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只要有所行动，初始都是由心思和愿望引起的。善恶一念间，但一念并非凭空而起，它决定于一个人的良知与境界。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是处世“优位”选择，心中装着“正道”，即合乎“大义”的规范，跌入恶的可能性就小。
《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做人的良知不可丢失，丢失了良知，人心变坏，人与人就会相互设防。所以，恪守良知不变，常常静思自己的行为，检阅自己思想，保持健全的灵魂，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一）内省无疚——如何做到不受他人谴责
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
——《中庸》
“慎独”，主要是就正直和邪恶的区分而言的。只要有所行动，初始都是由心思和愿望引起的。比如，现象的显现开始于隐藏的愿望，明显的事情开始于内心微弱的意念。心思和愿望产生后，人们肉眼不能看到。《中庸》说：“君子的思想之所以超越普通人，就在于人们不能看到的地方。”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因为，当还未与事物接触时，已经有庄严和放肆的区别，事情到来而需要行动时，就产生了正直和邪恶的区别。
态度庄重严肃的人，常常检查、控制自己，放肆妄为的人与此正好相反。正直的人不被私念迷惑，而邪恶的人与此正好相反。即便时时保持庄重、正直，而见解一旦有错误时，还不可以说就是合理的。尽管智力能认识到事情的条理，如果不严肃认真，就会有所忽视和差错。如果不正直，处理事情时就都是虚伪。
当你心中的邪念刚一浮起时，你能发觉这种邪念有走向欲路的可能，你就应该立刻把这种欲念拉回正路上去。只要坏的念头一产生就立刻有所警觉，有所警觉就立刻设法来挽救，这才是扭转灾祸为幸福、改变死亡为生机的紧要关头，所以绝对不可以轻易放过这个机会。
春秋时，宋昭公众叛亲离，去国出逃，路上他对车夫说：“我知道我这次出逃的原因了。”车夫问：“是什么呢？”昭公说：“以前，不论我穿什么衣服，侍从无人不说我漂亮；不论我有什么言行，朝臣无人不说我圣明。这样，我内外都发现不了自己的过失，所以才落得如此下场。”从此，昭公改行易操、安义行道。不到两年，美名传回宋国，宋人又将他迎回国，恢复了王位。他死后，谥为“昭”，昭就是明显，即能反省，有自知之明。所以，过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反省的习惯、反省的勇气和反省的智慧。一个人没有过失是不可能的，如果他每天都能反省并且成为一种习惯，那么，他将是过失最少的人，也可以相信他是天下最完美的人。反省是一面镜子，反省是一剂良药，反省是所有美德中最值得珍视的美德，拥有反省也就意味着拥有完美。
反省、慎独，把自己引向的是一个有尊严有人格且与人和谐相处的人生境界。《菜根谭》说：“宁守浑噩而黜聪明，留些正气还天地；宁谢纷华而甘淡泊，遗个清名在乾坤。”人宁可保持纯洁、天真、朴实的本性而摒除后天的聪明机诈，以便保留一些浩然正气还给大自然；人宁可抛弃世俗的荣华富贵而甘于过着淡泊、清虚、恬静的生活，以便留一个纯洁高尚的美名还给天地。
公元前一00年，汉朝苏武出使匈奴，被匈奴扣下。单于想招降他，苏武不屈服，被关在大地窖中，并断绝粮食的供应。苏武只好吃雪吞旃（使节杖上的编织物），几天下来还活着，匈奴人非常惊奇，认为他是神。
单于于是又将苏武放在北海边上，要他牧养一群公羊，告诉他：“等公羊生小羊，就放你回去。”
苏武靠着使节的仪杖牧羊，时间一久，仪杖的旃旄掉光了。没有人供给他食物，他就挖野鼠洞，把野鼠洞中的草根、野果取来充饥，长年与野鼠分食。
汉昭帝即位后数年，匈奴和汉朝恢复了和亲，汉朝派使者要求放回苏武等人。匈奴骗说苏武已经死了。当时常惠想了一个办法，私下告诉一个使者说，汉天子在上林苑打猎，找到一封系在鸿雁脚上的信，信上说苏武正在某个沼泽中。这个使者依靠常惠的话，责问单于，单于大惊，只好放回了苏武。
苏武流放的过程，就是他慎独的过程，他完全可以像卫律、李陵一样在遥远的匈奴当官享福，但那样做却是违背他的思想和志向的，那就不是苏武而是别人，他苏武要做的就是坚守节操，保持内心的平和，再大的苦没有比失去自我更可怕。有了这一精神支柱，苏武有了活下来的力量。诚可以感天，他最终不失晚节地回到了他的祖国。
曾子说：“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三省，作为儒家自我道德修养的基本方法，作为对自己言行的严格要求，自觉地反省自己，经常进行自我批评，就能使自己修善成完美的理想人格。
在现实生活中，不管是为朋友谋事，还是谋其他事，事情不论巨细，只有全力以赴，怀着一份一心想把事情办好的忠诚，才能有所成就。如果进一步说，“为人谋而不忠乎”就是要讲奉献精神。一个人只有无私奉献，才能最终有所收获。春天种豆，秋天却想得瓜，世间怎会有如此美事？
古人云：“黄金万两容易得，人生知己最难求。”是指知音难觅，不过，寻觅知己还是在于自己。与人交往，只有做到诚实无欺，才会得到别人的信任。信，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基石。
