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保护革命骨干
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在博古、李德等的错误指挥下接连失利。广昌失守之后，整个战役失败已成定局。
1934年5月间，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设想，准备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但没有适时作出转变战略方针的决断，转移的准备工作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地进行。
这时，叶剑英刚从福建前线调回总部任军委四局局长，兼管军委直属队工作。他到任后，首先从各方面调查了解干部情况，及时地向军委提出了干部配备方案。当时，不少同志因为抵制“左”倾错误，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的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撤职，开除党籍。在转移前，“左”倾错误领导者把这部分被打击的干部看作是“包袱”、“累赘”，想甩掉一批，杀掉一批。叶剑英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尽最大努力，抵制了这种错误的做法。他亲自找这些同志谈话，深入群众中开展调查研究，深感其中的多数同志是对“左”倾错误领导不满，拥护毛泽东的好干部，有的人虽然犯过错误，但性质并不严重；有的则是编余干部。他认为，既不能把党的这些宝贵财富视为“包袱”，随意抛弃，更不能随意杀掉。因此，他力主这部分干部应该得到保护。于是冒着再遭打击的危险，仗义执言，尽量设法让他们随军突围转移。当时国家保卫局内部决定，对犯“错误”干部开列了一个留走名单。名单上有五六十个干部，分成A、B、C三类，一类是要杀的，一类是要留在苏区的，另一类是可以参加突围转移的。当保卫局长邓发带着这份名单，征求叶剑英意见时，叶据理力争，要求尽量少留人，坚决反对杀人。凡是他了解情况的，逐个陈述自己的看法，极力加以保护。名单上有边章伍的名字，被划入要枪毙的一类。叶剑英说，这个同志我非常熟悉，他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很有学问，军事理论和军事素质比较高，是军队有用之才；他参加宁都起义也是有功劳的，工作很有成绩，他是个好人，怎能把人家列为反革命呢？邓发被说服了，便把边章伍的名字勾掉。此后，叶剑英与边章伍一起共事多年，从未向边提起此事。当边章武知道了这件事时，激动地向妻子陈宛文说，我这个脑袋是叶参座给保下来的，什么时候也不要忘了他救命之恩！此事一直传为佳话。
叶剑英就是这样一位悄悄做好事，却从不宣扬自己的人。他在组织人事问题上，一向严守纪律，不随意议论不该议论的事情，不封官许愿，不送人情，充分体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定的党性立场。
那张干部“名单”是一个信号。叶剑英感到问题非常严重，自己有责任保护好一些蒙受冤屈的同志。
在一次讨论如何组织军委纵队的会议上，他向朱德、周恩来等军委领导人提出了妥善安置和保护干部的建议和方案，在他的提议下，经过军委批准，组成军委干部团（属随营学校），保留战斗骨干，收编红军大学和其他几所已被撤销的学校中的部分教员、学员和受“左”倾领导打击排斥的所谓“犯错误”的干部和编余干部。这些干部能分配到各个军团和安排在军委机关的尽量安排，随时可以调入。这样，保护了党和红军的一批重要干部，其中就包括萧劲光、郭化若等。这批干部在遵义会议之后，都先后恢复名誉并分配了工作，他们不仅在战争年代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大都成为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
但是，“左”倾错误领导者对于反对他们主张的干部继续采取能整就整、能甩就甩的办法，进行打击迫害。尽管叶剑英等主持正义的领导者竭尽全力进行保护，但由于自身处境也很困难，对一些被硬行留下、在当时很有影响的重要干部也爱莫能助，有的甚至是亲密战友，也无能为力。叶剑英后来回忆说：“李德那个人可厉害，他讲不赢道理，就用组织手段整你。长征时很多干部没带出来，像瞿秋白、古柏、毛泽覃、刘伯坚这些同志战死的战死，有的被杀掉。这都是李德他们搞的。”
叶剑英与刘伯坚是十分熟悉的老战友。刘于1926年同邓小平、刘志丹等先后被派到冯玉祥的部队做政治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深得冯玉祥信赖。1931年在中央苏区参与策划组织宁都起义后，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功勋卓著。长征突围前，“左”倾错误领导者翻他的老账，无非是因为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反对过王明宗派集团，因此，刘伯坚被留在苏区，担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可是他并没有因为受排斥而消沉，仍然忘我地工作。为了护送主力红军渡过于都河，他亲临架桥工地，开展后勤支援工作，从早到晚，站立河畔桥头，为长征战友送行。他见到叶剑英，特意把酒饯别，倾诉衷肠。两位老战友恋恋不舍，心情十分沉痛。刘伯坚望着滚滚东流水，对叶剑英说：“大队人马向西转移了，我留在赣南没有什么作用，你还是想法反映反映，让我跟着走吧！”其实叶剑英又何尝未反映过呢？他曾几次把刘伯坚的要求向军委作了汇报，提议让他随队长征，但“左”倾领导者却说刘伯坚“婆婆妈妈的”，没有什么用，就是不同意他参加长征。叶剑英无可奈何，只好互道珍重，洒泪而别。后来，刘伯坚在赣南的一次作战中负伤被俘，坚贞不屈，壮烈牺牲。牺牲前，曾在狱中留下《带镣行》的著名诗篇。1962年，叶剑英在《建军纪念日怀战烈》诗中赞日：“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鄂都溅溅鸣。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
