿拉法特没有参加葬礼。不过在葬礼的几天后，他来到拉宾的家里做了一次秘密的吊唁。这是阿拉法特第一次访问以色列，一切都在严格保密下进行，等他离开特拉维夫之后，媒体才知道他访问了以色列。
虽然不能亲自参加拉宾的葬礼，阿拉法特还是派出了一个由高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出现在了拉宾的葬礼上，他自己则留在加沙的家中观看葬礼的电视转播。
下午2点，以色列全国响起了长达两分钟的汽笛声，为死者默哀。在耶路撒冷安静的山坡上，拉宾的墓地旁，拉宾夫人和家人以及各个国家的代表默默站立着，送这位伟人最后一程。在拉宾去世的当晚被推举为代理总理的西蒙·佩雷斯，在葬礼上发表了一篇对拉宾充满爱戴和尊敬的讲话。拉宾是西蒙·佩雷斯多年以来的政敌，但后来几乎成了他的另一半。讲话中他回忆起拉宾被刺、集会前那最后几个小时的情景，他的言语悲痛而沉重。
拉宾安葬的时候，上衣口袋里还装着那首《和平之歌》的歌词，上面沾满了血迹，让字迹模糊不清。拉宾的血覆盖了《和平之歌》，这些血是他生命最后一刻流出的，流到了纸上的字里行间，它成了拉宾最后的和平之歌。
在众多的政要刺杀案中，不乏失败与流产的例子。在这类故事里，有的惊险——如对戴高乐和穆巴拉克的刺杀，当然里根也可以勉强算上凑数；有的有趣——最直接的例子就是中央情报局和卡斯特罗猫捉老鼠的游戏；还有的几乎就是滑稽了——对杜鲁门的刺杀简直就是业余级的，固然有悲壮亦有惊险，但对杜鲁门无疼无痒，典型的“遂使竖子成名”。但对被刺者来说，能免于刺杀却无疑是可喜可贺的，而这当然也是人们愿意去津津乐道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