孔门弟子的“吾日三省吾身”的道德修养方式，在今天仍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因为它强调的是自觉性。
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只有具备了不断自我反省的能力，才能不断提高，逐渐走向完美。这里提到了反省的三个方面，基本上概括了一个男人的所有方面：其一，对待事业是否敬业；其二，与人交往是否诚信，虽然文字上是说“与朋友交往是否诚信”，但我们可以扩大到与人交往的范围，其三，是否能温故知新，这一点与前面的“学而时习之不以说乎”是相呼应的。
一个人如果能具备反省的能力，就自然会变得谦虚不傲慢，变得彬彬有礼不自以为是，在与人交往时也就能善于设身处地地思考问题，自然也就能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不盲从。因此，我以为，一个人是否具备反省能力，是衡量其素质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己所不欲——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
关于“慎独”，王夫之在《四书训义》中说：“及其一念之动也，是天理之所发见也，而人欲亦于此而乘之；是吾性之见端也，而情亦于此而感焉。君子既常存养，以灼见此理于未动之先矣，则念之所发，或善或恶，有自知之审者。故其动也，在幽隐之际，未尝有是非之昭著也，而所趋之途自此而大分，莫见于此矣。其动也，亦起念之微，未尝有得失之大辨也。故君子知此人所不及知、己所独知之际为体道之枢机，而必慎焉，使几微之念必一如其静存所见之性天，而纯一于善焉。其动而省察又如此，盖以天与性昭见于动时，而以此尽道以事天也。”
王夫之一直持有“动则人事乘权”、“方动之际，耳目乘权”的说法，他在《四书训义》里明确指出，“人欲乘权”是以“天理发见”为前提的。据他看来，当人心由静转为动，必是因为一念之动，一念之动的原发之几，是天理发见，也是性的表现；人欲此时要乘天理发见之机而起来，于是情就发生了。在起念之微的时候，君子由于有静养的功夫作为基础，所以即使善恶分别很细微，但也看得清清楚楚。这个起念之微的内在变化，是人所不及知，而只有自己所独知，君子必须在此时用慎独的功夫，使得意念在几微之时便能一如静养之善。这个功夫属于“动而省察”，即意念发动而加以省察的功夫。
自己不想做的事，就不要强加给别人是“恕”。“己所不欲”是对自己的把握，“勿施于人”是推己及人，从而成为孔子中庸处世之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论语》记载：仲弓问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出门在外就像会见贵宾一般，役使民众就像承办大祭那样认真。自己不想做的事，不要施加于别人。在官府里做事无人怨恨，在家族中办事也无人怨恨。”仲弓说：“我虽然不聪明，请相信我一定要奉行这些教导。”
孔子的回答似乎与颜回问仁的答案是两回事，其实是有内在联系的。这里的仁，着重于敬、恕。“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是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个人修身而言，这是对行为的一种约束。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一种“克己复礼”的行为，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人能像考虑自己、为自己着想那样来考虑别人、为别人着想，就可以进入“文明”层次了，就真正有点精神文明了。这一点推广开来，对于整个社会，意义是很了不得的。
子贡在孔门弟子中是一个全才，他比孔子小31岁，出身于商贾之家，后来在鲁国季孙氏手下做了不小的官，据说孔子晚年生活得以维持，子贡出不了少的力。孔子死后，子弟们多是服心丧三年，即待师如父，内心服孝三年，子贡却在孔子的墓旁搭了一茅棚子，亲自在那里守孝三年。在风水先生中还传说，孔子的墓地原先选在葬少皋帝的地方，但子贡看了后认为那只是一个帝王的风水，孔子是千古圣人，那处风水不行，然后才选了曲阜孔子坟墓所在的那块风水圣地。孔子不称许子贡，可见推己及人之难。
已故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选，很善于从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为别人着想。在接受《北京晚报》关于方正年青人成长的采访时，他提到了很多年青人，采访结束时，王选专门拿了一张纸，写下了一些年青人的名字，以防记者在写稿时，不知道听到的这些名字到底该怎样写。记者被王选的精神感动了，“王选体质文弱，谈吐举止从容不迫，没有企业家雷厉风行的姿态和作风。但是他做事却干净利索，不拖泥带水，含含糊糊，这就是王选和别人打交道时的爽快和果断。我想这大概和王选处处为别人着想的性格有关。”
王选院士说，降一个层次，所谓好人就应该是为自己着想应该与别人着想一样多。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说，所谓好人就是为别人着想比为自己着想多的人。
