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所有喜爱的主人公都具有不同的吸引力，但他们总是处于精神变化和道德成长的能力范围之内。皮埃尔堕落的最低点不是他生命中对自己不满，加入阿纳托利·库拉金酗酒行列的那个时期，而是当他突然进入一种无所追求，胡思乱想的状态的时候，因为“他的轨道早已铺就并永远被确定，因此，不管你怎么努力，他依然还会是那样，所有的人处在他的位置也都会是那样。”在托尔斯泰不断探索的主人公那里，心灵安慰和精神冷漠说明的只是道德疾病的短暂时期的特点。这些特点完全不是小说的女主人公娜塔莎·罗斯托娃所固有的。
娜塔莎迷人魅力的秘密不仅在于她的无限忠诚，“心灵的坦诚”，而且还在于她所固有的“心灵力量”不容忍对真正生活的强暴。娜塔莎善于崇高的、自我牺牲的行为，而在一时的糊涂状态下也能干出恶劣行为，但这两种行为都能有助于她的道德成长，这也就是她的性格力量之所在，也就是改变周围一切而且有时不顾惜她本人的力量之所在。
娜塔莎性格的本质——爱情——使安德烈公爵摆脱了沉重的心灵危机，使别佳死后因痛苦而闷闷不乐的母亲回到了生活；在博尔孔斯基病重临死的时刻，她浑身都充满了“奉献自己一切的欲望”来帮助他们（奄奄一息的安德烈和他的妹妹），而在她结婚之后，以同样无限的热情把自己奉献给家庭的利益。应该认为，道德的力量迫使她不仅什么也不说，而且也不考虑所谓的自我牺牲，毅然去西伯利亚寻找被判有罪的身为十二月党人的丈夫。
文学批评家不止一次地指出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托尔斯泰在小说的结局中以娜塔莎作为纵淫女人的形象与18世纪60年代典型的“妇女解放”运动进行论战。对这一论战的暗示就存在于《战争与和平》的文字里。但更本质的是另外的东西。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确立的，尤其是以娜塔莎的形象来确立的那种道德理想否定放弃个人利益，正如否定某种矫揉造作的、臆想出来的假东西。在这一方面，托尔斯泰的道德标准在某种程度上与60年代革命民主主义者宣扬的道德准则有共同之处。的确，与他们相反，托尔斯泰否定“理性的”，捍卫“自然的”、“质朴的”利己主义。（关于很多特点在娜塔莎·罗斯托娃的形象中体现出来的Т.А.贝尔斯，有一次托尔斯泰指出：“利己主义和嗅觉的天真美妙。”）
与娜塔莎不同，索妮娅没有做过一次坏行为，正是她妨碍了娜塔莎和阿纳托利可耻的私奔。但是，作者的好感并不在索妮娅合乎理智和通情达理的方面，而在娜塔莎“犯罪的”方面（托尔斯泰几次使用这个词）。娜塔莎带着十分强烈的感情力量经受自己“低级、愚蠢和残酷的”行为，她内心充满了绝望、羞耻和屈辱，她在痛苦地忍受与阿纳托利的事件之后，不是变坏了，而是变得更好了，她有充分的理由对皮埃尔说：“我知道，我以前是一个坏女人，而现在我是善良的。”“有罪的”娜塔莎完全高于道德高尚的索妮娅，在娜塔莎与安德烈·博尔孔斯基新的会面结束之后，索妮娅考虑到尼古拉·罗斯托夫与玛丽娅公爵小姐的婚姻是不可能的，就给尼古拉写了一封“自我牺牲的”信，把尼古拉从对玛丽娅的责任中解脱出来。
在道德方面娜塔莎甚至高于玛丽娅·博尔孔斯卡娅。玛丽娅公爵小姐所熟知的基督教道德要求必须爱所有的人和宽恕所有的人。但正如托尔斯泰在小说中天才地表明的那样，这只有在临近不可避免的死亡时才有可能。生活中，甚至在玛丽娅公爵小姐真正崇高的心灵品质的条件下，基督教的道德才会转变成不可避免的强制自己。
娜塔莎的利己主义确立了一种幸福，由于这种幸福，人“变得十分善良、美好，不相信邪恶、不幸和痛苦的可能”。她轻率的“生命力”否定了索妮娅表面上的宽宏大量和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或斯佩兰斯基冷漠的精打细算，否定了贝尔格的自私自利，还否定了那种除了自己的享受什么都不想知道的洋洋自得的利己主义，它体现在真正犯罪的和肮脏的库拉金家族的世界里。因此，小说中娜塔莎和库图佐夫，阿纳托利·库拉金与拿破仑的比较和接近（尽管初看起来这显得有些奇怪）不是偶然的。对玛丽娅公爵小姐提出的娜塔莎是否聪明的问题，皮埃尔回答说：“没有赐予她成为聪明的人”；根据安德烈公爵所说的，库图佐夫的主要力量在于，他遵循的不是“聪明的”想法和谨慎的计算，而是他身上所具有的某中高层次的东西。另一方面，阿纳托利·库拉金在和平的私人生活中起着如此罪恶的作用，就像拿破仑在民族的历史命运中和法国入侵者所起的那种作用一样，他总是满意自己和自己的地位，因此他总是善于去做那些自己并不认为是犯罪的行为。皮埃尔对阿纳托利说了一些类似于《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托尔斯泰愤怒地指责拿破仑的话：“您最终不可能明白，除了您的满足之外，还有其他人的幸福、安宁，您也不能明白，您由于想快乐而正在毁灭整个生活。”阿纳托利和拿破仑一样没有感觉到道德的障碍；他难以对自己的行为做出道德评价。
