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斯平静地说：“他的孩子现在就站在这里，就是我。”停顿了一下，福克斯接着说，“我想说的是，我愿意像父亲一样，为自己的诺言而为你们拆一座亭子。”
他的话讲完，台下掌声雷动。学生们感叹，这是个多么伟大的父亲，亲身为孩子上了一堂好课，让他的孩子受益终身。
不兑现的话，说得巧妙，一流入人的智慧里，怎么能战胜得了天理？所以清代政治家胡林翼说：“诚信的最好道理，能够挽救人走出欺诈的极端。一个人能欺骗一件事，不能欺骗所有的事；能欺骗一人，不能欺骗所有的人；能欺骗一时，却不能欺骗万代。”说得多么透彻！
北魏太武帝让崔浩负责编写魏国历史，太子的老师高允也参加了编写，他为了扩大影响，竟把国史刻在石碑上，让百官阅读，这使皇帝非常不高兴，责问高允说：“国史都是崔浩写的吗？”
高允老老实实地回答说：“不，崔浩管的事多，只抓个纲要。具体内容，都是我和别的著作郎写的。”
太武帝转过头对太子说：“你看，高允的罪比崔浩还严重，怎么能饶恕呢？”
太子对魏太武帝说：“高允见了陛下，心里害怕，就胡言乱语。我刚刚还问他来，他说是崔浩干的。”
太武帝又问高允：“是这样的吗？”
高允说：“我犯了罪，怎么还敢欺骗陛下。太子刚才这样说，不过是为了想救我的命。其实太子并没问过我，我也没跟他说起过这些话。”
魏太武帝看到高允这样忠厚直率，心里也有点感动，对太子说：“高允死到临头，还不说假话，这确是难能可贵的。我赦免他的罪就是了。”
《菜根谭》说：“信人者，人未必尽诚，己则独诚矣；疑人者，人未必皆诈，己则先诈矣。”一个肯信任别人的人，虽然别人未必都是说话算数的，但是自己却先做到了说话算数，一个常怀疑别人说话不算数的人，别人虽然未必都是虚诈，但是自己已经先成为虚诈别人的人。我结识一位出版人，他向作者约稿，并承诺付对方订金，打完电话就把订金寄过去了。我问：“如果对方不写或不认真写怎么办？”他说：“只能证明这个作者不讲诚信，我大不了损失两千块钱。说话算数，是信任人家。多数作者收了订金会更加认真写作的，因为收了钱会有压力，被信任感会转化为激情。”
（九）仁者爱人——考量自己能否广种善缘
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孟子》
人需要爱，世界需要爱。爱使世界相互联结，使世界成为人的世界。地球本是人居于其中的一个大家庭，人字的一撇一捺本就意味着人与人的相互支撑——无爱不成为世界。
人要爱人，世界应该充满爱。有爱，人的世界才会充满盎然生机；有人爱，能爱人，我们才能品尝到生之欢乐，才能有不竭的生之热情——无爱的世界只是一片冷寂的荒漠。以仁心待人，仁心是我们固有的天性。
顾准的座右铭是：“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一次，女同事张纯音与顾准争论，“别人要是打了你的左脸，你再将右脸送上去，完全是一种奴隶哲学。我的观点是针锋相对，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顾准回答道：“人类社会正是因为有强烈的报复之心，你打我一拳我还你一脚，才总是斗争不已。如果大家都有宽容仁爱之心，这个世界会好得多。”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顾准的一位老朋友兼老上司林里夫曾用荒诞牵强的推理“揭发”顾准，指斥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是执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内奸”，弄得顾准百口难辩。很久以后，直到周扬得到解脱，顾准的“内奸”问题才告解决。1972年顾准回京，对林里夫却多方照顾，考虑到这位老友也处境凄苦，逢年过节总是备下酒菜，约他共餐对酌。吴敬琏先生是顾准的同事，他后来写下了这件事，并对顾准的为人的态度很不以为然，认为顾准完全不必当东郭先生，对林里夫这样的人，不去回敬他一拳已算仁慈。顾准却说：“你真是不懂世事，老林这种古怪个性和奇特的思想方法，完全是由党内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和逼供讯‘审干’做法造成的，是这套制度毁掉了他的一生，悲惨的人生遭遇形成了他的古怪脾性，我们应当同情他才是，怎么可以苛责呢？”
