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觉得现在演员的水准降低了，还是不满意表现手法？
不是演员的问题，也不是说水平的问题，我觉得是追求的问题。话剧百年的传统和将来的发展，我想这传统里头，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话剧的诞生和发展，它都不是离开时代的，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疾苦。话剧是应运而生的，发展的。话剧的发展还有一条，就是观众的好恶。你不管观众的好恶，我觉得不对。这个话说了有些人会觉得太“左”，好像一提主旋律有人就会斜着眼睛看你，实际上我觉得是偏见。我到英国去考察，英国的艺术节相当多。在布莱顿，他们艺术节的兴衰，兴旺的时候是反映当前观众关心的热点；如果都搞历史了，离当前远了，它是衰落的。他们总结经验的一条规律，人家那没有说主旋律。后来我们访问伦敦艺术节，也说这一条。这不是偶然的，所以我们现在有些话剧，有些人太强调本体，本体意识，强调要有新潮的观念，要现代派，后现代，搞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应不应该搞？绝对是应该搞的，但是最最首要的，还是应该搞中国老百姓最关心的。否则离观众的距离也会越来越远，观众圈子越来越小。
为什么过去的话剧在农村里都那么受欢迎呢？这个形式农民也没见过，他为什么欢迎？因为你谈的是他的事，他关心。我在青艺当院长的时候，1992年，第三届中国艺术节，我们到云南去，带了《哈尼姑娘》和《火神与秋女》等三台戏去。在云南演了48天，48天里头我们在路上走了12天，真正演出36天，演了63场。到一个地方本来是一场，后来加到一天演三场，因为时间在那儿，本来定的时间下一站还有，只好在有限的时间里加场次。最后演得我们有个演员宋洁突然哭了，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等她哭完问她为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后来知道是累的，累得不知道怎么自己就哭了。
老百姓不喜欢话剧吗？不能这么说，我们在云南省话剧院的剧场演，场场满，而且是爆满，场场都要加凳子，因为你演的东西大家关心。当时包括小品，原来我去剧院之前，小品属于自生自灭，没人管，我去了之后，就把小品列入剧院的生产计划内。当然有人反对的，一个大剧院搞小品，觉得太不上台面了，我说老百姓喜欢，观众喜欢，我们就应该做，问题是我们拿什么小品给观众。后来证明我们的小品，专家、群众反映都好，认为大剧院演出来的小品是高品位的，是大剧院的品位的。我们的小品观众看了也哭也笑，也许一个小品是又哭又笑，都有，反映很强烈。因为那些问题都是很现实的，很贴近生活的，都是观众关心的一些热点问题。我们不断地丰富，不断地淘汰，不断地选更优秀的来充实。话剧将来要辉煌，要记住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疾苦，观众的好恶，要把这个记在心上，去这么做，这个是过去留下来的传统。
孙维世导演对你的影响还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比如说演《桃花扇》，她看了好几遍。总理就来看过两遍，第一次看了一半，后来又看了一半，她都陪着。每一次来，上台都给我提点意见。她有的时候说上次说的你改了，有进步。有一次我印象最深的，她说演员应该每天都在这个角色里，都要追求新的东西，有新的想法和创作。她就举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伊·米·莫斯克夫演的《沙皇费多尔·伊凡诺维奇》，他都70多岁了，还始终保持着演出青春。什么叫演出青春？就是每天还有新的创造，不是在那儿重复。她跟我说，你应该演反派，不要以为自己是小生，不行的，要演反派，演闹剧、演喜剧、正剧，不能只演年纪轻的。为什么？她说只有这样你路才能宽，如果你觉得自己是演小生的，你就在小生这条路上往下走，你的路越走越窄。