这是多么激越悲壮、寓意深邃的诗句啊！当年刘伯坚在于都河畔、黎板桥头，送行惜别的情景，跃然纸上，使人想起战国荆轲刺秦王，与易水畔击筑送行的好友高渐离的诗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刘伯坚的壮烈一生，令人景仰不已。叶剑英每每回忆起这段历史，心情都分外难过，对“左”倾错误领导者深恶痛绝。他惋惜地说，他们在长征前有意甩掉的许多好同志，后来不少人惨遭敌人杀害，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
二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
“左”倾错误领导者在军事上的冒险主义、保守主义终于发展到了逃跑主义。1934年10月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中央根据地各军区地方兵团，接替各线主力红军的防御任务。除以第五军团继续抗击向兴国进攻之敌外，将第一、第三、第八、第九军团从阵地撤下来，集中在兴国、于都、瑞金地区。”随后，第五军团亦从阵地撤离。紧接着，中央颁布《野战军10月10日至20日行动日程表》，具体规定了中央红军主力转移的出发日期和到达的地域。中革军委发出第五号命令，决定将军委、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部队组成第一野战纵队，与主力红军一起行动，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纵队下辖4个梯队，又称军委第一纵队，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德等随其行动。此外，中共中央机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等单位组成第二纵队，亦称中央纵队，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共8．6万余人，从瑞金等地出发西进，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为保守军事机密，中革军委规定军委及各部队对外使用的代号是：军委为“红星”，军委第一纵队为“红安”，第二纵队为“红章”。在战略转移前夕，总参谋长刘伯承因不满李德的错误指挥而被降职到第五军团当参谋长。从这时起至黎平会议，叶剑英以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身份主持总司令部的日常工作。
10月21日，叶剑英率领军委第一纵队随主力红军从于都西南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敌人第一遭封锁线，于25日全邵渡过信丰河。11月8日，在汝城以南之天马山至城口间，通过第二道封锁线。15日，在良田与宜章间，通过第三道封锁线。12月1日，主力红军渡过湘江，通过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在突破这道封锁线时，面对国民党军几十万人前堵后追，博古等领导人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红军指战员经过浴血奋战，虽然杀开了一条血路，但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折损过半，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很快地减到3万多人。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水，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战歌。
突围行军中，叶剑英协助周恩来、朱德处理繁忙的军务，及时传达并贯彻执行军委的各种命令、指示，随时处理部队行军作战遇到的各种问题。他经常找负责人碰头，研究如何应付遭遇战和防止敌人空袭问题，组织部队克服各种艰难险阻，通过一道道封锁线。许多小事，他也非常细心。路过湘西少数民族地区时，住在老百姓的木板房里。这种木板房容易起火，他特意制定防火措施，防止发生火灾。一路上，他最关心的是掌握敌军的部署和动态。那时中共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已经失去了联系，有关敌人的情报来源主要靠两条：一是地面侦察，二是通过无线电台侦听，破译敌台情报。叶剑英精心组织电台的同志分几个梯队交替行军，昼夜坚持工作，保证通信联络畅通无阻，及时地为军委提供准确的敌我情况动态。电台的人员少，工作很辛苦，叶剑英在艰苦的行军中，常去看他们，称他们是无名英雄，时时处处为他们着想，帮助解决各种困难。
红军渡过湘江，行进到湖南和广西交界的西延山区。这里，山势陡峭，道路崎岖。在一座高山上，叶剑英停下脚步，与警卫员、马夫一起稍事休息。叶剑英脚踏雷公岩，微蹙双眉，举目四望。耳旁正响着密集的枪声，那是后卫部队在阻击敌人。脚下，是几乎90度的陡峭险峻的悬崖，一条一尺来宽的石梯路，从山脚蜿蜒而上，旁边就是万丈深谷。走在这样的路上，令人头晕目眩，胆战心惊。伤病员们都下了担架，由同志们背着或搀着走。有几匹马踩空了脚，摔下了万丈深渊。此情此景，使叶剑英的心情十分沉重。
红军继续艰难前进。下了山，涉过一条小河，前面是一片开阔地。叶剑英带领队伍迅速通过开阔地，向对面的小山上走去。这时，周恩来走过来，告诉叶剑英命令部队切勿休息，立即前进，防止敌人空袭。叶剑英马上具体布置各单位注意防空。就在这时，敌机飞来了。叶剑英命令部队在路边隐蔽。敌机越飞越低。突然向着叶剑英及部队隐蔽的山腰处俯冲投弹。叶剑英见势不好，赶快跑开。刚跑了几步，一颗炸弹正好落在附近，“轰”地一声爆炸了。叶剑英摔倒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