顾准的为人外世就是儒家的中庸恕道，所以他与很多人包括林里夫的友谊得以维系始终。1974年10月中旬，顾准病倒后，林里夫每天赶到社科院经济所宿舍，为顾准炊煮饮食照料生活。顾准住院后，虽有经济所一位同事照顾，但林里夫仍然每天三次看望照料，那时候林里夫的政治处境也很艰难，经济条件尤其窘迫。人们不能不认为林里夫一定是被顾准的人格彻底感动了。
仁者维护“道义”，而自己是否种下善缘，可以从处理“道义”与“功利”的关系的方式上来进行考量。穆律罗是17世纪西班牙最有名的画家和贵族。在他众多的奴仆中有一名叫塞伯斯蒂的青年奴仆，对画画有种与生俱来的喜好。穆律罗给学生上课时，塞伯斯蒂就在一旁偷偷地学习。
一天晚上，塞伯斯蒂一时兴起竟然在主人的画室里画起画来，以至于穆律罗和他的贵族朋友出现，他都没有发现，穆律罗并没有惊动塞伯斯蒂，而是静静地望着他笔下优美的线条出神。塞伯斯蒂画完最后一笔，这才发现身后的主人，他慌忙跪下，在那个等级森严的年代里，塞伯斯蒂是可以因此而被主人处死的。
这事成了贵族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就在他们纷纷猜测穆律罗会以何种方式严惩他的奴隶时，他们却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穆律罗不仅给了塞伯斯蒂自由，而且还收他做了自己的弟子。
这是贵族们决不允许的，他们开始疏远穆律罗，也不再去买他的画，贵族们都说穆律罗是个十足的傻瓜。穆律罗对此却不以为然，他听了只是一笑：那些傻瓜又怎能明白，塞伯斯蒂将会是我穆律罗最大的骄傲。
300年后，一位历史学家在写到这个故事时，补充了两点：一、事实证明，改变一个人命运的，往往是他自身的才华，塞伯斯蒂证实了这一点；二、一个受后人尊敬的人，不仅仅是他的传世作品，更重要的是他的品格，穆律罗正是如此。
在意大利的馆藏中，塞伯斯蒂的作品与他恩师穆律罗的名画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都是价值连城。意大利人是这样看待这件事的：他们是17世纪最杰出的两位画家，他们是师徒，都很伟大，那些说穆律罗是傻瓜而没有买他的画的人，才让人觉得是多么的浅薄。穆律罗内心是装着“人道”的，切换成儒家的概念就是“道义”，他暂时失去了别人的支持，但他却种下了长久的善缘的种子。在这个世界上，人道，或者道义永远胜过功利。
中庸做人，当道义与功利的目的发生冲突时，应该舍利而取义。三国时，魏延杀了太守韩玄投靠刘备时，刘备、关羽等高兴地忙着为魏延敬酒庆功。这时诸葛亮却突然吩咐刀斧手把魏延拿下，说魏延“食其禄而杀其主为不仁，居其地而献其土为不义，此不仁不义之人，日后必反”。刘备等人不信，坚持要留下魏延。诸葛亮死后，魏延果真谋反、被诸葛亮生前定下的锦囊妙计所擒，被马岱斩杀。
苏轼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之所以千百年来为中国人民爱戴传颂，主要在于他种下了永世的善缘，他追求善举坚定执着。早在徐州任太守时，遇到荒欠之年，他曾绕城拾取弃婴，还发起建立收养弃婴的机构。他说他“独敬乐天”，乐天是指白居易，苏轼为什么敬重白居易呢？白居易就是一个广种善缘的人，他在任何地方当官，都把老百姓的利益挂在心上，解人民之所难，在杭州，防水灾，他带领人民修了一条功在千秋的长堤。对于人道与利益的关系，他也是取人道而舍利益。苏轼敬重白居易，并向他学习，他被贬到杭州后，也修了一条长堤，当然不是形象工程，而是善缘工程。苏轼和白居易也正因为时时检阅自己的德行，心中装着的是大爱，坚守着儒家“仁者爱人”、“舍生取义”、“舍利取义”的做人准绳，他们被少数人所不容，却获得了大多数的爱戴，他们生前没有为自己的行为遗憾，死后他们受到了千百年来人们的敬爱。