不道德的低级本能使人产生对生活的敌视态度，冷漠的理性，纯理性的拘谨把人封闭在一个枯燥无味的精打细算的狭窄的小圈子范围里，远离了具有一切高级和低级内容的真正生活。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把自己最优秀的主人公带到一个具有快乐和悲伤的“全部”生活的开放世界。“全世界万岁！”这是皮埃尔在对拿破仑，对共济会，对慈善事业，对虚荣心促使立下的功勋感到失望之后接受的一句坚决主张团结所有人的口号。在托尔斯泰的这一信念中证明了“人民思想”的正确性。难怪，皮埃尔完全深入人民生活的世界里，而不是旁观这个世界，这表现在他去庄园旅行，甚至表现在波罗金诺战斗时期，他不仅学会了放弃个人的东西，牺牲一切，而且还学会了把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结合起来”。
“生活，有着自己的健康、疾病、劳动、休息、喜悦等本质利益，有着自己的思想、科学、诗歌、音乐、爱情、友谊、憎恨、热情等利益的人们的真正生活”，托尔斯泰证实，这唯一真正的生活独立于庸俗的、不伴随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生活，独立于统治者的政治游戏。但是也就是在这里，他的理想，除了自己的强项之外，还找到了超历史性和局限性。托尔斯泰把人类性格的永恒特性，也就是当达武元帅审问皮埃尔的可怕时刻，突然有人提醒他们说，“你们两人都是人类的孩子，兄弟”，和当时所有政治的和社会的法令对立起来；把所有理性安排生活的试图同体现在卡拉塔耶夫身上自发的群居力量对立起来。
从前体现在托尔斯泰战争题材短篇小说“温顺”士兵们身上的特点在卡拉塔耶夫形象中得到发展；后来，这种类型的人物在托尔斯泰的民间故事、戏剧《黑暗的政权》，以及创作于80年代托尔斯泰世界观转变之后的作品中的不抵抗邪恶的庄稼汉形象中有不同的变体；在中篇小说《哈泽·穆拉特》（1903）士兵阿夫杰耶夫的形象中有不同的变体。
当然，卡拉塔耶夫并没有成为整个俄罗斯民族的化身，虽然他反映了宗法制农民的某些十分真实的心理特点。与卡拉塔耶夫的接近成为皮挨尔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标志。同身为俘虏的卡拉塔耶夫交上朋友后，皮埃尔明白，真正的生活高于任何空想，“幸福就在他本人身上”，也就是说在人的身上。正是卡拉塔耶夫的形象在小说中体现主要的历史哲学思想。
托尔斯泰将历史发展的“自发性”原则形而上学地与人们理性的，目的性很强的活动对立起来。他宣布，具有“非自由的，必然结局意义的”自发性群居生活是历史的财富。后来，他在自己的历史哲学中得出了宿命论的结论。
但托尔斯泰的历史观不属于宿命论。在生活的《战争与和平》里，托尔斯泰所描绘的内在的客观意义与宿命论概念相对立，促使他承认群众在历史运动中的主导作用。因此，在他看来，1812年战争的结局不仅是神秘的“天命”决定的，而且也是由与“纯洁”和“合理性”一块起作用的“人民战争的粗木棒”1148所决定的。
1148“人民战争的粗木棒”是指与拿破仑作战时人民使用的又长又粗的木棒，就是使用这样的武器打败了拿破仑。——译者注
尽管托尔斯泰对战争主题的某些论断是抽象的，但他的战争哲学是强有力的，因为他把自己批评的锋芒针对自由资产阶级的军事作家，对这些作家而言，全部的兴趣在于讲述不同将军的美好感觉和言论，而“有关那5万留在医院和坟墓里的士兵问题”完全不去研究。托尔斯泰的历史哲学，尽管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但仍然是强有力的，因为他把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看作是群众运动的结果，而不是沙皇、统帅和部长们，也就是上层统治者们活动的结果。在对待历史存在问题的态度中依然看得出那种“人民的思想”。
5
在《战争与和平》的创作之初和末尾，托尔斯泰都曾拒绝确定自己作品的体裁，反对把它称为长篇小说，叙事长诗或历史编年史，与此同时他公正地引用整个俄罗斯文学的历史，俄罗斯文学的历史“从普希金时代开始不仅提供了许多这种偏离欧洲形式的例子，而且甚至没有给出一个反面的例子”。在另一些场合他把自己的创作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进行比较，因此，还是指出了《战争与和平》体裁特点中最本质的特征，也就是指出，它接近于人民英雄史诗。
托尔斯泰的伟大创新远不是马上就被人理解和得到评价的。甚至П.В.安年科夫，一位敏锐而公正的批评家，找出了《战争与和平》中的缺陷：浪漫主义发展不足，历史部分比艺术部分占优势。根据他的意见，不能够让历史人物“表现出整个身高，整个宽度和全部的本质”1149。安年科夫没有能够理解托尔斯泰创作的不是传统类型的历史长篇小说，而是在这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史诗，在这里，历史本身在战争的激流中与和平的缓流中为“雄伟壮丽的，深刻而全面的内容”（第13卷，第53页）铺设了轨道。