有时，我们发现，那些经历过贫贱、困难、挫折、痛苦的人，因为自己对这些东西有体会，所以为别人着想还容易一点。一帆风顺的人、条件优越的人、有名望地位、才高力大的人，办起事来碰钉子时少，走起路来抬轿子的多，自己达到目的很容易，为别人着想就不那么容易了。甚至，只要有一点权力的人，在运用这点权力时，为别人着想都不太容易做到。机关坐办公室的人，想不到前来办事的人的困难；超市站柜台的人，不愿体会购物者的心情；医院做医生的人，不善体贴病人……当然，相反的情况也有，不过前者更普遍些罢了。
几个朋友在一起讨论什么是“文明”的标准时，有的回答是，时时想到他人就是文明。这个回答通俗而又生动地反映了文明的本质。精神文明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有了社会生活，就需要有一定的规范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也要求人们自觉遵守这些规范，使自己的行为有利于而不是妨碍社会生活的发展。换句话说，就是要求人们时时想到他人、想到社会，这也就是文明的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做人准则，正是反映了文明和这个最基本的精神。
（三）正己无怨——内心无怨，自在做人
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
——《中庸》
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不求人，连孔子也得求人，孟子说：“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但在不“正己”的情况下求人，就会受到他人的嘲笑或指责。反对来，当我们去求人家而没有达到目的时，不能去挖苦和妒忌人家。
人应该时时面对自己的灵魂，尤其在独处的时候。独处的时候不乱方寸、不失自我很难，所以儒家认为能不能做到“正己无怨”，最重要的是看“慎独”的功夫。
嫉妒是“怨”的一种形式，每当嫉妒产生的时候，我们放弃行动，甚至放弃目标，只是一味期望对方不要成功。嫉妒是一种萎缩、后退，一心想要粉碎比自己优秀的人的畸形心理状态。妒心是一种最普遍的心理。王安石因推行变法而被排挤、打击、诋毁，事后他感慨地说：“诋毁生于嫉妒，嫉妒生于无能。”诋毁与嫉妒，历来是有识之士深恶痛绝的。做人没有嫉妒之心，没有诋毁之心，心境自然豁达大方、光明磊落，与人相处自然融洽。
然而，只要是人，就难免嫉妒之心。但是，过度的嫉妒不仅伤害他人，还会给自己带来不利。做人做事应戒除嫉妒心。有功劳而推给别人，这样就没有嫉妒心；有先人后己的德操，这样就没有嫉妒心。以包容天下作为志向，没有半点嫉贤妒能、好大喜功的心念，容纳每个人才、尊重每个人才，何愁工作不能展开？因他人有特长而制裁他，因他人有善举而诋毁他，因他人有贤才而陷害他，因他人有成绩而抑制他，以这样的心态和举止来做事，还有谁心甘情愿地服从指挥呢？
追求成功的过程，是个不断吸取、不断进步、不断竞争的过程。竞争是手段，进步是武器，而吸取创造是基础性的工作。这就像一个运动员，先是要学习别人的经验，以此来提高自己的水平。最后才可能和其他选手同台竞技，一争高下。
对于知识、经验、规律的不断吸取、如何吸取，决定了我们自身素质的好坏。因此，我们绝对不能忽略吸取与学习的重要性。
同时，有一条我们最容易轻视的规律：即从竞争中去吸取。竞争是智慧、体力、临场发挥的综合素质较量。每个人在竞争中都会全力争取胜利，使出浑身本领、抓住所有有利于自己的机会。因此，在竞争中最容易学习到别人的长处，吸取到别人最好的经验。很多人以为学习知识只是一个人的事，只要努力就足够，殊不知更重要的是开拓视野，在同别人的竞争中来充实自己。
当然，有些人懂得这个道理，但是他们不喜欢同别人竞争。只想在安定的环境中过日子。但是，看到别人超越他们，取得一个个辉煌的成就，他们又于心不甘。
举例而言，意大利人不喜欢被人视为竞争心很强，而且他们以拼命追求成功为耻。教育者尽量不让学生之间有比较或形成对照的情形，他们以评价的方式来取代分数。60年代与70年代，许多政治家与学者竭力批评能力主义——即愈有价值的人获得愈多、晋升愈快，主张不管做什么，每个人都应该获得同样的待遇，因为他们认为竞争是可耻的行为。
相反地，美国人认为竞争是有益的。他们主张每个人都应该为成功而奋斗，做得愈好的人，应该得到愈多的报酬与名誉。另一方面，美国人对公平的观念非常敏感。他们主张每个人都必须拥有竞争的机会，愈能够克服障碍和困难的人，受到的评价愈高。贫穷的人与条件较差的人必须受到人道上的援助，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免于竞争，在他们眼里，碌碌无为才是最可悲的。
孔子所说的“均平富”，其实也是给每个人竞争的机会，否则他怎么会说，为了财富生存他可以去当车夫呢？
“求人不如求己”，就是提倡主观努力，去竞争，这样而“无怨”。害怕竞争的社会是嫉妒心更强的社会。这或许听起来很奇妙，但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令人不得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