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为一位严师，总是告诫他的弟子们一定要听从别人的批评，并且还要确实能够改正，这才是最为可贵的。对于那些恭维的话，要学会冷静地去分析，这才是可贵的。这里孔子主要强调了怎样对待别人的规劝和赞扬的问题，这对现代人很有启发作用。
别人对我们的规劝，包括社会对我们的规劝从来就不少，我们自己许多时候也都知道应该按照规劝去做，可惜往往却不能按照规劝去做，究其原因，还是缺乏足够的自我控制能力，也就是缺乏足够的自我修养和理性约束能力。一个人会因为别人的赞美而飘飘然，甚至分不清哪些赞美是真心的，哪些是虚假的；哪些是对自己成绩的肯定，哪些只是对自己的鼓励。不能够正确对待赞美，是很容易迷失自己的。
古语有云：“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样好。”的确，人并非十全十美，每个人都有缺点，都有短处。因此我们应正视自身的弱点，并积极寻求克服缺点的方法。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短处都会暴露在我们的视角下，有一些则是被你身边的人所发现，他们会有意无意地提醒你，督促你克服缺点。
这正应了另一句古话：“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言大抵逆耳，不讨人喜欢，让人听起来觉得不舒服，但尖锐的批评，衷心的劝告，实际上是爱护人的一种表现。着眼于“帮”，正如好药往往味苦难吃，但能治病一样，批评是提醒、是警示、是良药，对改正缺点错误很有好处。从某种意义上讲，批评包含一定的“治病救人”
的性质。
在历史上，不听忠言而失败的例子不在少数。
三国时，刘备急于给关羽、张飞报仇，不理会诸葛亮、赵云等人的劝阻，贸然进攻东吴，而被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大败而归；袁绍不采用手下谋士的意见，一意孤行，导致了“官渡之战”的惨败，并最终全军覆没；有“发明大王”之称的爱迪生，由于晚年不听别人的批评而一事无成……由此可见，能够正确听取别人的意见是至关重要的。
有的人一听到别人的批评意见，就觉得如芒在背，也不管批评的对与错，便认为批评者是存心跟自己过不去。“涵养”好一点的，是在“诚心接受”批评之后，念念不忘给批评者“穿小鞋”；“涵养”不好的，则免不了当场发作，与批评者针锋相对。这样时间长了，批评者就会变得“世故”起来，批评的声音也会日益衰弱下去。
有人会说，每个人都爱听好听的话。好听的话的确能够使人精神愉悦，同时又长面子，可是有些好听的话犹如漂亮的罂粟花，开放时美丽，而结果却有毒。
有则寓言故事，说的是一种叫猱的猴子，最爱吸食动物的脑浆。
一天，老虎觉得头痒，就让猱为自己挠痒。猱慢慢地挠着，就将老虎的脑袋挠开了一个洞，可老虎全然不知，并且还很快活。
猱一边吸着老虎的脑汁，一边对老虎说：“我弄了一点荤味，不敢一个人独自享用，送给大王您吃吧。”
老虎高兴地说：“你对我真是很忠心啊！”
最后老虎的脑袋被掏空，大吼一声就死去了。
那些以阿谀奉承为能事的人，不正如猱一般的小人吗？
“耳中常闻逆耳之言，心中常有拂心之事，才是进德修行的砥石。
若言言悦耳，事事快心，便把此生埋在鸩毒之中也。”一个人如果常听难以入耳的忠言，常遭遇使心中不悦的难事，就能修身养性，提高自己的品德；相反，假使一直听悦耳的话，行事又很顺利，就会自然而然的松懈下来，如同中了鸩毒一般，此生再也无望了。“鸩毒”是什么呢？鸩是一种毒鸟，所谓“鸩毒”，指的是用鸩制成的毒药。
春秋时年，管仲向齐桓公进谏：“宴安鸩毒，不可杯也。”原来齐桓公爱姬甚多，常在后宫饮酒作乐，管仲见了很担心，就把酒色比作鸩毒，劝诫齐桓公勿近醇酒妇人。齐桓公毛病很多，由于有管仲辅佐治国，对管仲的批评也能接受，才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到管仲去世后，事情就发生了变化。
管仲死前齐桓公去看望他，并问他：“仲父病成这个样子，有什么话要和寡人说吗？”管仲劝他离易牙、竖刁、常之巫这些人远点。
齐桓公说：“易牙把自己的宝贝儿子煮熟了让我尝鲜，这么忠心耿耿的人还值得怀疑吗？”
