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这样的社会中，他们不会嫉妒太遥远的人、太歧异的人或不同行的人。两个朋友，一个人成功，另一人未成功时，便会发生强烈的嫉妒。明星嫉妒其他明星，记者嫉妒其他记者，作家嫉妒其他作家，足球选手嫉妒其他足球选手，女人嫉妒女人，男人嫉妒男人，这种现象往复循环，处处可见。
很多时候，嫉妒发生于我们发觉原本与自己在同一层次的人，现在却凌驾我们的时候。当我们无法超越他，也无法与他竞争的时侯，嫉妒便发生了。这时候，我们面前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肯定对方的成功，真心为对方鼓掌；一条是期望他失败与毁灭。
一个赞扬成功者的社会之所以较少被嫉妒左右。是因为这个社会既要求竞争，也要求承认别人的成功。反之，不愿意从竞争中吸取他人优点，不承认成功的社会，一定是充满了嫉妒与抱怨的社会。
无论什么情况，嫉妒者在面临竞争上的困难时，便想破坏他人的理想。在电影《阿玛迪斯》当中，意大利作曲家萨利耶里知道莫扎特是个天才后，为此而想杀掉莫扎特。因此，嫉妒者把伤害别人，作为保护自己的惟一手段。
不过，狡猾的嫉妒者会用公平或正义的面具来掩饰其嫉妒。尼采和席勒对此描述得很透彻。心怀怨恨的男人憎恶帅哥、强者、胜利者，而且深信那些人拥有的不是优点而是缺点。他深信真正具备优点和道德的人是贫穷、弱小、痛苦、落后、失败的男人，也就是他们这一类人。
嫉妒是一种到处都见得到的负面感情。但是，在具有竞争性传统的国家，大家以奖励竞争、肯定价值、为成功喝彩的方式，努力削弱这种感情。在这些国家之中，文化的力量可以防止个人的萎缩，让个人更积极地行动、探寻其他的路径和方法、乐于称赞卓越的人物，并努力学习他们的优点。这也是儒家开出的处方：“正己无怨”！
生活中善于吸取他人的经验的人，首先是不被嫉妒所控制的人。一旦被嫉妒的心态所左右，思想就会发生畸变，眼睛就会被蒙蔽，行为就会背离正常的轨道。
（四）知耻近乎勇——保留一颗敏感的知耻心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中庸》
人贵有“羞耻之心”。知羞耻，是为人处事的崇高美德。一个人只有知羞耻，才能风霜高洁。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无羞恶之心，非人心。”可见做人，不可一刻忘却耻字，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树立正确的荣辱观，以廉洁从政、艰苦奋斗为荣，以贪污受贿、奢侈腐化为耻。
《诗经》是我国西周至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民歌和朝庙之乐的选编，其中有廉耻之说。如《鄘风·相鼠》：“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其大意说，看那老鼠还有一张皮（喻为脸皮），人岂能没有尊严廉耻；如果一个人不识尊严廉耻，还活着干什么？
儒家认为，人不论做任何事都要有羞耻之心，尤其是那些为政者，如果失去了廉耻，那将是非常可怕的。羞耻之心是“立人之大节”、“治世之大端”。“耻”的基本义项是“耻感”，就是指人在做了自己明知不应该去做或被人劝说去做不应该做的事时，心里就涌起逆向情感、逆向意识，感到脸面愧怍，甚至无地自容，继而翻然改正。
儒家既然坚持人应当践行“仁、义、礼”伦理体系，“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如果有人“言过其实”，行为背离了“仁道”，儒家便认为他们应当感到可耻，所以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孟子也认为人应当坚持道德，不可以油嘴滑舌，“为机变之巧”：“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儒家赋予士一种“以道济世”的使命感，认为“士应当追求“以道济世”的目标，而不应当追求物质的享受：“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以议也。”
孔子赞扬子路“衣敝蕴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以为耻。值得一提的是：儒家重视的是“乐道”，而不是无条件的安贫。儒家以为：个人出仕的主要目的是以道济天下。在邦有道之时，个人理应出仕；如果无能出仕，而身居贫贱，那是可耻之事。反过来说，徜若邦无道而个人身居富贵，领取国家俸禄（谷），却尸位素餐，一无作为，“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或甚至是浪得虚名，“声闻过情”，更是十分的可耻。
在中国和外国文明史中，许多贤能圣哲、志士仁人，对“耻”有精辟的见解。管仲把“耻”字提高到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他说：“国有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廉耻四字是治国的大纲，如果没有了它，这个国家就要灭亡。
