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童年在雁洋
1897年4月28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叶剑英诞生在广东省梅县雁洋堡下虎形村一个小商人家庭。
梅县古称梅州、嘉应州，是一个有着4000多年历史的古老城邑。自明清以采，梅县由于华侨日益增多，文教事业日渐发达，因而被称为“人文秀区”、“华侨之乡”、“足球之乡”；梅县县城东30公里处的雁洋堡下虎形村，因地势呈虎形而得名。它头饮梅江水：背负虎形山，气势雄伟，风光绮丽。据叶氏宗祠族谱记载，叶剑英的祖先是宋朝时由中原南迁的汉人，即所谓“客家人”。叶家祖辈移居此地后，开山筑室，创业传宗。
叶剑英的祖父名福智（1828—1893）。他青年时期，在下虎形村附近的横山镇以屠宰为业，借屋娶妻，生有5子。叶福智按照家谱，依次给5个孩子起名为铭祥、钦祥、鉴祥、锡祥、钻祥。
叶剑英的父亲叶钻祥（1872—1921），与4位兄长同继父业，经营小本生意。后来兄长们相继出走南洋，唯独他留在家乡。
叶钻祥自幼跟随仲兄钦祥练习武艺，并考中过武秀才。尽管他练得一身武功，但无用武之地，只好继续留在横山做酿酒、磨豆腐一类的小本营生。每逢圩日就到松口镇去摆摊叫卖。此外，常常帮助穷苦人杀猪、打鱼，有时还兼做“水客”，往返于南洋和雁洋堡之间，热情地为华侨和侨眷捎物送钱，传递信息。他心地善良，耿直厚道，办事稳妥，颇为乡亲们所称道。
叶钻祥19岁那年，与一个名叫陈秀云的姑娘结为夫妇。陈秀云比叶钻祥小1岁，生在松口镇梅教乡田背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陈玉华，母亲范氏，秀云为长女。她自幼没有读过书，但聪明贤慧，勤劳能干，对客家妇女的“四头四尾”的妇工，即“家头教尾”（教育子女）、“田头地尾”（种田耕稼）、“针头线尾”（缝补衣裳）和“灶头锅尾”（家务劳动）样样在行。她敬重公婆，体贴丈夫，勤俭持家，睦族和邻。平时操持繁重的家务，还常帮人打点短工，补贴家用，是一位贤妻良母。父母勤劳、善良的品德，对少年时期的叶剑英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叶剑英出生时，中国正处在灾难深重的年代。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大清帝国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以康有为、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忧国忧民，奔走呼号，力图唤醒全国人民奋起，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抗争。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化，促使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加速走向灭亡。
反动统治阶级越是接近末日，对人民群众的剥削和压迫愈加残酷。人民的生活也就愈加困苦不堪。据《嘉应州志》载，清朝末年，梅县一带已是“土瘠民贫”、“苛法密布，民不聊生”，叶剑英出生前后的家庭经济状况，同梅县大多数劳动人民家庭一样，十分贫苦。后来，叶剑英的4位伯父到南洋，积攒了些钱，寄回家来，由叶钻祥掌钱理事，合伙盖起一栋房子，为纪念父亲，命名“福智堂”。那年月，天灾人祸不断，苛捐杂税又多，叶钻祥的小本生意很难维持，家中常缺钱买米，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穷人偏多子。叶剑英的父母先后生下8个孩子，因为贫病交加，无力抚养，有4个孩子未及成年就夭折了。叶剑英还算幸运，勉强活了下来。父母按照家谱给他起名为叶宜伟。活下来的还有2个妹妹，才英和顺英，很小就当了童养媳。顺英后来又被转卖到江西，受尽折磨，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兄妹才得以重逢。活下来的唯一的弟弟道英（宜导），也是历经艰难，在颠沛流离、饥寒困苦的环境里长大成人。