管仲说：“人之常情，谁不疼爱自己的孩子？既然他可以忍心烹杀自己的儿子，那么将来对你，还会有什么不忍心的事情不能做呢？”
桓公又问道：“竖刁把自己阉了以亲近寡人，这样的人也值得怀疑吗？”
管仲回答道：“按人之常情来看，没有不爱惜自己身体的。能下狠心把身体弄残了，那么对国君又什么下不得手的呢？”
桓公又问道：“常之巫知道人的生死，能治重病，这样的人也值得怀疑吗？”
管仲回答道：“死生，是有一定的；疾病，是人体失常所致。主君不顺其自然，守护根本，却完全依赖于常之巫，那他将国君无所不为了。”
管仲死后，齐桓公开始时还记着管仲的劝告，将这些人赶出了宫，可是他非常不习惯没有这些人的日子，又将他们接回来了。齐桓公将管仲劝告置之脑后，重用易牙、竖刁等人，这些人投其所好，阿谀谄媚，齐桓公在他们的奉承下，上进心尽失，政治渐渐腐败，他自己还觉得没有不妥，说：“仲父的话是言过其实了。”齐桓公生病的时候，这几个人一同叛乱。他们在桓公寝室四周筑起一道围墙，禁止任何人入内。这时，桓公哭得鼻涕横流，感慨道：“唉！还是圣人的眼光比我们远大呀！若是死者地下有知，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仲父呢？”说罢，自己扬起衣袖捂住脸部，气绝身亡，死在寿宫。尸首无人理睬，上面只盖一张扇，以致腐烂发臭，蛆虫爬出门外，三个月没人安葬。
齐国的霸业也骤然衰落了。
齐桓公的死可以说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他的悲剧提醒人们，如果听不到批评意见，听不进难以入耳的忠言，就认识不到错误，察觉不了灾祸，无法提醒、鞭策自己，是件很危险的事；整天被赞扬的话包围，赞美之词不绝于耳，就像喝含有“鸩毒”的美酒一样，听多了就会丧失警觉，削弱自己发奋上进的精神，沉湎在自我陶醉的深渊中，积羽沉舟，最终毁了自己。
《周易·小过》中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没有缺点也没有过错，而受到了批评，要预防不要再犯同类的错误就行了，盲从和顶撞都不好。没有缺点也没有过错而受到了批评，今后行动要引起警惕，不要把别人的批评总是记在心里。
唐太宗就是这样对待批评的。他称帝后居安思危，任用贤良，励精图治，缔造了我国封建社会持续近30年的太平盛世“贞观之治”。
唐太宗认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所以鼓励臣下进谏，扩大谏官职权，凡诏令不妥须当奏明，不得阿从。太宗时常以隋朝覆没教训作为警示，提醒自己知危而安，知乱而治，知亡而存。
有一次，他对大臣们说：“人要看到自己的形象得照镜子，皇帝要想知道自己的过失得靠忠臣。如果皇帝拒绝群臣而且自以为是、群臣用阿谀奉承的办法顺着皇帝的心意，皇帝就会失去国家，群臣也不能自保！像虞世基等为了保住自己的富贵用谄媚的办法侍奉隋炀帝，隋炀帝被杀，虞世基等也被杀了。你们应该记住这个教训，我做的事情当与不当，你们一定要说出来。”
特别是对待喜欢直谏的魏徵，更体现唐太宗善纳忠言的勇气。虽然魏徵原是太子李建成的僚属，但唐太宗却不计前嫌，任他为谏官，允许直接询问政事得失，而且爱护备至。魏徵曾上疏数十，太宗均虚心纳谏、择善而从。
后来魏徵死了，他伤心地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
虽然批评意见有时“带刺”，令人难以接受，但它含有品评、判断、指出好坏，带有激励、教导、鞭策的愿望，以期通过批评促进人反思、克服和改正错误的思想行为，有利于克服个人认识的片面性，起着积极的作用。可人是有感情的，常常因情感、情绪的变化，对别人的批评有不同的反应。喜欢听溢美之词，厌恶批评之语，这是人性的弱点，也是人之常情，即使是大人物也在所难免。
生活即艺术，是一种修炼，是一片净土，不是武术，不是战场。
虔诚的攻艺者当专心不二地将自己的精力、心力都用到艺事上。批评是一束智慧，批评是一份爱心，批评是一片袒露的真诚，批评是一腔恨铁不成钢的期待与厚望。批评，始终是攻艺者的强身之本。
因此，我们不但要感恩批评，还要重视自我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