韩愈在《原道》中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仁是生命的根本，生命又是仁的作用。仁用在处世上，就是博爱。贾谊说心兼有爱人叫做仁，所以说仁者爱人。爱人就没有偏颇、没有遗弃，这样天下就归顺了。
（十）敦厚崇礼——尊重他人是一种永久的历炼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论语》
只有仁者才能喜好人，才能厌恶人。为什么只有仁者才能好人，能恶人呢？因为仁者爱人、不怀偏私。仁人，当自己爱别人却得不到别人的亲爱时，他会反问自己是否有问题；治理别人却未能治理好，他会反思自己是否聪明；以礼待人却得不到相应的回答，他会反而更加敬爱别人。
孔子见到穿丧服的人和残疾人，虽然这些人年纪比自己小，他也要站起来，以示敬意。有一次，一个盲人乐师来见孔子，孔子迎接他，走到台阶上时说：“这是台阶。”走到坐席边时说：“这是坐席。”大家都坐下后，孔子告诉乐师自己在这里。对老弱病残者的关爱与尊重难道不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仁在现代社会，就是对人的普遍尊重，不怀偏见。
《汉书·董仲舒传》说：“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李泽钜和李泽楷是李嘉诚的两个儿子，他俩很小时，李嘉诚就非常注重培养他们尊重他人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当李泽钜和李泽楷还只有八九岁时，父亲李嘉诚就让他们参加董事会列席旁听，他希望孩子从小能够看到大人是怎样工作的。而且，他从来不觉得孩子什么都不懂。在李嘉诚的心目中，两个儿子就是两个男子汉。在列席旁听期间，李泽钜和李泽楷虽然没有权利，但却可以对他们自己感兴趣或者有意见和建议的问题发表见解。通过参加董事会，孩子们不仅学到了父亲以诚信取胜的生意经，而且学会了以大人的要求看待自己。
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两个孩子通过不断努力，最终都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美国的斯坦福大学。毕业后，他们都真诚地向父亲表示想留在企业里供职，帮父亲干一番事业。李嘉诚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只对兄弟两人说：“现在，我的公司不需要你们！请你们自己去社会闯荡，打一番江山，用实践证明你们是合格的人才，再来我这里应聘。”
李嘉诚这么做，看起来是不给孩子留一点情面，实际却是用心良苦。这是父亲尊重和发挥孩子们才干，给孩子锻炼的机会，让他们真正地脱离父亲的庇护，到社会证实自己的才干。结果，李泽钜和李泽楷俩人一个做了地产开发，一个做了投资银行，成为加拿大商界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在自己后来的商业道路上，也从父亲那里学会了一条对待他人的准则——尊重他人，给他人自由选择和发展的机会。
李嘉诚用自己的行为，影响了孩子们与人交往的基本态度，使他们从小了解怎样才是真正的尊重。李嘉诚教子方法，是一种仁的精神的体现。