曾经大声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学者顾炎武认为，在礼义廉耻四者中，耻是最重要的。一个人之所以不清廉，乃至于违犯礼义，做出种种不合乎道德的事，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不知羞耻。如果为政者没有“耻感”，没有羞耻之心，就会背离人民的事业，会干出丑恶之事，就会给一个单位、一个地区带来不良影响，甚至使国家蒙受灾难和耻辱。正如法国莫洛亚所说：“寡廉鲜耻，在任何时代都足以促使统治集团的灭亡。”康有为说：“风俗之美，在养民之耻。耻者，治教之大端。”一个人知耻，便可以反省自己，而廉洁自律是知耻的结果和升华。
宋代的名将狄青，原是个脸上被刺字的小兵，当他做了将领后，提携他的范仲淹曾说过：“将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可尚也。”狄青并不气馁，而是听从了范仲淹的劝告，发奋读书，这才使他熟运韬略，屡屡建功。他升任高官后，宋仁宗劝他把脸上的刺字洗掉，狄青却说，他宁愿留着那些印记，以给士兵做榜样，让他们知道如何上进。
世界许多有作为的人，都有一颗知耻心，例如贫困潦倒的安徒生，他独自去哥本哈根寻梦时，受尽别人的苛责，就是在一间旧房的顶楼上，他没日没夜地写，终于成了一位伟大的作家。当别人提到他因嗓音沙哑而离开音乐学院的事时，安徒生非常豁达地说：“我是不合适演唱。”当别人轻蔑他父母卑微的身份时，安徒生镇静了一下，从容地说道：“对，就是这样一个洗衣工的儿子，才能用最真切的心去写童话，我创作的丑小鸭，其实就是我自己。”
（五）慎思明辨——回到自我来分清哪些东西是最需要的
慎独之功，只向本心呈露时随处体认去。
——刘宗周《蕺山学案》
冯友兰先生有人生的四种“境界”之说，最高的两种为“天地境界”与“道德境界”，而“天地境界”又居于“道德境界”之上。如果用“天地境界”来说明儒家的最高境界的话，那么，它既是道德的，也是超道德的。所谓“超道德”的，并非是“非道德”的，也不是“离道德”的，而是“超道德”的本身包涵着“道德”的。这根源于儒者对宇宙人生的体悟。从根本上讲，儒者以为，道德并不仅仅是人或者人类社会自身的事儿，而天地万物或者自然本身就是富有道德意味的。换句话说，自然是有目的的，万物之生长、发育、流行，就是此目的的最好体现。而人类的道德精神所赖以挺立的，也恰恰是此自然之目的。同时，也因此，人的道德实践本身，就是可以“参”、“赞”天地之化育的。
“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时，一个人独立静思省察自己的内心，才会发现自己的妄念全消而真心流露，当此真心流露之际，皓月当空，心旷神怡，精神十分舒畅，感觉体会到了毫无杂念的细微境界。假如这种真心能够常在，然而已经感到真心偏偏难以全消妄念，于是心灵上会感到惭愧不安，在此中感到悔悟而有改过向善的意念……”这是一个作家的心声，读到此，让我也颇感内心的平静。
现在不少人感到生活浮燥，不能自持，不知如何应对。洪应明说：“风恬浪静中，见人生之真境；味淡声希处，识心体之本然。”一个人在宁静平淡的安定环境中，才能发现人生的真正境界；一个人在粗茶淡饭的清贫生活中，才能体会到人性的真实面目。
诸葛亮在人的心目中几乎是智慧的象征，兼备宰相之器与将略之才，关羽、张飞这些赳赳武夫，在他的鹅毛扇挥动下东征西讨，决胜于千里之外。读过《隆中对》的人，即知诸葛亮对当时全国局势的认识多么深刻，对未来历史走向的预见多么准确深远，几句话就勾画了三国鼎立的蓝图，尤其令人叹服。他的智慧为什么这样超群，眼界为什么这样高远呢？
诸葛亮认为：大丈夫立身处世，应以静来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以朴素来培养自己的道德，生活简朴、恬淡、寡欲，才能显示出自己的志趣；心境安定冷静，精神专一不杂，才能见识深远。要想学习有成就，心境就必须保持绝对的宁静。要想增长才干，就必须刻苦学习。不学习怎能增长才干，不静又怎么能进行学习呢？轻浮懈怠就不能思虑深远，心境险恶烦躁就不能陶冶性情。
美国著名的教育家海伦·凯勒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一文中表达了一位盲人对人生中仅有的三天光明的万分珍惜。假如给盲人三天光明，收入眼帘当是葱郁的山林、碧碧的草地、油油的庄稼、可亲的身影……这些，对于一个视力正常的人来说，不过是司空见惯的事：熟视无睹，便漠然置之。有谁能在闲暇之时，特地抽空去林间听一听鸟鸣？有谁能对眼前的景物产生特别的惊喜？
美国著名哲学家梭罗曾说：“我来到森林，因为我想悠闲地生活，只面对现实生活的本质，并发掘生活意义之所在。我不想当死亡降临的时候，才发现我从未享受过生活的乐趣。我要充分享受人生，吸吮生活的全部滋养……”
然而，身处现实生活中的我们，被太多的物欲驱使着——豪华的房子、尽可能多的金钱、漂亮的女人、体面的男人、出人头地的子女……，随波逐流的追逐使我们精疲力竭，太多的追求使我们失去了心灵的自由。我们没有时间问自己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我们真的需要这些吗？还是孩子气的逞强好胜？简单生活就是静静聆听自己心灵的声音，弄清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渴望的，不再按照别人需要而活着，真正过自己的生活。
实现简单生活需要极大的创造力和决断力，完全投入，完全自觉。如果要买一幢大房子，就要意识到它的利弊关系，有利就有弊，任何选择都会有负面影响。一幢大房子的好处就是舒适，或许令人激动；但为了支付房钱，你得在工作上付出大量时间，还得放弃生活中其他一些东西。