后来我演电影，《八仙的传说》，演吕洞宾，那个电影里吕洞宾要变化，除了自己之外还变四个人，等于五个形象，一个是吕洞宾本人，一个是年轻的秀才，一个是八九十岁的老翁，还有一个不识字、贪婪自私的农民，还有一个算命先生走江湖的，没什么真话，但是好像句句都在说真理一样。我这个戏化妆上就下了很大功夫，跟化妆师一块儿研究，拍完戏回来就试妆。最后不仅区分开，表演也很生活、很自然。后来记者问我，我说我把它区别开，得感谢孙维世在我年轻时候的教导，现在我回过头来看，更觉得她的话对。所以孙维世对我们的培养，不是一般的培养，不是给你一个角色，或者是催你用功；是替你想到你几十年以后。我在一个戏里演过五个群众，有的时候还能找点戏出来，就是没台词也能找点戏出来，有的连这点戏也找不出来，但是妆我就化得不一样，所以我们那时候给自己起个名字，孙维世是总导演，我们是总演员，因为哪出戏里都用我们几个演员。总演员姓“本院”，本院演员，没有自己的名字。
但是认真，把群众当主角演。今天回过头来看，非常有好处。现在有些年轻演员，一演群众，他们觉得自己不演主角，在这儿就是瞎耽误工夫，整个就是陪人家玩，浪费青春。说老实话，看你怎么做，看你怎么对待，这很重要。你认真对待了，像我们走过那么长的演员道路，再回过头来看，我觉得没亏待你，你自己认真了，生活不会亏待你的，教会了你很多东西，所以孙维世说了一句话，最重要的学习是实践中的学习。哪怕在一个戏里跑一个群众，比你读一本书都重要，当然她鼓励我们读书，不是不鼓励读书。因为在实践当中有真切的感受，和读书的时候不一样，原来读书是空的，有了实践再读书，原来没看到的东西又看到了。她去世太年轻，48岁。
在解放区，现在常常提到，过去讲华大三部，她那个时候搞的戏《一场虚惊》是轰动的，然后《保尔·柯察金》、儿艺的《小白兔》。她当导训班的班主任，那时候欧阳山尊他们都是学员，她是班主任，《一场虚惊》是她翻译的。《万尼亚舅舅》也是她是翻译的，另外她是青艺的总导演。《万尼亚舅舅》，现在也是难以逾越的一个高峰。金山、路曦这样的演员，现在简直太难找了。金山国语不标准，但是他的台词可以灌唱片。路曦的台词也是可以灌唱片的。前几天奚美娟在电台听到过路曦讲《万尼亚舅舅》台词，觉得真棒啊。路曦要现在考戏剧学院都考不进去，个子矮、大扁脸，真是考不进去。现在有的规定不见得合理，特别是话剧，不是舞蹈，相貌不是美女，但照样是大演员。
孙维世那时候重要的戏，比如《同甘共苦》，是可以载入史册的，要从方方面面来看，但从演出来说，绝对是好的。舒强是男主角，于蓝是女主角，还有一个刘燕瑾同志。
1958年，总理让我们下乡，到生活当中去。我们从乡下回来，汇报演出，剧协都请我们去演，因为我们这台东西，让大家感觉到泥土的芳香。后来老院长就建议，国庆十周年把这个戏作为献礼剧目，叫作《桑阳河畔喜事多》。七个片段组成了一个戏，可是作为献礼剧目，怎么都觉得缺点什么东西。孙维世是总导演，她加了一个尾声一个序幕，舞台都是稻穗那些东西，沿幕整个是丰收的景象。当中加了两个吹唢呐的老头，一个张平，一个石一夫，用这两个老头做一根线，把这些事串起来。再一看，不一样了，包括我们原来演熟了的戏，本来是小喜剧，她一排连我们都笑得在地上滚，实在憋不住了。
电影学院的专家，还有苏联的专家，搞理论的专家，提到孙维世都说是天才，在苏联影响挺大的。
孙维世在排演场充满了魅力。在她的排演场，是用不着做规定的，不准打毛衣，不准谈买大白菜、买自行车，或者看报、看书，不用。坐在她的排演场里头，不可能干别的事，你就会完全被她导戏的话语，那个氛围吸引住了。她的表情都是千变万化的，特别有魅力。孙维世的笑很特殊，笑是那种透明的，心里没有事的，你就觉得没有人会那么笑。我演的《天云山传奇》，从她身上吸收了好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