一个人如果能够生活在仁德的环境中，那么一定会感到幸福与安详。乡里的仁风，是各个家庭共同建立的。有了仁风，居民相互团结，互助友爱，和睦共处，谁也不会跟谁过不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怎么能够不幸福呢？
当然，我们再深层地理解一下，如果我们所交往的朋友都是仁厚的人的话，那么我们的生活也一定会幸福自在的。否则，我们的朋友全是奸猾狡诈之徒，整天都是尔虞我诈，我们自己又怎么能够安心生活，享受人间的美好生活呢？所以，孔子才会发出感叹道：“里仁为美！”
不“敦厚崇礼”的人，不从心底上热爱他人的人，不遵守礼仪道德的人，他决不会长久地处在困窘的地步，一定会想方设法使自己富有起来，膨胀起来；他不会长久地处在欢乐之中，因为安乐一久，他就会心生邪念，叫做饱暖思淫逸。一旦放纵自己，就可能害人害己。所以，“敦厚崇礼”对于一个人来讲很重要，那就是它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本性或者素质。
敦厚崇礼的人心存善良，热爱同类，以及其他，所以会安于仁道。即使是自己长久地处在穷困之中，那也没有关系，只要不妨碍自己做人就行了。他们没有贪欲，所以无处、无时不能生活幸福；纵然生活富有，那么他们也不会因此而放纵自己，或者铤而走险，或者依势凌弱。而智慧的人，正是因为认识了仁义道德有利于自身或者人类的发展，所以才会义不容辞地去实践。小聪明的人为财而害人，终于害己；大智慧的人为仁而富贵，利人终于利己。
真正的君子的标志，就是仁德。一旦离开了仁德，那么君子也就不会是君子了；没有了实质，标志自然也就没有了作用。因此，即使是顿饭的时间，君子也不会违背仁德；即使是匆忙急遽之间，颠沛流离之际，他也不会离开仁德。可以说，仁德是君子的真实生命，他的一切事业和成就都是依靠仁德的结果。
正是因为仁德之难行，所以行仁德者才为君子，小人是不行仁德的。放眼望去，茫茫人海，孔子没有看见喜好仁德的人，也没有看见什么憎恶不仁德的人，所以不胜感慨。喜好仁义，那么行为完善贤良，天下的人都会逐渐响应，自然再好不过了。不喜好仁义，只要厌恶不仁道，那也好啊。他不喜欢那些不仁道的事情被施加在自己的身上，那么不仁道的事情也会慢慢绝迹的。只要你努力去实施仁德，天天进步，没有谁力量不足够的。
仁德只是一心，只要诚心诚意地办任何事情，几乎不需要任何额外的力量。孔子说他没有见过行仁德而力量不够的人，那就是说，天下的任何人都可以实行仁德之道，而且会有所成就，就看你去做不做了。
（十一）以德报怨——心里装得下别人才显得人格的高大
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夫是之谓兼术。
——《荀子》
智和愚，善和恶，这都是截然对立的东西，但是，对这截然对立的东西却不能用截然相反的态度去对待，因为对智愚和善恶的爱憎分明的立场往往会落于俗见，给具体问题的处理带来负面影响。所以，《荀子·非相》中提出了“兼术”思想，意思是：君子贤能而能容纳不贤的人，聪明而能容纳愚笨的人，博学而能容纳浅薄的人，精纯而能容纳杂驳，这就是所谓的兼术。
这里所说的“兼术”指的是包容，即一种好的美德能包容不好的东西，只是因为君子立身正直，所以这种包容不仅不会损害自己的美德，反而会给君子的美德增辉。
“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这事实上也反映一个人的胸怀，也是做人处世的雅量。雅量体现着一个人的修养，其中虽有天生的成分，如有的人生来就心平气和，不急不躁，有人生来就是急脾气，但它更多地还是体现着后天的品行。所谓“辨材要待七年期”，就是说人是变化的，只有通过一定的时间才能把一个人真正地看清楚，所以成长为什么样的人，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后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