叶剑英7岁那年，父母送他到雁洋堡钟傲泉、古玉泉私塾读书，曾受教于雨苍公等。所学功课，无非是“诗云子曰”一套。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随着西方外来文化的侵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受到冲击，国人逐渐提倡新学。梅县开展新学运动比较早，1905年，雁洋堡就办起了初级小学怀新学堂，开设的课程有国文、算术、常识、唱游等等。学堂的先生都是思想新颖的青年知识分子。叶剑英随着新学潮流，也转到怀新学堂就读。
贫家出俊才。叶剑英读书很用功。在学堂上课时，他聚精会神地听讲，放学回来，一边参加家务劳动，一边坚持复习功课。书本成了他的新伙伴。每天晚饭后，他和弟妹们帮助妈妈收拾完碗筷，用抹布把小方桌擦得光光亮亮，就摊开书本，做起功课来。家里买不起油灯，他就在大人的帮助下，从山上砍来一种野生的细竹，经过加工，做成“竹精子”，点燃照明。“竹精子”燃烧时爆裂的火星，有时烧焦了他的头发，母亲见了十分心疼，而他自己却仍在埋头读书，毫不在乎。这段灯下苦读的岁月在叶剑英童年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0年5月，83岁高龄的叶剑英重访雁洋旧居时，看到儿时用的小方桌尚在，触景生情，赋诗一首：
八十三年一瞬驰，
木窗灯盏忆儿痴。
人生百岁半九十，
万丈霞光值暮时。
少年的叶剑英活泼好动，不但书读得好，而且喜欢体育活动，是个踢足球、踢毽子的能手。他热爱劳动，经常利用课余时间，与小同学们结伴上山打柴。除了打柴之外，叶剑英还时常在横西村头那棵大榕树下，帮助父母喂猪，卖“仙人糇，”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
在那棵大榕树下，叶剑英还常常听来往的大人们谈今论古。他在这里听过“三国”、“西游记”、“封神榜”、“岳母刺字”、“八仙过海”等故事，也听过“长毛造反”的民间传说和孙中山革命的消息。叶剑英和小朋友们慢慢知道了“红顶子”、“洋鬼子”不是好东西，便把“捉人子”、“打野仗”的游戏改叫“打洋鬼子”。叶剑英通常是这种游戏的小首领。
大榕树下，可以说是少年叶剑英的另一个“大课堂”。
二丙村三堡学堂
1908年，11岁的叶剑英，已长成一个英俊少年。这时，家境也稍为好转，父母决定送他到离雁洋10多里路的丙村三堡学堂住校读书。
三堡学堂，是由金盘堡、锦州堡、雁洋堡联合创办的一所公立高等小学。这所学堂的校长和教员大都是不满清朝封建统治、主张“教育救国”的爱国青年。当时学堂是四年制，设置甲、乙、丙、丁4个班次，叶剑英在甲班。据他当年的同学温日新、温瑶生、廖光史回忆，叶剑英那时的学习成绩是几个班里最拔尖的，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他除了完成学校规定的各门课程外，还多方借阅许多课外书籍，尤其爱好写诗作文。他的作文经常被老师拿去“贴堂”展览。
学校聘请的一位名叫李煮梦的老师，诗文极好，才华出众，是柳亚子创立的“南社”的诗友。李老师很欣赏叶剑英的诗文，经常亲加指点，使其习作大有长进。叶剑英直到晚年还怀念这位启蒙老师，还能背诵李诗“调高泣风雨，笔健走雷霆”，“剑气纵横盘北斗，箫声凄咽拂南天”等佳句。1977年夏天，一次偶然机会，叶剑英得到一部“南社”集刊，诵读之余，回忆起当年向李老师请教《诗经》的情景，在书的封面上意味深长地写下这样两句诗；“说部我输李煮梦，小戎离黍出诙谐。”