某种舒适的享受是必要的。我们需要有生存所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于是找一份有报酬的工作。作为人，我们不能一无所有，我们需要一定程度地对美和美的事物的追求。但我们往往不知适可而止，显得饕餮不足。随之便陷入了债务、劳疾等困境，甚至因此失去了生活的激情。
简单生活是深入的生活，是亲密的生活，即与你生活中的人、物、环境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在你过简单、悠闲的生活时，要有自己的空间和时间去深入地了解并深切地爱戴周围的人们。你要完全地表现真实的自我，并创造一种对你来说完全真实的生活。只有当你轻松下来，开始悠闲地、有意识地生活时，你才能发现这种生活的精华。
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从复杂到简单，是一个从加法到减法的转变。一般来说，人进入社会，开始用的是加法来衡量人生，人活着要日积月累地发展，要滚雪球一般地赚钱。自经历了生活的变故之后，发觉人生适宜于减法，例如有个在事故中幸存的人，他想，假如上次我被压死，一切都不复存在；如果上帝要去我的两条腿，人生就会少去很多意义。不要把对自己太苛刻，“知天命”，即人最重要的是健康地活着。比起健康地活着，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只有健康地活着，才能为世人做点事儿。
人生的减法哲学，能让我们减去疲惫、减轻烦恼、减去沉重，更能减去不该早生的华发。那些身外之物，诸如金钱、地位、权势，本来就是炫目的虚伪，不要过度地猎取！
（六）心存敬畏——背地里不做亏心事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论语》
隋代初年，任西安州刺史的梁毗是一位率性的人，但具有“慎独”的功夫。他管辖区域内，“蛮夷”酋长一度相互攻夺不已，搅得中国西部疆土很不安宁。其时，一些酋长纷纷向梁毗送礼，有的竟把黄金直接放到他的座位椅上。梁毗面对礼品黄金，竟失声恸哭起来，说：“此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他们争相送此重礼，无非为来笼络。以此相灭，等于以此杀我。”他一概拒绝收受，结果却感动了酋长们，他们不再相互攻击。
明太祖朱元璋曾易服私访，走进一条陋巷，到了内朝臣罗复仁家，只见罗正爬在梯子上刷墙。朱元璋看后很感动，立即赏他一所房子予以表彰。清康熙年间，有个知县靳让上疏提出“察吏安民，实行教养”的建议，以使百姓“家给人足，无一冻馁”。后来康熙调靳让做通州知州，他身穿布衣，骑着一匹瘦马前去上任。在任上，靳让对肆意伤害百姓的人依法严惩。有奸商凭借权贵势力，图谋垄断麦豆买卖，靳让坚决惩处。康熙赞赏靳让“除弊务尽”。当朝廷商议学政人选时，康熙说：“朕亦举一人。”推举靳让升任学政。
孟子说：“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仰起头来看看觉得自己对天无愧，低下头去想想觉得自己不愧于别人。做人要光明磊落，问心无愧。
孟子是以“天爵”藐视“人爵”的思想家，他认为，道德人格是乐的真正主体，离开主体的自我感受、自我体验，所谓乐是不存在的。“仰不愧”、“俯不怍”之乐，完全是一种个体人格的自我写照，他所说的“大丈夫”精神，就是指此而言的。
道德教育要取得实效，必须一方面遵循知识论的规律，遵循人们的道德品质和心理成熟的规律。
另一方面，还要遵循生命成长的规律，遵循心性论的规律，用中西方文化来滋润生命。我们的教育资源中最好的东西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做人之道和修养理论，但后来道德教育内容体系中却忽视了这个基础，使概念化、理论化的教育内容成了空中阁楼，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在道德教育体系中成了稀缺资源。
“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儒家“为天地立心”的基点是在处理好个人志与气的关系的基础上，将个人的生命融入到整个民族和社会国家的命运之中，为国家为民族承担起历史的重任。
哲学家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我们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所唤起的那种越来越大的惊奇和敬畏就会充溢我们的心灵，这就是繁星密布的苍穹和心中的道德律。”这与孟子所说的意思完全一样。
做到“不愧不怍”，我们来看个故事。一个美国游客到泰国曼谷旅行，在货摊上看见了一种十分可爱的小纪念品，他选中3件后就问价钱。女商贩回答是每件100铢。美国游客还价80铢，费尽口舌讲了半天，女商贩就是不同意降价，她说：“我每卖出100铢，才能从老板那里得到10铢。如果价格降到80铢，我什么也得不到。”
美国游客眼珠一转，想出一个主意，他对女商贩说：“这样吧，你卖给我60铢一个，每件纪念品我额外给你20铢报酬，这样比老板给你的还多，而我也少花钱。你我双方都得到好处，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