1149П.В.安年科夫，《Л.Н.托尔斯泰伯爵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的历史问题和美学问题》，载论文集《俄国批评界的Л.Н.托尔斯泰》，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2，第253页。
托尔斯泰说过，他觉得《战争与和平》的文学手法与历史内容是“相矛盾的”。不是单个人物的个人命运为各情节和各部分的艺术连接构成基础。“大历史”在小说中与“小历史”并存，就其实质而言，是“大历史”决定了“小历史”。
尽管《战争与和平》的主要人物不是取自于人民的环境，但托尔斯泰有权说，他在作品中写的是人民的历史。
《战争与和平》的主人公不是单个的人，而是很多人，不是“我”，而是“我们”——我们曾经是什么样，在我们历史的英雄时代里是什么样。很典型的是，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公爵，皮埃尔·别祖霍夫，娜塔莎·罗斯托娃复杂的内心世界是在士兵、农民、地主的家仆们的环境里，在似乎看起来十分遥远，对他们这些在教育、财富和地位方面区别于人民的人很陌生的环境里得到展示和变得清晰明了的。
这一史诗般的，由许多单个性格、肖像和类型组成的人民形象实际上使这部长篇小说变成一部史诗，变成一种叙述，这种叙述具有开放性结尾，但没有那种“兴趣被消灭”的结局。而这也就是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发现之所在。
正是在托尔斯泰选择的历史材料中存在着史诗的灵魂。
1812年的卫国战争，像各种民族解放战争一样，建立了史诗般的和平状态和全民运动的可能性。
但是，史诗不是田园诗，而是史诗般的和平状态，绝对不是平静的状态。民族战争——这不仅是敌对民族之间的斗争，而且是对破坏民族内部习惯的、稳定的生存范围的强大推动力。在急剧的转折时期，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武装力量的划分是按照不同于和平时期的界限进行的，但进行得特别有力和铁面无情。等级隔阂消除了，上层阶级的优秀人物与人民在一起；另一些人与全民族的、人民的利益疏远显得特别不道德，甚至是犯罪。
对托尔斯泰本人来说，创作《战争与和平》的意义在于研究生活，在于试图“探询出”它的原则和确定它方向的神秘力量。在这里，艺术与历史和哲学相关联，在这里，产生了一些似乎只受科学支配的问题。但是，托尔斯泰在写自己书的时候，读了几十本用法语、英语、德语和俄语写的历史和哲学文章之后，相信，科学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或者把次要的和局部的东西看成是主要的和基本的东西，而不正确地提出这些问题。托尔斯泰力求完整地反映历史和生活，这里在无数的偶然事件当中，在十分混乱的日常生活小事当中（由这些日常生活小事构成真正的人际关系，但它们在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看来完全不重要和没有意思），形成了民族的性格和民运，就像形成单个人的性格一样。
“人们就像河流”——对待人的精神生活的这种态度是托尔斯泰全部创作的特点。在《战争与和平》中，这一由他发现的艺术原则使他能够通过正面人物的性格（除了他们历史局限性和社会类型的制约性之外）展示不断变化地消除等级局限性隔阂的才能。
在性格的描绘和史诗的结构布局中，体现了托尔斯泰对各种现象之间全面联系规律的广泛了解——这也就是制约他现实主义大胆革新的品质。
《战争与和平》的每一个场面和每一典型人物的思想和艺术意义只有在它们与史诗包罗万象的内容的结构联系中才变得十分清晰。例如，打猎的场面好像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主题没有任何关系。然而，正是在这里揭示了战争中的人的心理，他追击敌人（在尼古拉·罗斯托夫的骑兵连进攻的情节中，托尔斯泰没有去讲述罗斯托夫的感受，似乎顺便说一说：在打猎时也是同样的情况），同时还揭示了受伤野兽的“心理”，后来直接把拿破仑军队在波罗金诺战役之后的行为与野兽相比较。
由于将艺术概括与详细化相结合，把个性化的和个人的东西与民族的、全民的东西相结合，《战争与和平》不仅成为俄罗斯艺术史上的里程碑，而且也成为世界艺术史上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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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冈察洛夫在谈到《战争与和平》时说，随着这部小说的问世，托尔斯泰成为了“俄罗斯文学的真正狮子”。小说《战争与和平》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并引起批评界的极大兴趣。