叶剑英自幼喜欢爬山和游泳，到了三堡学堂学习国文、英文、地理、体操等课程后，对山山水水更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到节假日，他常常约三、五个要好的同学去游玩。附近的名胜“三坎石”、“仙水塘”、“北帝宫”、“梅子坑”，还有阴那山的“灵光寺”，都曾留下他的足迹。他随身带着小本子，每到一处，凡是刻有楹联的地方，他都要停下脚步，留意观看，一边吟诵，一边抄写。就这样，一句句妙语佳联深深地印进了他的脑海，对他不断提高诗文写作水平很有帮助。
当时，长夜如磐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在发生剧烈的震颤。自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在日本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以后，全国各地的革命党人相继组织武装起义，向封建帝制王朝发起了猛烈冲击。在这种革命形势下，参加同盟会的梅县籍留日学生也创办了《梅州杂志》，宣传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同时把大批革命宣传品寄回梅县。同盟会的《民报》，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还有邹容的《革命军》等等，成了三堡学堂进步师生争相传阅的读物。叶剑英读到这些革命书籍，常常热血沸腾，激动不已。
三堡学堂的进步老师，也不断向学生们灌输新的思想。校长谢鲁倩是一位出生于印度尼西亚邦加岛的华侨富商之子，他受到孙中山思想的影响，回国参加同盟会，创办新学，利用各种场合，向学生宣讲孙中山的学说。还有一位老师林修明，也是同盟会会员，毕业于日本的体育学校，先后在松口体育学堂和三堡学堂任教。他上体育课有个规矩，无论春夏秋冬，每次排队，都要使队伍面向太阳。夏天学生们怕晒，请求背阴站队，他不答应，并且说：“你们长大后，应当准备投笔从戎，而一个真正的军人是不怕太阳曝晒的，怕晒就没有资格当军人！”他常常把体育课当成政治课，借题发挥，向同学们讲了许多历史上官逼民反的故事，从太平天国讲到义和团，从义和团讲到孙中山。
叶剑英从这两位师长处得到许多有益的教诲，孙中山这位革命先驱的高大形象，在他心灵上逐渐打下了清晰的烙印。
三剪辫子，打“潮勇”
有一次，林修明突然取下帽子，摘掉了头上的发辫，学生们的几十双眼睛一下子都瞪大了。原来，林老师旱已剪掉辫子，戴的是一盘假发。林修明慷慨激昂，向学生讲述清朝规定男人蓄发，留辫子，要革命首先要剪掉头上的辫子，表示反抗清朝封建制度的道理。叶剑英和同学们听了，十分佩服林老师的学识和勇气。他和其他几个胆大的同学，也学着林老师的样子，剪掉头上的辫子。这件事很快轰动了学堂和村镇。顽固保守的乡绅骂他们“无法无天”，要校方严加惩处。叶剑英等几位同学由于得到校长谢鲁倩和进步教师的支持，胆量更大了。在他们的影响下，三堡学堂又有些学生跟着造了自己头上辫子的“反”。那些顽固保守的人见此情景，连声哀叹，徒唤奈何。
剪辫子的风潮过去不久，学堂里又发生了另一件引起丙村轰动的事。
丙村是梅江边一个较大的镇子，也是一个比较热闹的码头。东来西往的船只常常在这里停靠。当时，潮州的知府时常派官船到松口、丙村、梅县县城运送货物，押解案犯，办理公务。一些潮州府的清兵，头戴红缨帽，身穿青马褂，胸前绣着一个“勇”字，人们称之为“潮勇”。他们每次坐船来到丙村，总是为非作歹，勒索财物，闹得鸡犬不宁。百姓不堪其苦，骂他们是“红头苍蝇”，告到官府，官府不但不管，反诬之为刁民告恶状。“潮勇”得到官府庇护，气焰更加嚣张。
“潮勇”明抢强夺的事，也惊扰了三堡学堂的校长和教师们。那时，学堂的经费来源，很大一部分靠镇上肉铺上缴的“牲口捐”。每逢肉铺被抢，官府不管，总有肉铺老板跑到学校告状，要求减免捐税。学堂师生们对“潮勇”的恶劣行径感到十分气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